肤色族裔的人，一步步往下撤，不慌不乱。
可到了十八层以后，气氛突然紧张。救火队员们一个个往上冲；警察也夹在其中。大家非常自觉地配合他们，人群中有人主动地叫喊：“请让出左道！让出左道！”妇女、老人赶紧向右靠，这样右道下楼的速度就更缓慢了。
这是很感人的景象，特别是那些救火队员在我们往下逃生的时候，他们明知前面有危险，生死难卜，却背着很重的消防器材往上冲！在以后我们得到的信息中证实，首批找寻到的尸体有不少是救火队员的。
整整一个半小时，我终于从八十层走到了一楼大厅。
大楼外面人山人海，气氛更加紧张。警察、救火队员、记者……逃出来的人与亲人拥抱，有人激动地高呼：“Ive made it！Ive made it！”（我出来啦！我出来啦！）我看见不断有东西从上而下哗啦哗啦地掉下来。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和警察大声喊叫：“Dont stay here！ Move！ Move！ Keep moving！”（不要停留，离开，赶快离开！）也有人喊：“Get the hell out of here！”（赶快离开这鬼地方！）Hell，就是地狱的英语单词。此刻，我才对这个单词有了具体的感受。
我这时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赶紧给小玲打电话，不愿停留片刻。当我迈步快速离开的时候，我感到腿脚已经发软发酸。幸好我平时注意健身，再加上我的鞋非常轻便，是花了四百多块钱在多伦多买的法国休闲名鞋——Mephisto。今天看着这双鞋，特别有感情，因为救我命的，它也是一份子。记得当时有人走出大楼就累得不动了，特别是那些平时缺乏锻炼的胖人。我与他们竟发生了生与死的差别。
记不清周围有些什么街道名，不远处有一座桥，桥下是
高速公路。我当时不顾疲劳没命地朝北奔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赶快给小玲打电话，让她别过来找我，这儿太危险了。这不是无端的担心，以后的事实证明，受伤住进
医院的好几千人大多是跑过来找亲人或是看热闹的。而我有一种预感：楼会倒塌，或是发生大爆炸。
我一跑进桥底，忙着从包里掏手机，刚要打开，只见那座大楼开始倒塌下来。
真是亲眼目睹于第一时间，那座楼倒塌得就像一块融化的巧克力，所不同的是伴有巨大的轰鸣。这轰鸣声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只觉得周围上下都是声音。其中还夹杂着人的惨叫声，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更可怖的景象，黑色的浓烟高达四五十层楼那样，如漫天浩水急涌而来。……我赶紧再跑。
我的手一软，手中的电话掉在了地上。先是觉得顾不上了，跑了几步又转念一想，要打电话呀。跑回弯腰去拣，眼镜又掉了下来。这眼镜我不打算要了，接着再跑。后面却有人用英语喊我：“Your glasses！”（你的眼镜！）回头一看，是一个东方人，也是从大楼里逃出来的，他竟把眼镜拣了起来，交到了我手上。谢过他之后，我与他又继续奔跑，各自逃生，不过这个在逃生中还弯腰替别人拣起眼镜的好心人，我是忘不了的。
就这样大概又跑了十五分钟，才渐渐转过神来，停下来向别人打听到中国城怎么走。我以后才知道，在我逃命的同时，牵肠挂肚、焦心如焚的我的亲人们的具体情况。
2001年9月11日—— 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小玲／
对我来说，2001年9月11日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一幕！每当回忆起那一天，我都好似又要经历一次生离死别般的煎熬。几次想写，却都在写下两行之后就写不下去了。现在，我决心写下这一段。我要用我这一天的经历，时常提醒自己，人生的路既长又短，要时刻珍惜所拥有的一切：爱情、亲情和友情。而这一切又和两个字相关连：牵挂。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从布鲁克林坐地铁到曼哈顿。过桥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声叫了起来：“世贸大楼着火啦！”。我当时正背靠窗坐着，与世贸大楼反方向，无法看到着火的情形。想想也可能就是冒烟而已。我随口说了一句：“我先生在世贸上班。火大吗？”没有人回答我。只见好几个人同时递上他们的手机：“你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我心想，我也就要下车了。下了车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我一一谢过那几个人。
下了车，我走到中国城的中央大街上，抬头往世贸大楼望去，不禁心头一沉。巨大的火焰从楼里冒出，浓烟滚滚冲天，世贸大楼就像两个巨大的烟囱一般！难怪在车上没人回答我的问话，而是让我打电话。纽约人在非常时刻是非常善良的。思进就在北楼八十层，他……我不敢再往下想。
我赶到了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小莺的办公室，抄起了电话。当时是九点左右。他办公室的电话已无人接听。打他的手机，也不通。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是去世贸大楼呢，还是留在原地？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下意识地朝着大楼的方向走去，想设法得到新的消息。从远处我眼睁睁地看着世贸大楼在大火的吞噬中呻吟着，巨大的火球，冲天的浓烟，就像在对世人诉说着她们的不幸。我的心也揪得紧紧的，想象着思进被大火包围着的恐惧、痛苦和绝望。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般滚落下来。那天街上混乱不堪，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不停地穿梭，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为何飞机会一架接着一架撞击世贸，究竟是怎么回事？
