路见不平（2）
这时，一些老百姓看着事情要闹大了，就出来劝阻。那个被欺负的老农也吓得直哆嗦。一些好心人就告诉父亲，还是放了他吧，再过三四站，前面就是他们的军营，到时候你也不好过。
父亲冷静下来一想，也是，这份闲事是不是管大了点。再说自己这次出门跟以往不一样，还带着老婆，出门在外，这安全还是第一。唐育之营长说的这江湖义气也的确要收敛收敛了。
火车缓缓地靠进了一个叫花旗营的小站。父亲觉得赶快让这家伙下车，要不然，等到了他的地盘上，就要吃大亏了。
“那好，看在乡亲们的面上，老子今天饶你一条小命。不过，你现在就得给俺下车，快点给俺滚，不要再让老子碰到！”
说着，父亲就把这个官老爷押送到车门口，命令他下了车。
火车又开动了。
谁知这小子，一下车就猖狂起来，破口大骂：“狗日的，你别高兴得太早，你跑不出俺的手掌心的！你跑，你飞也飞不掉。”说着，他随手从站台上拾起一块大焦炭，瞄准着父亲狠狠地砸了过来。
父亲眼疾，头一低，焦炭就擦着父亲的后背重重的砸下去，却正好砸在站在身后的母亲的脚上。这焦炭像石头一样，当场就把母亲的脚砸得鲜血直流。
而这倒是小事，更惊险的还在后面。
这家伙下车后，立即拨电话，通知他的部队，在下一个车站进行了严密的搜查。
火车很快就到了下一站。远远地父亲和车上的人们都看到站台上增加了许多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的手臂上同样也带着“绥靖”二字。父亲知道，这是冲着他来的。怎么办？跑，这是不可能的。再说，还有妻子。
不行，得换个打扮。反正那家伙还没来，这些士兵又不认识父亲。父亲主意一定，就赶紧把宪兵制服全脱了下来，装进一个破口袋里。这时那个刚才受欺负的老农和许多善良的老百姓，也都纷纷从口袋里给父亲拿出自己包里的破旧衣服，给父亲换上。父亲就故意从中挑了两件最破旧的衣服，又找了一顶破帽子戴在了头上。那老农觉得父亲化装得还不像，就顺手从车箱地上抹了两把煤灰，抹在了父亲的脸上。这样一来，父亲还真的变了模样。大家都为父亲捏着一把汗。母亲更是提心吊胆：要是被认出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呀！留下她一个人，那该怎么办？年轻又可怜的母亲不敢想下去。
火车是不紧不慢地靠站了。
一进站，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走上火车，每节车厢两名。士兵们东张西望，一个个盘查：“有没有看到一个穿黄军装的人？”
“没有。”大家似乎都非常的冷静，回答也很干脆。士兵们在车上转了两圈，在真的没有发现“穿黄军装的人”以后，就下了火车。
好在火车停靠的时间比较短暂，十分钟后，就离开了那个可怕的站台。父亲回头看看，那群荷枪实弹的士兵正在那里排队集合……
好险的一幕！
六十年后的今天，每每提起此事，母亲仍然责怨父亲：“就是他多管闲事。”
列车终于到达了终点：浦镇火车站。这里就是父亲一九四五年坐水牢之前考铁路工人的那个地方。现在叫浦口。
路见不平（3）
下车后，父亲搀扶着砸伤了脚的母亲，一瘸一拐地渡过长江，来到南京。接着，父亲就和母亲买了船票，乘船逆流而上，于两天后到达了安庆……
站在轮船上，迎着猎猎的江风，江鸟在水面上盘旋鸣叫，一个漩涡接着一个漩涡在轮船下滚滚而过，父亲的心也恰似这一江波涛，汹涌澎湃……
人这一辈子呀，就像一条船，下了水以后就再也不可能回到岸上了。顺水顺风也好逆水逆风也好顺水逆风或者逆水顺风也好，要么说是恨也好爱也好有爱无爱有恨无恨也好，总有一个港口让你怀念终生，总有一个码头等你到地老天荒，总有一段情感让你铭心刻骨。
六十年后，父亲把一九四七年携妻回家的那次乘船后的经验总结成上面这段话。他说，人这辈子其实就是在水上活着，这水，流到哪里你就漂到哪里，人们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其实水比人聪明多了，水的低处就是人的另一种高处，而且是人无法达到的高度。
父亲的话，发人深省。
水的流向或许是对人的一种暗示吧？
水的流向其实是对人的一种暗示，我想。
二○○三年三月至五月初稿
二○○四年六月二稿
二○○五年元旦凌晨两点第三次修订
于北京北太平庄
尾声
或者一个儿子的思考（1）
这本书，写到这里，该是尾声了。
应该说，这是一本回忆青春时代的书，是一个男人和他的爱情之间的命运，也是四个女人和她们爱情之间的归宿：迷迷糊糊的岁月，羞羞涩涩的恋情，如歌如泣的痛苦。
青春就是这样的一扇门。
从父亲的十七岁到二十岁，我们看到的是父亲最美好又最丑恶、最张狂又最无奈、最透明又最混乱的青春期。而这一切恰好与那个最丑恶最无奈最混乱的时代有了时空上的吻合。
父亲，在本书中或许只是一个符号。但父亲毕竟是我的父亲，我对他对母亲的爱也与时俱进与日俱增。
用当下流行的语言来说，这本书里的故事，绝对是父亲的“绝对隐私”。
而我却成了揭父亲老底的人。
父亲为什么要把他的“绝对隐私”公开示众？六十年了，父亲说，这是一份情债，是他的青春期债务——是一辈子也偿还不了的债务。我佩服父亲的勇气。父亲还说，这也是一份诅咒，是对那个黑暗时代的诅咒！
