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 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 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宼步步进逼，迅 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并鼓吹推 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 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甚至差一点被劫持到大 连去。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 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 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 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历时9年，
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 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 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 ，_ 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 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其中当然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从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 20多年，主持校政 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黑 暗而动荡的乱世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 平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他说在北大任职期 间，蔡元培先生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始终谨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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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 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 风气，维持不堕。”
竺可桢：浙大的“求是”精神
浙江本是文物之邦、人杰地灵，南宋以来“尤成为衣冠人文荟萃之邦， 学风盛极一时”（竺可桢语）。浙江大学源远流长，其前身求是书院创办于 1897年，是中国最早实行近代科学教育的四所高等学府之一，以培养讲求 “实学”（即“新学”、“西学”）的人才为宗旨，后改为浙江大学堂、浙江 高等学堂，1828年改名为浙江大学。陈独秀早年曾在求是书院求学，邵飘 萍、陈布雷、邵力子等都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
浙大学生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深深植根在“求 是”学风之中，“五四”以来的历次学生运动中，他 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1935年，浙大学生最早响 应“一二 ？九”运动，12月11日就联合全杭州学 生冒雪上街游行示威，并准备赴南京请愿。校长郭 任远勾结军警入校逮捕了 12个学生自治会代表，因 此爆发了驱逐郭任远的罢课斗争。罢课持续了一个 月，蒋介石亲临浙大平息学潮。为了缓和人心，他 接受陈布雷的建议，任命竺可桢为浙大校长，从而 掲开了浙大历史新的一页。
1936年4月，声望卓著的科学家竺可桢就是 在前任浙大校长郭任远被学生赶走的背景下，在争得校长独立用人权、当 局不得干预的许诺后，走马上任的。这是浙大学生“一二 ？九”运动中取 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果实。
竺可桢1910年赴美留学，1915年参加了赵元任、杨杏佛等发起的中 国科学社，在《科学》杂志发表过不少文章。1918年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 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武昌、南京执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 第一个地学系，1928年起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 学的奠基人。
竺可桢：“求是”。
二个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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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上任伊始就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
演讲，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 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 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他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 经验，继承并发扬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 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同时，他十分赞赏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 来一脉相承的朴实严谨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 称浙大“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声誉亦很好。”
1938年11月，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 是”作为浙大校训。他说一方面是要将求是书院以来的优良传统发扬光 大；一方面“求是”的英文是Faith of Truth；和哈佛大学的校训（拉 丁文Veritas） tt不约而同”。
1939年2月4日，他对一年级新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讲话， 深刻、精辟地阐述了 “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 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M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 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 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鲜明地提出 要“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列举布鲁诺为了真理被烧死在十字架上， 伽利略年近古稀还要被迫认罪；达尔文、赫胥黎等当时被举世唾骂。“但 是他们有那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卒能取得最后胜利。”
他讲话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在浙大的临时校舍投下118枚炸 弹。就是在如此艰险、严酷的条件下，竺可桢先生概括并提出了 “求是” 校训。
在他民主、自由的办学方向吸引下，在他的崇高人格感召下，浙大汇 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的好教授， 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浙大的“求是”精神。正是有了竺可桢这样的校长， 有f费巩、王淦昌、蔡邦华这样的教授，作为“流亡大学”，浙大才能在 5易校址、历经5省、跋涉5千里这样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 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有文、 理、农、丄、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不少专业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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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 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也由512 名增至2171名，被李约瑟誉为“东方之剑桥”，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占
有了重要的一页。
竺可桢所确立的“求是”校训不仅是治学准则，也是做人的准则。他 自己就是“求是”精神的身体力行者。他尖锐地批评“一般知识分子往往 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 的精神相背谬的。”（丨938年〃月1日《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讲演）
竺可桢当了 13年浙大校长，他一贯支持校园民主，1940年，他大胆 起用无党无派、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在费巩支持 下创办的《生活壁报》是浙大学生的一个民主论坛，推动了校园民主的蓬 勃发展（1948年改名为《费巩壁报》）。每当危急关头，竺可桢总是义不容 辞地站出来，承担责任。对浙大每次发生的学生被捕事件，他都非常关心， 积极主动地营救，态度极为诚恳。就这一点而言，他对学生的真诚爱护， 在上个世纪的大学校长中恐怕无人出其右。
1942年1月“倒孔”运动时，他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他 一再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下令开除学生的威胁，斩钉截铁地说：“吾人总 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
1947年11月2日，即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的第四天，浙大 学生自治会举行普选。这一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写道：“此次为第一次普选 制”，当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料之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 也。”但爱护学生是他作为校长的天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这一点始 终没有改变过。整个于子三运动中，他的言行感人肺腑，正是因为他不畏 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爱护学校和学生，所以成为学生最有力的 精神支柱。
当得知于子三死讯赶到监狱探视尸体时，竺可桢即严词拒绝在“于子 三自杀身死”的证明上签字，并在南京对《申报》记者说：于子三“作为 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正是他仗义执言，率先 冲破新闻封锁，击破了 “于子三自杀身亡”的谎言，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 蒋介石下令他“更正”，他断然拒绝：“报道是事实，无法更正/并公开 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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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放弃追求真理。”他还对浙大全体师生郑重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不灭的史册中。他 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让我们 肃然起敬、激动不已！
竺可桢的人格力量，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对塑造老浙 大莘莘学子的人格所起的作用是后人很难想象的。浙大在1949年前被誉为 “东方剑桥”、“民主堡垒”绝不是偶然的，是和这位好校长分不开的。
历史深处的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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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我们贡献这 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 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 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