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外患是他一贯的理想，从他未公开的遗嘱里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旦发现袁另有图谋，他就会挺身反对。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蔡锷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 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由法庭解决，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 “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 安。”内战迫在眉睫之际，黄兴曾派密使请他出兵讨袁，手书“寄字远从 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 一联相赠。他不仅致电黄兴、李烈钧、陈炯明 等极力劝阻，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如果大总统有谋 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 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 不退职，那时可用武力对付他（等到袁世凯称帝，他在《讨袁檄文》里 把暗杀宋教仁定为袁的第七大罪）。他和浙江、四川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 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力劝动兵。他还联合四川、贵州、广西都督发表 通电，反对战争，说如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民国。
蔡锷的态度往往让人不解，其实，他的态度很明确，他只忠于民国， 而不管是谁当政，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动用武力挑战共和原则。
“二次革命”终于爆发，虽然蔡锷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 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同种相残，杀机 大启”，“非国家之福”。他是始终反对内战的，所以他反对袁为将士授勋， 认为这样做无疑是“奖励残杀同胞”。
等到袁镇压了孙、黄等人的武力反抗，把整个民国变成囊中之物，几 乎只剩下远在西南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蔡锷曾联合 黔、桂等省试图居间调停，主张双方罢兵，用法理解决，当然为袁所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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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袁世凯发出大总统令：“云南都督蔡锷迭电因病请假， 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 10月上旬，蔡锷辞去云南都督，动身进京。 早在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 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由此看来，他进京未必 是被迫的。袁曾同意他的同乡熊希龄的提议，由他任湖南都督，但他进京
以后袁却再也不提了。
作为历史转折关头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手握兵权的蔡锷尽管离开了 云南，但他的旧部、他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是唯他马首是瞻的，在云 南依然有他潜在的势力。在北京的两年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 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 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他，说是磋商 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召他进京本意也就是“槛虎于柙”。袁曾对曹汝 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
从《蔡松坡集》可以看出，这二年多他没有发表什么政见，也亏他沉 得住气，期间留下的主要是经界局的文件。他深知让他到经界局是敷衍 他，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陚也是治国要政，很想有所建树。不长时间（从 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他就编印了《中国历代 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巨册。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办事认真、踏实、 细致和严谨。大约只有这个经界局与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 点事。
1915年8月，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已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 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蔡 锷一方面风花雪月，韬光养晦，终日沉湎于八大胡同以迷惑袁的耳目；一 方面领衔签名支持帝制，包括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 张一爵、陈仪等12位将军都签了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 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使袁对他深 信不疑。因此，后来袁的统率办事处才会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他坦然 答复：
“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 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
其实，他一直暗中与梁启超频繁来往，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 筹划护国大计。梁当时可以说是执舆论界牛耳，连袁的大儿子袁克定也说 他“领袖名流”，得他一言，“贤于十万毛瑟”。蔡锷对帝制的态度很大程 度上受梁的影响。“筹安会”发生第二天，他到天津密访恩师，梁说自己 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堂堂正正地反对。他则是军界有大力的人， “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不久，梁启超就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蔡鳄 则隔几日就去一趟天津，等部署已定，他们先后南下。蔡于1915年11月 中旬秘密离开北京，取道日本、上海、香港，转河内，12月19日抵达昆 明。梁则于12月18日到上海。临行前师生相约一一
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蔡锷《盾鼻集》序）
袁曾对身边的亲信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焊远 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 大患，并感叹“纵虎出柙”，言辞之间隐有悔意。云南独立前的一天，蔡 锷最后一次忠告袁，“痛哭陈词”。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则一律列数袁的罪
状，称其为叛逆、“谋杀凶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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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袁被迫取消帝制，他虽然坚决反对袁继续当总统，但他也说自己 对袁“多感知爱”，多次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 凶国害家之举。”他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 情”。由此看来，他对袁是有一定个人感情的。但袁一旦背叛他自己宣誓 效忠的共和、帝制自为，他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在他看来，这
是“为国民争人格”。这才是真英雄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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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13年进京前，蔡锷曾通电发表过大量政见。
他的政见前后也有些变化，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誓死捍卫民国 的立场从未动摇过。
他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他致电孙中山等坚决 反对君主国体，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他提出要破除省界，用人不必
存政见、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这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 也不无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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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的通例。袁上台后，他提出应组织政党内 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意见纷歧，水 火不容，他主张解散各党，另组健全的政党，并愿意先取消他领导的共和 统一党。他说“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并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 何能退！ ”
此后，他首倡军人不入党，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一切政治组织。 同时，反对军人结社，认为因政见不同而以武力为后盾，很可能破坏和平， 推倒内阁也太容易。
这些看法都光明磊落，浸透着共和精神，所以袁氏称帝，他第一个起 来反对。云南举义目的就是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绝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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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胜利在望，他▲再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1916年6月21日， 他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
唐继尧本是蔡锷的老部下，蔡进京前推荐唐继任云南都督。云南举义 是大势所趋，滇军上下都拥护蔡锷，民心也是如此，他在当时的云南实在 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但他坚持所有布告都以唐为首，以表明自己志在讨 袁，不争权力，自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亲临前线。唐只交给他“三千羸 师”，和不足两个月的给养。到后来已是“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屡 次请求增援，唐总是空言搪塞，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好在他誓师时 就抱有必死之心，愿与民国共死生，所以能以孤军当大敌。他自认为“此 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 壮快也。”（1916年5月16日给妻子的信）
袁世凯一命呜呼，战事也就结束了，奇怪的是唐继尧的援军反而陆续 向四川出动。蔡锷在气愤之下致电责问，晓以大义。他哪里知道唐得到首 义的美名，却抱着大云南思想，要把四川也变成自己的地盘。蔡锷的死使 唐顺利成为西南大军阀，据说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
蔡锷心地光明、纯洁，生平不爱钱、不慕高官厚禄，他常说“人以良 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他反对帝制，争的不是个人权 力，无非出于他的良心，出于他对艰难缔造的共和国的忠诚。但“对于责 任，丝毫不肯放松”，他是近代史上难得的一个扎死寨、打硬仗的人。与 唐继尧不一样的是他并不想把四川，乃至西南据为己有，在那个有枪便是 王的动荡乱世中，他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军阀思想的将领。陶菊隐说“自民
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不幸的是，当胜 利降临的时刻，他已病入膏肓，这一年冬天他就在日本医院谢世，年仅34 岁。他的早死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损失。
蔡锷的死让梁启超悲痛欲绝，梁在挽联中写着：“国民赖公有人格， 英雄无命亦天心。”
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提议以云南起义日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六年以 后，梁启超还在讲演中沉痛呼唤：“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 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蔡锷的精神核心就是为四 万万国民争人格，而不是为一己图私利。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他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