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别看管仲出身贫贱，功利现实，似非仁厚君子，可他胸中确有万千沟壑，只欠足够大的舞台而已。小平同志尝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管仲就是只好猫，而且还是猫中*，堪称猫王。
管仲新政的第三步：由国家控制重要经济资源，首创“国有企业”垄断国家经济命脉，限制地方豪富的经济掠夺。
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被称为“海王之国”。但是从前这些资源都掌握在当地贵族豪富手里，他们利用自身特权，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不仅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造成市场混乱，民不聊生。所以这个局面必须改观，否则齐国的国力必将持续衰退，甚至走向经济危机。
管仲于是实行了“官山海”的经济政策，即对渔盐、铜铁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民间生产，但由国家统购统销的经济制度，并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从而保证国有资源不流失，保证国家财政稳步发展，保证渔盐之利国家专擅，“肥水不流外人田”。
此外，管仲还设立了国家物价部门，通过政府采购和抛售，调剂物资余缺，平准物价，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保证市场有序发展。中国竟然在两千多年前就有物价局了？对，大家没看错，司马迁尝言：“管子设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霸。”所谓“轻重九府”，就是调节市场的九个国家经济管理机构。
在我看来，光贵族有钱上层有钱的国家不叫富，百姓有钱政府有钱才叫真正的国富民强。在管仲之前，周代的宗法制使得“国、家不分，公、私不分”的观念甚嚣尘上；在管仲之后，中国才真正开始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可以说，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完备国家经济观念的政治家。中国古代的“圣人”一般都崇农抑商，只有管仲是特例，他重农又重商。
第一章 齐桓受胙（13）
管仲新政的第四步：大力发展工商业，对从别国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给予优惠政策。
经过管仲的改革，齐国有了二十一个乡和五个属。郊野的五个属住农人，主要负责农业生产；二十个乡里面，其中十五个乡住士，是齐国的主要兵源；另外六个乡，三个乡住工，三个乡住商，总共六乡一万两千户，他们通通不用服兵役，专门经商从工，大力发展齐国工商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齐国的“分居”制是后世“保甲连坐”制的雏形，百姓被关在国家安排的区域内，不得任意流动户籍，且世世代代不能转换身份。可见管仲改革也有不人道的地方———当然，用现代观念去要求两千多年前的人，未免过苛。
另外，管仲还给予外国商人“稽而不征”的优惠政策，也就是只盘查不法之商人，而减免甚至不收关税市税。对于生意特别大的商人，甚至给予食宿免费。如此大力招商引资，当然导致“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临淄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城市。
据《管子》书中记载，齐国商业之发达，其贸易不仅限于中国而已，甚至还发展到了海上朝鲜等东亚诸国，史学界有些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海上贸易航线”或者“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短短数年，管仲就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他真是上天赐给齐国的宝物。在先秦各派思想家改革家中，儒家太过保守，法家太过严苛，只有管仲刚刚好。
在《管子》一书中，还记载了管仲是如何打贸易战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贸易战记载，其经济思想之先进，从我们现在来看都很有借鉴意义。
关于这些贸易战，我们等到后面写齐国的称霸时再具体展开来讲。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齐国称霸天下真的是靠军事手段吗？孔子尝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孔子也不认为齐桓公是光靠军事实力来号召天下，那么莫非是靠“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吗？依我看也不尽然，其中经济手段应该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管仲的经济头脑远超他所处的时代，甚至放到现在也不见得比哪个经济学教授差。他之前做生意为什么屡做屡亏，显然是由于身处弱势地位造成。你看，一旦他掌握了国家资源与国家机器，整个天下的财富就开始源源不断涌入齐国。所以鲍叔牙才说他纯属那种“给点阳光就能灿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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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前所述，在齐国的大国崛起之路中，貌似全都是管仲在大放光芒，齐桓公倒更像是个因人成事的幸运儿，其实不然，齐桓公在其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甚至一点儿不比管仲小。
