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筹巨款以自重。说白了，玩的都是权术，念念不忘的只 是他个人的荣辱地位。他周游列国，刻了一颗长达27个字的图章：维新百 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其中 不无得意，然而毕竟与时代愈来愈远了，历史无情地将他淘汰出局，就如 另一个曾走在时代前列、领过历史风骚的严复，最后竟沦为“筹安六君子”
。
孙中山的出场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转型，结束了绵延数千年的帝制 时代，将皇冠、血缘世袭制等为特征的王朝体制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为 中国引入了全新的共和政体。之后，袁世凯皇袍加身的野心、张勋拥废帝 粉墨登场的企图都如昙花一现。近百年来，不管有多少风云变幻，任何独 裁者想恢复一家一姓的王朝美梦都失去了可能性。这是孙中山、黄兴他们 留给历史的最大功绩。孙中山缔造民国，功在千秋，他的所有缺憾都不能 与他这一巨大功绩相提并论。
尽管孙中山身上也有历史性的遗憾，比如1920年1月，他对北大学 生张国焘、康白情、许德珩等说：“你们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 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 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 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 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中国历史上 的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义）都是暴力造成 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反复表明，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 音。孙中山没有看到“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 种有别于暴力传统的先例。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它反对 旧思想、旧文化、旧势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并不从政治层面入手， 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这是一辈子从事暴力革命的孙中山所难以理解的。即 使在他高度肯定“五四”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思想也是为政治 服务的，而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重建中华革命党。这不是一个公 开的政党，全体党员要服从党魁命令，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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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还要在誓词上加印右手中指指模。“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凡 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党章中把党员分 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 功公民、先进公民，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公民资格。这是 典型的“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式逻辑，他忽略了没有人权概念的广泛 普及，没有公民社会的形成，民主制度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不是依靠对革 命者授予优先特权、论功行赏就能解决的。
回首漫长的革命征程，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孙中山晚年转而向新生的 苏联寻求帮助，走上“联俄联共”的道路，并以苏共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以 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观点，“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 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这一 “党在国上”思想为蒋介石将“民国”变 成“党国”铺平了道路。在有着深厚王朝传统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 “党天下”只有一步之遥。对于身后出现的“党国”，孙中山虽然始料未及， 但不能不说是他留下的最大遗憾。
陈英士、陈炯明都曾是追随孙中山的同盟会人，他们在上海、广东掌 握权力之后，无视约法，铲除异己，钳制舆论，枪杀报人，草菅人命，一 点人权观念也没有，孙中山对此无可奈何。陈英士派人刺杀光复会领袖李 燮和、陶成章，枪杀陶骏葆。陈炯明限令解散临时省议会，血腥镇压其他 民军，悍然枪决著名报人黄世仲。《广州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主持 人陈听香仗义执言，陈立即下令封闭两报，并将陈听香逮捕枪毙，比张作 霖等军阀杀邵飘萍、林白水早了 13年，那时离民国成立仅三个多月。这一 切充分暴露出人性中阴暗、残酷的一面。其实，在“打江山、坐江山”的 心态支配下，无论什么人掌握了没有制约的权力，都将是危险的。权力腐 蚀人，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昔日的理想主义者也会蜕变，缺乏有效的权 力制衡，缺乏对异己、对不同声音的包容，结果只能在兴衰成败的“周期 率”中打转。