父亲的隐私，受伤的是母亲。尽管母亲在六十年前已经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但时间在爱和嫉妒面前往往是停滞不前的。可我私下里却觉得，在父亲的恋爱时代，相比较而言，母亲是个胜利者，是笑到最后的人。书中的四个女子，安姐姐、张玉兰和林玉华，或为了爱没有出嫁前就悲惨死去，或委曲求全被迫嫁给了自己不爱的男人，或隐苦含痛一辈子不嫁走完孤单的一生；而只有我的母亲，命中注定她成为父亲的妻子，把一场无爱的婚姻坚持到底，直至胜利。这个中的滋味回溯起来再静坐细琢磨，当年十六岁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甚至没有说话权利的母亲，真的有些稳坐钓鱼台的感觉，母亲放长线钓大鱼。而父亲这条在一九四四年农历四月十二就上钩的鱼，无论怎么在生活的水里折腾，跑得再远，却怎么也没有脱钩。母亲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无怨无悔成就了她的远见，成就了她辛苦的一生和幸福的晚年。而在这本书中，母亲只是她们这四个女人之中的一个配角，但这个配角确实是出色的，深刻的。直至如今，苦难已把母亲导演成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的主角。
但无论怎么样，在人生的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父亲母亲是怎么走过来的，也看到了他们将怎样走去。
父亲是个乡村小学教师。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解放前的一九四九年春天就考入了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期军官学校的一名学员。后来因为无柴无米无处宿无亲无朋无人怜的母亲无法抚育出生才六个月的大哥，父亲不得不转到地方工作，先后参与并领导了家乡反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解放后，父亲先后创办了两所小学和怀宁县机关干部扫盲学校，之后又下乡指导创办扫盲学校（怀宁县第一个被邀请参加一九五二年国庆观礼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黄春荣，就是父亲教的扫盲班学生）、创办合作社，多次被评为县、安庆地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直到一九五六年打成右派，之后劳教、劳改长达六年；在紧接着的十年文化革命中，父亲变成了反革命变成了走资派变成了牛鬼蛇神。一九七九年，蒙冤二十二年的父亲枯木逢春，平反昭雪，重返三尺讲台。直到二十年前，年过花甲的父亲以高级教师的身份退休了。其中的故事我将在另一部书里告诉你告诉这个已经彻底变化了的世界，我曾暗暗地决心在四十岁之前完成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只不过是父亲人生中的一个插曲。如今，生活在生我养我的那个皖西南乡村的八十岁父亲，每月还能拿一千多元的退休金，这足够让我那下一点小雨就泥泞的故乡的那些卖稻谷比卖狗屎还难的乡亲们羡慕的了。
或者一个儿子的思考（2）
自进入新世纪后，早已过古稀的父亲就悉数将自己的工资每月领回来就立即交给母亲保管和支出。为此，作为儿女的我们曾笑话父亲现在是患了“气管炎”了。父亲哈哈大笑地埋怨我们一句“没大没小的”就一笑了之了。
而这对母亲来说，是破天荒的。而母亲一定要管父亲的钱也是有她的理由的：“他这个傻老头子，老是打麻将，老是输。那么大年纪了，老是信别人哄，和了牌自己都不知道，钱尽被别人拦走了。”这时，你就会发现，已经老掉了牙瘪了腮的母亲的脸上就有了些当家作主的浅浅的满足的笑容。这种不经意的笑容不注意观察你是发现不了的。
母亲的笑容如菊，从容灿烂又辉煌。
其实，这样温馨的笑容，对于我母亲来讲，也就是最近十年才慢慢地爬上她的脸庞的。
对于母亲，这笑容，应该是久违了的。
对于父亲，这笑容，应该是他欠了母亲的。
父亲欠母亲的太多太多。
更多的是父亲不是一个好丈夫。一个不尽责尽职的丈夫。
父亲现在之所以把″经济大权″交给了母亲，与他年轻时嫌弃母亲壮年时抛开母亲让母亲受了一辈子苦有关。
“我对不起你们的母亲。”父亲说，“没有你母亲，也没有现在我们这个家了！”父亲多次在公开场合诚心诚意地对我们兄弟姐妹说。
父亲说这话时，如果母亲也在场的话，母亲就会大胆地唠叨埋怨两句，说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假码的”，“从我十六岁嫁到你们丁家，我什么时候享过福，还不是做牛做马……”，“你一辈子什么时候想过别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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