蠡袢ぃ坏诘胤剑鞯扯懒�**，正在酝酿着反攻。
数日后，昌明党大老王恭从京口入朝，参加孝武帝的葬礼。入朝前，有人劝他乘机率军入京，诛杀王国宝。但因孝武帝的死事出突然，且豫州刺史庾楷也有一支军队尚站在道子党一方，在没有与另一昌明党巨头殷仲堪协调的情况下，王恭担心事情不成，独自承担造反的罪名，因而没有答应。在道子党一方，王绪也劝王国宝乘王恭入朝的机会，伏兵将他杀死，结果也未等到批准。毕竟现在东晋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掌握在昌明党手中，司马道子等人也不敢轻易摊牌。孝武帝的葬礼仍然平静地完成了，双方并未擦枪走火。
十月十四日，王恭返回京口，临行前警告司马道子说：“当今主上暗弱，执政的责任就更加重大，这是连伊尹、周公这样的大才都不易做好的事。希望王爷好自为知，亲自处理国务，多采纳忠正的言论，疏远奸佞的小人！”旁边的王国宝听到这话，对王恭又恨又惧（看来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王恭回京口后，王国宝、王绪等人都向司马道子指出，应该设法削去王恭、殷仲堪的兵权。这个建议虽然理由很充分，道理很正确，但实际**作谈何容易？没等他们制定出削藩的实施方案，王、殷二人已采取联合行动，上疏要出兵北伐，同时开始整兵备战。司马道子当然知道他们两位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便以白痴皇帝的名义下诏，用夏天出兵妨碍农时的理由令他们解严，不准北伐！
然而一纸诏书岂能阻止王恭、殷仲堪两位的“爱国激情”？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七日，王恭正式上表，列举王国宝的罪状，请求清君侧，连北伐的幌子都不用了。而荆州的殷仲堪也在桓玄的鼓动支持下，宣布响应。
事到临头，王国宝露出了草包本色。同党王绪劝他杀掉朝中的昌明党分子王珣、车胤二人，然后挟持安帝与司马道子出兵讨伐京口。王国宝先已同意，可等王珣、车胤二人到了以后却又不敢动手了，还傻呼呼地向二人问计：现在怎么办啊？
王珣说：“王恭、殷仲堪和你又没有深仇大恨，所争得不过是权位罢了。你放弃权位不就没事了？”王国宝有点不自信：“你该不是把我当成曹爽了吧？”王珣“诚恳”地说：“这叫什么话？你哪有曹爽的罪大啊？王恭又岂是宣帝（司马懿）？”车胤在一旁继续吓唬他：“当初桓温何等英武，攻一个寿阳尚且久攻不下。如今你若出兵讨伐王恭，他一定收兵守城，京口岂是容易攻下的？到时候京口攻不下，而上游的荆州军又到，唉，我都替你担心！”
注：公元369年，桓温北伐后燕，大败而归，将战败责任推卸给豫州剌史袁真，袁真又惧又怒，便据寿阳造反，叛降后燕。桓温亲自出兵讨伐，于太和五年（公元370年）八月围寿阳，至咸安元年（公元371年）正月克城，擒袁瑾（袁真之子，袁真此时已病死），历时六个月。
王国宝吓坏了，惊慌之下辞去官职待罪，但随即又后悔了，让人去弄一份诏书，让自己官复原职。但现在已经由不得他了，因为害怕的人并不止他一个。司马道子不敢对抗两路大军，又见王恭的矛头指向的是王国宝而不自己，决定丢车保帅，派谯王司马尚之逮捕王国宝、王绪，移送廷尉审判。四月十七日，即王恭声讨王国宝十天后，朝廷下诏赐王国宝自杀，王绪斩首。同时，司马道子派人去见王恭赔礼道歉，王恭也不乘机来个一劳永逸，便收兵回京口。另一方面，荆州刺史殷仲堪虽然响应王恭，但他胆小怕事，一直干打雷不下雨，并不敢真正出兵，等听说王国宝被杀了，才威风凛凛地挥师东下，司马道子连忙又写信道歉劝阻，殷仲堪赚足了面子，班师！
这一轮的斗争以道子党的大败告终，不过细察经过，可发现双方的水平也就和意大利打仗、中国队踢球一个档次（国足最近好象有所进步，希望不再是昙花一现），只是在一群笨蛋之中比较谁更笨而已。此时的东晋领导层，可以说是自东晋建立以来水平最低的，不过这种状态已经不会维持太久了。
战事再起
低头服软总不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司马道子的妥协退让，激起了道子党内一位新秀的愤慨，他便是司马道子的世子：司马元显。比起只在喝酒、睡觉方面比较有心得的父亲，实岁只有十五岁的司马元显聪明机警，英锐果敢，虽然只是初三学生的年纪，但因为是皇族，已经官居侍中。他向父亲司马道子进言，认为王恭与殷仲堪二人一定会成为大患，这次我们虽然借王国宝的脑袋躲过了初一，还能躲过十五去？所以不可不在暗中加强戒备。
司马道子是个没什么主意的饭桶，又刚刚损失了最得力的二把手，一见司马元显说得好象很有道理，那么好吧，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也就是王国宝丧命的同月，司马道子任命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中央的警卫部队和徐州的文武官员都配属给了他。好好干吧，你办事，我放心！
