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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克利夫兰，我连这个城市什么模样还没看清楚，就不得不做第一件事：交学费。学费一交，身上就只剩下二百美元了。这可让远到他国、举目无亲的我第一次傻了眼：二百美元！在消费水平如此高的美国，这以后可怎么生存？
生存危机立显眼前。
八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时，我感慨地对家人说：我是离开大学十年后到美国又进了大学，一样的读书，都是“机械工程”。十年前是用中文攻读学士；十年后在美国用英语上硕士课。十年前按毛主席说的“学生以学为主”，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不用为生计发愁；而十年后不但要“Full…time”（全日制）读书保持合法身份（按美国移民局的规定，F…1签证的海外
留学生必须每学期得九个学分，三门课以上），还要“Full…time”打工以维持生计。
说到底，一个字：穷！假如出国时就腰缠万贯，哪怕一万美金，我就可以上费城Temple University这样的名牌大学；假如有奖学金，我一年就可以拿下学位，赶在1993年之前拿到绿卡，那今天可能又是另一番天地了；假如，……但是可惜，历史没有假如。
当时的中国还是个穷国。但是对穷并不那么感同身受。当年举国上下一律清贫，使人徒增了不少悠然自得的“平等感”。可一到海外，中国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多么的穷，自己的国家又是多么的穷。中华民族在“勤劳”、“勇敢”的形容词之外似乎还可以再加上“贫穷”二字。许多人出国就是为了不再受穷。
很多自费留学生花了多年的积蓄只够买一张从中国飞到美国的单程机票，下飞机时兜里往往所剩无几了。无论学的是天体物理、还是文艺美学，在课堂上装模作样地探讨学术问题前，都要进中国餐馆洗盘子、当“企台”（即“跑堂的”）。
我也和大多数自费生一样，只有一个“高招”：给中餐馆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很快，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发现那些中餐馆的华人都在讲我“识听勿识讲”的粤语为主！连语言交流都有困难，就别说去打工了。
失望之余，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找同学们去打听情况。
从同学们那里得来的信息使我颇感意外：“什么？打工？你不知道吧，我们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是‘公派’的，要么就是有奖学金的，他们根本用不着打工，自然也不知道哪儿可以打工了。”
公派就意味着“吃喝玩学”全有人掏腰包了，不用为钱发愁。这在一切都要钱，一切都是交易的商业化的美国是多么幸福啊！在这群人当中，我这样以打工维生的留学生反而倒显得很另类了。
刚到美国几天，我就初步领略了被商业利益遮掩起来的美国。电视频幕上无数商业广告，小至推销尿片、牙刷、牙膏，大至几个月后对
伊拉克的开战。围绕商业利益而转的不仅有商人，还有大小政客。商业利益不仅需要人喝可乐，更需要人看三级片、四级片，还需用数不清的报刊杂志制造各种偶像来敛钱。政客们则靠煽动各种各样的偏见和仇恨来打垮对手。总之，这一切都离不开钱。
许多人或许不知道，同样是出国，同样是留学，不同时期不同方式的出国，也使得出国者在国外的际遇大不一样。我还是在来了美国多年以后，才感悟到这些的。自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基本上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4年，这个时期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基本上在海外有亲戚的帮助，读书、工作都进展顺利。毕业后不到一年，就能拿到绿卡了，并且很快就安定了下来。——这算是“外靠派”。
第二个阶段是1985～1995年。这个时期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尤其困难。他们大多数身无分文，到了美国一落脚，就找打工的地方，挣了一笔钱，才能开始读书。然后断断续续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读完书后，找工作，办绿卡。特别是1990年4月11日之后出国的留学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办绿卡特别困难，因而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就业、发展机会，想要成功更是难上加难。——这算是“内外两不靠派”。
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以后至今。这个时期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好些人带了一笔钱，一出来就在学校读书，不用打工。读完书以后，不少人就回国了。——这算是“内靠派”。
而“好事”全让我给赶上了——我正是1985～1995年间自费出国的。而且又正是1990年4月11日之后出国的！我是真正的“内外两不靠”。没办法，自古华山路一条——只有靠打工维生。
无论是电影电视上看到的美国，还是我在书本上读到的美国，此刻在我眼前都变得依稀模糊，眼下对我而言只有一个词：打工，打工，再打工。打工生存发展。