齐桓公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移风易俗。
我们别看齐桓公自己挺好色，其实他对齐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是非常重视的。齐国自古民风开放，男女关系混乱，通奸率离婚率非常高，影响极坏，这不仅对齐国的国际形象非常不利，而且让齐国生育率大大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于是齐桓公接受管仲的建议，发布了一条很特别的法令，规定男子如果休妻三次，则取消他的齐国国籍，驱逐出境；而女子如果改嫁三次，则发往国家粮仓舂米进行劳动改造。
这个法令虽然有些不人道，但效果还不错，至少那些大男人们不会随便休妻了，齐国因此离婚率大大降低，人口迅速增殖，大国气象日渐明晰。
第一章 齐桓受胙（14）
又据《韩非子》记载，齐桓公有一次微服出巡，发现齐国竟然有很多人年老无妻，生活非常孤苦，便问管仲，管仲说：“国有腐财则人饥，宫有怨女则人老而无妻也。”齐桓公恍然大悟，立刻知错就改，把宫中尚未被宠幸的宫女全部放出去嫁人，另外宣布一条法令：齐国男子必须二十岁之前娶妻，女子必须十五岁之前嫁人。
韩非最后说，齐国的腐女旷男因此立刻减少了很多，想必生育率也因此大大提高了。
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婚姻法，只不过我们现在是规定年龄下限，当时齐国是规定上限。
齐桓公做的第二件事儿，就是授权。
在一般的看法，掌控权力对一个领导人而言非常重要，殊不知适度的授权才真正重要。一个只知道控制权力的领导人，充其量只是一个政客而已，他永远做不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当然我们要注意，这里说的授权是适度的授权，而不是不分轻重，统统授权下去，有些权力是不可以随便授的，比如人事任免与生杀大权。
在《管子》一书中，齐桓公有句名言是：“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于寡人，寡人敢不从乎？”可见其对管仲之言听计从。
另外，《吕氏春秋》和《韩非子》还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说有一次，某官员向齐桓公请示事情，齐桓公却说：“以告仲父。”意思是你找管仲去，不要来烦我。
于是那官儿只好去找管仲。过了几天，他又有一件事请示齐桓公，齐桓公还是那句话：有事找管仲，别惹我，烦着呢！
如此三次，桓公手下的官员们都受不了了，纷纷议论说：“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意思是说桓公就知道叫我们找管仲，啥事儿不管，你这个国君当得也太容易了吧，简直就是个甩手掌柜！
齐桓公听说了这件事儿，大笑：“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曷为其不易也？”
可怜的秦始皇嬴政等累死的皇帝，好好学习一下人家齐桓公吧！
齐桓公对管仲的宠信可以说到了极点了，然而对旧制度、旧习俗的变革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受到种种阻碍。韩非还为我们记载了当时新政浪潮下暗流汹涌的情景：“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桓公外出时竟要配备全副武装的战车，以随时防备有人闹事儿，由此可见史上无论何种改革，激进的，温和的，都难免一路荆棘。
齐桓公做的第三件事儿，就是招贤。
管仲再能耐，他也是一个人，经济能力超强，但并非万事通，所以齐桓公决定多聘请些贤人帮助他，让各方面的人才为齐国政坛注入新鲜血液，保持齐国领导层的全面性和先进性。
为此，齐桓公想了三个办法，一为“庭燎待士”，二为“三选之法”，三为“游士招贤”。
我们知道，“燎”是古代最尊贵的仪礼，通常只有祭天的时候才燎起火炬，称为“燎祭”。而“庭燎”则是在宗庙内筑台燃炬，以为接待宾客盛礼。齐桓公便是每夜坐在噼里啪啦的火炬怀抱中凝神静气，敬待贤士。从夜未央一直等到夜未艾，从夜未艾一直等到夜乡晨，一直等，一直等，无怨无悔。
又《礼记》曰：“庭燎之百，自齐桓公始也。”庭燎之数要根据爵位的高低来定。天子为一百，公爵为五十，侯伯子男均为三十。桓公为了求贤，竟然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僭用天子之礼来待士。这百点燃炬，都是他的一片求贤若渴之心哪！
第一章 齐桓受胙（15）
从此之后，宫廷之内每逢大事点满火炬或蜡烛就成为一种习俗了，不过后世这些帝王不是为了求贤，而是为了摆谱。
“庭燎待士”这个方法看似不错，但毕竟被动，所以齐桓公待了近一年，也没待来半个贤士。失败，前所未有的失败；失望，齐桓公很失望。
据《韩诗外传》记载，终于，在齐国东野有个懂九九乘法表的野人（这里野人不是指没进化好的人，而是住在鄙野从事耕作的人，社会地位比国人低）来应聘了，齐桓公哭笑不得，道：“九九足以见乎？”九九乘法在我们现在小学生都会，春秋时期数学落后，会的人不太多，但也不是啥了不起的本事，最多去做个低级财会官，难怪齐桓公失望。
那野人回答道：“臣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夫泰山不让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