由于通往曼哈顿下城的路已被封锁，十点左右，我又回到了小莺的办公室，看见墙上电视屏幕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飞机撞击大楼的录像，我又忍不住失声痛哭。奇怪的是在播实况时，世贸只剩下一栋了。小莺把我引到了外面，我问她：“我怎么只看见一栋楼呢？哪一栋是One World Trade（即思进所在的那栋）呢？”虽然在纽约生活多年，却从来没有去搞清哪一栋是One World Trade。我让小莺帮我去问一下火烧到第几层了？怎么只看见一栋楼？因为我已哭得无法说清话了。可小莺只顾安慰我，也不帮我去打听一下。我觉得奇怪，她是怎么了？我絮絮叨叨地对她说：“你看火这样大，他会逃出来吗？就算逃出来也一定是伤得不轻。我们为什么要到纽约来，在多伦多呆着多好。我不该由着他的性子来这里，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我突然又心存侥幸地想到，出国前上海那个有名的王瞎子不是说思进至少能活到八十三岁吗？他不会那么早就走的。他早上还高高兴兴地和我道再见，难道那会是我们的诀别吗？！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其实小莺已得知一栋大楼已倒塌，她不想告诉我，以免增加我的悲伤。她觉得一栋楼倒了，另一栋也快了。所以她把我引到外面，不让我再看电视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和路人述说逃生的经过。他浑身上下被蒙了一层白色墙粉。我们也凑过去听着。随着他的眼泪往下流淌，我们才发现他是非洲裔人。只听他说：“完了，完了！两栋楼都倒了。”我脑袋顿时嗡的一声变成了一片空白！小莺不停地摇晃着我的身体，仍安慰我说：“他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我在心里也千遍万遍地这样假设过。但一旦得知那么坚实的两栋楼都倒了，再有侥幸的念头，恐怕也无法逃避这铁一般的事实。他八成被活埋在里面了。我麻木了，流了两个多小时的泪，此时再也流不出来了。
直到小莺的手机铃响，我才恢复了一点知觉。她听到一半后突然“哇”地失声哭叫起来：“小进活着，他活着！他已经在我们的办公室了！”我半信半疑地望着她，机械般地重复着：“他活着，他活着？”那绷得紧紧的身躯一下松弛了下来。我突然感到头剧烈地痛了起来，牙龈也跟着隐隐作痛。但我好像又渴望着疼痛感，因为它能赶走我的麻木。由于两个多小时不停地奔走，双腿也不听使唤了。最终，小莺拖着我那精疲力尽的身躯回到了她的办公室。
我记不得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也不记得小莺一路上都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当我和思进四目交接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小玲，我只差两分钟就见不到你了！”而他的神情竟然那么地轻松、自如，虽然一身大汗，略显疲惫，但却毛发无损。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让我牵挂了一上午，并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他。
911以后一连几个月，我都无法平静。电视里，报纸杂志上有关911的报道，都会让我情不自禁地为那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流泪。遇难者的追悼会一个接着一个，想想有近三千人呢。我常常想，是什么样的巧合让思进遇上911？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他逃过那一劫？因为那天在世贸大楼里面的人只要找不到出口就完了。而就算能够逃出来，一块砖，或者一片碎玻璃砸在头上也会致命的。那天受伤的人也有成千上万。他非但没有在那三千遇难者之列，而且还“完好无缺”。这更使我对那些受难者的家属感到深切的不安。直到听说政府将对911的所有死难者家属发放一百七十万元的补偿费，才使我渐渐地平静下来。虽然钱的本身并不能弥补失去亲人的痛，但国家和政府表现出的关心，至少会使他们感到一点安慰。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要是我那天走了，你能拿一百七十万（美金）的补偿费，我在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你可以衣食无忧地过完下半辈子。”我无法想象怎么能够拿他用生命换来的钱，去过那衣食无忧的下半生。这让我想起了一篇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好像是说有人对补偿死难者家属一百七十万元颇有微词。试想有哪一个人会愿意接受这样的钱，这可不是中“乐透”啊！再多的钱都无法弥补失去亲人所留下的创伤。
我时常在想，那些一生下来就失去父亲的遗腹子，那些永远失去儿女的老人，那些无法幸福地踏上红地毯的情侣，那些再也无法携手并肩走完人生的眷属……和他们相比，只要我俩在一起，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