事后才知道，在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这个学期只有我和另外两个中国同学，我们三人是该校第一次以没有奖学金的办法录取的中国大陆人。即使这样，另外两个同胞的情况也和我很不一样：从深圳来的小邓带了两万美金。而从北京来的小薛，因六月就到了美国，在洛杉矶打了三个多月的工，手头的积蓄已有七千多元，生计一时没有问题。只有我，陈思进，要是不打工，别说读书，怕连饭都吃不上了。
“打工？”小邓、小薛爱莫能助地看着我。
真急啊！我这时才对马斯洛为何把生存需要放在了人生五个需要的第一个层次，有了实实在在的理解。
“劳动创造历史。”
“不劳者不得食。”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这样安慰自己，为自己打气。
全工全读／思进／
天无绝人之路。
也许每一个刚刚出国的自费留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山穷水尽疑无路”，找工找得望眼欲穿，正要泄气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救命的机会突然从天而降。我也是这样的。正在我急得快要泄气的时候，在同学家看到一份《世界日报》，这是北美最大的中文报。先看报再说吧！突然，我看到一个广告：“新开张餐馆招人”。
有时候报纸的确是旗帜，是指路明灯！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抄起电话就打。
真算运气好，这回电话那端传来的是亲切的“乡音”——是国语声！（港台、海外称普通话为国语，我觉得这倒挺准确的）。只是她的国语不卷舌，而且还拖着尾音。对方介绍说，“Zesty Hunan”（湖南美味）快餐店开在位于市中心最大的商业广场“Tower City”内。餐馆刚开张不久。接电话的是老板，叫Jennifer余，是台湾人。
我心急如火，开口就说：“我要找工。”
她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什么身份？英文怎样？有没有经验？……”
她眼下是“资本家”，她有权这样盘问。
我当时很自然地比后来冒出的崔永元还实话实说。
我告诉她，我虽然没有经验，但我反应很快，什么都一学即会。
就这样拉拉杂杂的，还聊了一些无关的话题。好像话语是某种资本似的，越多越好。为了套个近乎，我说话时尽量向着她的口音靠拢。可说老实话，那时我除了我这个人和“乡音”以外，也实在没有更多别的资本了。
最后，她说：“明天上午你过来‘见工’（港台人招工面试的意思）吧！”
可明天上午有课。况且，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实在不能再拖了。
于是我忙问：“现在行不行？”
她说：“哎呀！我现在马上要回家了。这样吧，我老公阿强在，但他不会说国语，只会说‘粤语’和‘英语’。”
我说：“行，我英语行。”
因为学校也在市中心，当时我和小邓、小程租了一栋楼的底层，有三个小房间，一人一间，七十美元一个月，那里离校很近，离“Tower City”的快餐店距离也不远。这一段路，我是以百米赛跑的速度跑过去的。路边的行人都恐慌地侧身让在一边儿，不知出了什么天大的事情。在美国除了抓罪犯，是没有人狂跑如飞的。
可他们哪里知道啊，这叫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金钱呢！
路上，我想好了一肚子的话，该怎么讲第一句、第二句……
想不到，和阿强一见，没谈几分钟，我就被定下来：明天去上班！工资每小时四块二毛五（这是当时美国法定的最低工资），工作时间每天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一周五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这么快就定下来了？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只见阿强笑着说：“其实我老婆已吩咐了，只要你看上去人老实，英文还可以就行了。”
老实？我暗想，自己这模样，大概是与国际接上了轨，应该算符合国际标准的老实人吧！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不远万里，来到美国，资本家一眼就洞穿了自己诚信的劳动人民的本质。
就这样，我在美国很快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我把此事告诉同学，同学们都觉得我顺利得不可思议：这么快就找到了工作！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这件事情在克利夫兰一时传为美谈。而且，更有戏剧意义的是，我是克利夫兰中国学生中第一位“勤工俭学者”！
“勤工俭学者”！我们老一辈出国的不也都勤工俭学吗？周恩来、邓小平……在这一点上，我陈思进也和他们接上了轨了。从此，我也加入了支援美国人民建设的行列，发扬了一点国际主义精神吧。
我当然知道，我“支援”美国已“支援”得太晚了。华人前辈一代接一代地早把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留在了美国。美国人太聪明了，他们以优良的政策让天下英才为美国打工。不光是中国人，印度人，
墨西哥人，就连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东欧人也成群结队而来。美国人选择的是各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亲属移民不在此列）。当他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