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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北洋军阀的手伸得还不是太长，他们还懂得有所敬畏，并不是直 接插足他们所不熟悉的教育文化领域，教育基本上还是教育家们的事。他 们不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信仰，但他们选择的只是一个有经验、有学问的 蔡元培，让他来办大学，和他的政治态度没有太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
一方面他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 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 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 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 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他聘用辜、刘等是 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 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话，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 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他曾对攻击刘、辜的 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 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 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 代新风。他的北大是真正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 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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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棋子”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 焘等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奠定了 20世纪前
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
在他眼里，“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他用人不分信仰、党派、 学术见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当时的军阀政权之外、各种社会势 *力之外。他有大胸襟、大气魄，是大手笔，前无古人。如果把北大看作中 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正 是给北大这一民主摇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五四”运动以来20世 纪的编年史已经可以作出充分的证明。
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其中新潮社、国民社等在“五四” 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社团都产生于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这位校 长的支持。为培养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枇准每月由北大的经费中 拨出二千元来给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当时北大 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四万元），并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
在大学领导体制上，他第一次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 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 ■ ？ 授各二人，由教授互选，任期一年，期满再被选。组织各学科（系）教授 会，规划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各教授会设主任一人，由教授互选，任期二 年，并由各科教授主任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主持全校的教学工 作。教务长由各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一年。
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不仅为现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楷模， 也促进了思想界、知识界的转变。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陈独秀、胡适等 的热情倡导下，青年学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学的浪潮，终于使北大成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有人说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和陈独秀办《新青 年》对五四运动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傅斯年1943年说过一番话：“犹忆 4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 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五四’之后，南至广州，北至北平，显然露出
一种新动向。。。。。。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
的寂静”。由蔡元培创造的思想自由、民主精神已经成为北大绵延不绝的 火种、传统。
三个大毕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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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1919年以后，蒋梦麟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 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教育家，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大 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 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岁那 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 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一一 “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 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 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 会”，仅仅6个月发行量就达到10；000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 识上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7月23日，蒋梦麟 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三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
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 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 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 “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 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工夫为立脚 点。”这些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 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 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 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 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 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 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
蒋梦麟与妻子徐贤乐出现于新闻界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觉
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历史深处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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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 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面对的是连绵不断的 军阀混战，风起云俑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 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 要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 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 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 人，一个做事的人4他曾感叹：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 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 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 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 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他两髮迅速增加的白发。 这些感慨，无疑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 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确。他们表示，学 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 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闭 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_ 一八”惨案，北大有3位学生 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 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ffl运动，不幸有此次之 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贤f孙，其 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a；损失如许求专N知识之 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午有 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方 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f弟，社会W家之人材，同学 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小知如何悲痛！ ”说到 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士，他说： “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4、？啻与虎狼相斗，终 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矣！ ” i？i未说完，他“个
三个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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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
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 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枇留学生来校任 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 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 位，追求螅冉逃恼婊岢隽恕 敖淌谥窝В笱В霸敝问拢�
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 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 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