除了司马元显之外，王国宝死后司马道子最信任的人，是负责逮捕王国宝的司马尚之和他的兄弟。谯王司马尚之，是晋元帝司马睿叔父司马承的曾孙（司马承在第一次王敦之乱时，任湘州刺史，忠于朝廷与王敦军队作战，不敌被杀，是晋帝国的“革命先烈”），与弟弟司马休之都是当时司马宗室中比较提得起的人物。他向司马道子建议说：“如今各地藩镇强大，而中央弱小，宰相权轻，相王应该挑选最亲近的人，在外边建立起忠于自己的藩镇。”道子深以为然，经过一番筹划，采取了第一个重大措施：任命王国宝的哥哥王愉为江州刺史，防备荆州的殷仲堪。
江州的治所在寻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是一个大州，辖区根据时间段的不同一般在十到十一个郡，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福建两省，不过较之地广兵强的荆州，还是比不上。为了加强王愉的力量，司马道子又自作聪明地调整了东晋的行政区划，将豫州的四个郡划给江州。
早在战国时的楚国几位门客就已证明，给蛇画上脚，并不能让它变成龙，如今司马道子又把这个实验重做了一次。他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豫州方面的强烈反弹，豫州刺史庾楷勃然大怒：你要提拨王愉是你的事，可凭什么从我的盘子里切蛋糕？上疏抗辩说：“江州不过是内地，不用太多防卫，而西府（指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当时是豫州的治所，此处代指豫州）北临后燕、北魏，与强大的敌寇相联，不能被削弱！”因为庾楷本也是属于道子党一派，所以司马道子才放心大胆地削减他的地盘，现在看到他的上疏，不觉一楞：老庾啊，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啊？江州需不需要防备你还不懂吗？于是不答应庾楷的请求，该割的还是得割。中央决定你也不服从吗？我们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到哪儿去了？
可让司马道子没想到的是，庾楷是一位拥有斗争精神，维权意识很强的刺史！在他看来，道子党的集体利益那算个鸟，既然你司马道子这么不仗义，我庾楷何必要在你这棵树上吊死？于是，庾楷改换门庭投靠了昌明党，到旁边的树上多试几次。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七月，庾楷派他的儿子庾鸿为使去见王恭，游说他说：“如今的司马尚之兄弟，专权为祸超过了王国宝！现在就开始假借朝廷的权威削藩，先是豫州，今后还指不定轮到谁呢。趁他们现在的阴谋还没有蕴酿成熟，我们应该早做打算。”因为昌明党的力量主要在地方，如果今后削藩扩大化，受损的自然主要是本党同志，所以王恭对庾楷的看法深表赞同，立即派人去通知殷仲堪和桓玄。殷、桓二人也表示同意，并公推王恭为盟主，约定一同发兵进逼京城。但因为殷仲堪给王恭的回信在传递过程中字迹模糊，使王恭不能断定是否确系殷仲堪手笔，而且去年殷仲堪失期迟到，也没妨碍王恭轻松得手，于是王恭决定不管殷仲堪，先行起兵。
王恭的决定遭到了手下大将，北府军此时的实际领袖刘牢之的反对：“将军您是朝廷的国舅，会稽王是天子的叔父，本是一家人。而且会稽王秉政以来，并没有得罪将军，前不久还为了将军杀掉了他所宠爱的王国宝，对将军您的尊敬礼上，已经不少了！最近这次人事调动，虽然不能说十分恰当，可也算不上什么大错。而且他割得是庾楷的地，于将军您又有什么损失？晋阳之师（据《公羊传•；定公十三年》载：晋国大夫赵鞅调动晋阳的甲兵，以清君侧为名，驱逐了荀寅、士吉**。后便将以清君侧名义起兵称为“晋阳之师”或“晋阳之甲”）岂可一而再地发动？”王恭不听，上表指责王愉和司马尚之兄弟的罪行，请求朝廷准许他出兵讨伐！
王恭之所以不听，是因为他有十二分充足的理由看不起刘牢之：一、刘牢之的出身不过低下的寒门，和自己太原王氏的高第没法比；二、这家伙长得又不帅，紫红色的大脸庞活象终日劳作的屯田户，和自己出去巡视，如春月柳旁边站棵歪脖子松；三、兵头一个，粗俗无知，对于清谈这种时尚的高雅艺术一窍不通。可见，当官的几个必要条件，刘牢之全都违章了！要不是看他确有几分蛮力，很能打仗，可充鹰犬，大晋朝的干部编制中怎么也不会多出这么一号人。象自己这样的杰出人材（王恭曾言：“仕宦不为宰相，才志何足以骋！”意思就是说，让我当官如果不当国务院总理，那就是浪费国家的人材资源！），用得着这个老粗来指手划脚么？我要是听了他的，岂不是很掉价？
再说司马道子听说庾楷倒戈，非常惊慌，忙派人寄信去劝他回心转意，其言词哀婉，活象被负心郎抛弃的痴情女：“当初你我之间，恩同骨肉，曾一起在帐中喝过酒，一起结下互不背叛的誓言，彼此间何其亲密！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