宋教仁和蔡锷两个湖南青年都是中国政治史上异质的因子，他们像彗 星一样过早地陨落，是民族的重大损失。宋教仁有着阳光一般的性格，他 试图把中国政治引入阳光的轨道。他身上没有敌人意识，从不怀疑政敌的 人格，对中国政治的险恶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民初转瞬即逝的舞台上，他
跳出『周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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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的光华几乎照亮了数千年的黑暗。他以为有了民国，有了宪法，实现 两党制、责任内阁、权力制衡、自由竞选乃是天经地义的。他组织国民党， 亲自拜访梁启超，以轮流执政相期许，和袁世凯的亲信过从甚密，对袁也 并无恶感，即使在上海火车站中弹之后，他在弥留之际口授的电文中仍对 袁抱有希望。你可以说他幼稚、说他糊涂，但你不得不承认他是适合推动 民主的政治家，也难怪他曾刮起永远令人怀念的“宋教仁旋风”。他的阳 光性格正好与袁世凯阴暗、自私、不可告人的帝王心态，以及无限权力不 容他人觊觎的传统政治规则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袁世凯以残忍的手段 将他置于死地，也无情地扑灭了中国人追求民主宪政的浪潮。宋和袁的对 比就是近代与古代的不同，不幸的是中国仍停留在古代，宋教仁以年轻的 生命为百年中国留下了一个悬念。他的死标志着又一次跳出历史“周期 率”的努力失败了，成王败寇的逻辑继续主导着中国。曾几何时，孙中山、 黄兴……这些民国元勋在自己缔造的民国成了通缉犯，再度踏上流亡的老
路
o
年轻的蔡锷站出来向天下已成其囊中之物的庞然大物袁世凯说不，护
国壮举的背后并无个人目的，仅仅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自然也包 括为他自己争人格。起事前夕，他和梁启超在天津相约：“事之不济，吾 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这番誓言，至今 读来仍掷地有声。他是近代将领中唯一一个富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他之 所以冒险犯难，逃离北京，起兵反袁，完全基于他对共和理想的矢志不渝， 他对人格尊严的在意与追求，而他对袁本人始终是心存感念的。这一壮举 虽然未能结束几千年培植起来的忠君文化、权力崇拜文化，但这毕竟有别 于“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选择，在中国土壤上终于出现了一点异质的
东西，在几千年长夜之后终于曙光初现，怎么肯定其意义都不为过
o
跳出“周期率”，靠的是制度转型诚然没错，但制度转型需要文化的 支撑，在成王败寇、“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格局下，在根深蒂固的皇 权崇拜、青天情结支配下，当一个民族最优秀的精华因子也只会在“屈原 人格”中打转，走不出“第二种忠诚”，走不出幕僚情结，即使有了共和 的形式，有了宪法、议会和总统，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无非是“其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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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焉”，“其亡也忽焉”。
从王韬、梁启超到邵飘萍、张季鸾、胡政之、胡适、储安平等，几代 知识分子为此付出了智慧、心血乃至生命。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 环日报》到1948年储安平的《观察》周刊被封杀，近百年来，知识分子 “文章报国”的理想从未泯灭过。他们对现实事务、历史事件的判断或有 错，但他们对文明大势的判断基本上是清醒、准确的。他们都认识到中国 必须从旧的传统中走出来，结束周而复始、恶性循环的命运，也就是跳出 “周期率”。他们从言论入手，尽言论之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不 断地争取言论自由。无论面对晚清王朝还是袁世凯，无论是形形色色的北 洋军阀，还是蒋介石、日本人，他们都一样恪守言责，绝不懈怠。
梁启超是上个世纪之交“言论界的骄子”，他以《新民说》等大量文 章、著作给中国带来了某种希望。从《时务报》到《清议报》、《新民丛报》， 他那带有感情的笔锋感染了不止一代人，直接影响了蔡锷等学子，间接影 响了几乎每…？个知识分子。在戊戍变法失败后的痛苦岁月里，他走出了老 师康有为的影子，成就了上个世纪之交一个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高成 就。1912年，在经历了 15年的流亡生涯后，他返回祖国，在一次报界欢 迎大会上，他无比感慨地说：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的诞生，“则报馆 鼓吹之功最高”。他称之为“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梁启超一生耿耿以 ‘‘新民”为念，辛亥革命之前的18年中他先后办过7个报刊，以其言论、思 想改变了一个时代，丰富了民族的精神宝库。他认为立言的宗旨就在于 “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梁
启超全集》第四册2％9页，北京出版社丨999年版）所以，他回国以后，面对潮水
般的欢迎，他首先想到的是重操旧业，表示愿以办报为自己终生事业。他 的这一认识无疑是相当深刻的。遗憾的是，民国初年他经不起种种诱惑， 一脚踩入了污泥浊水的政坛，为世人所诟病。一个言论界的梁启超，其影 响、作用远大于一个总长的梁启超。
当陈独秀痛定思痛创办《新青年》，打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 大旗，一场孕育了新文化的“五四运动”就呼之欲出了。陈独秀曾言，办 报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