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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过了没几天，老任就离开我们去了夹边沟农场。那是一天上午，我们全组都在地里 平整土地，老任就在我身边拿把铁锨铲地。他，一向不多话，给人的印象是个老成憨厚的人 ，劳动已很在行。他默默地干活，并未料到即将到来的变故。在我注意到时，地边已站着两 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们是从张掖来找老任的。老任把铁锨插在地里走到他们面前，其中的一 个说：“原来对你的处分通知错了，应该是把你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你马上去 收拾一下行李，跟我们一起走。”老任的脸刷的一下变得发白了，他没有和我们告别，嘴 里应承了一声，就跟着那两人头也不回地走了。对此情景，我和难友们谁也不做任何议论， 只是重新拿起了铁锨，继续干自己的活。心里都在捉摸：这是怎么回事？只有工人组长关切 地说道：“老任这是咋了，咋又去了夹边沟？在这里劳动得不是好好的嘛！”他有些不解，为 老任还有些不平。老任有个胃疼的病，有时在劳动中犯了，就要蹲下休息一阵。有一次，组 长关心地让他到医务所去要点药吃，老任笑笑说：“不要紧，我这胃病是肚子饿了就疼，春 节前在农业社劳动时就犯过几回，那时候，我买一包点心一吃就好！”组长也就不多说什么 了，因为当时灶上不存在吃不饱肚子的问题，老任只是在开饭前肚子饿了，到开饭时尽肚子 吃饱也就行了。老任也是没有了工资的人，来农场后他已没钱随便买点心吃了，1956年的私 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肯定已把他的家底贴进去了，老婆孩子原来都靠他养活，此时还不知 怎样过活呢！他平时生活上十分节俭，一切开支就在那20元生活费之内，不多花一个钱。 此时，这里已传闻夹边沟农场吃不饱肚子，他脸色一下变得煞白，是预料到不可抗拒的可怕 的厄运再一次又降临到了自己头上，想到了他对景超有过的担心，我不禁对他今后的命运又 想了好一阵。今后，他的胃疼一定是常要犯的吧。不知他到了夹边沟会不会见到我的亲 人，同我的亲人分到一处？我倒是希望他能见到景超，把我在这里的一切情况都详细告诉他 。
中午，我们下工回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老任，他走得何其匆匆，此后老任也就音讯杳无了。
到农场不久，有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头颇引人注目。老头近70岁了，每天的任务就是打扫场 部的厕所。老头有点驼背，个子高大，常穿一身浅灰的旧布制服，头上顶一条颜色发灰发黄 的毛巾，毛巾上又戴一顶旧了的布帽，毛巾的两头都从头上垂挂下来，露在帽子外面遮住了 耳朵。老头大概只顾了遮挡风沙尘土，没有顾及仪表之类。他的劳动工具是一个独轮小车， 用来向厕所里垫土除粪，一把铁锨，一个芨芨草做就的扫帚。打扫厕所工作虽是脏活，比起 下地要轻省多了，每天打扫一次也就行了，农场的厕所比城里的公共厕所还干净，臭味不大 。这是农场领导对这位老头的特殊优待。老头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农场领导认为他能干这 些活就很可以了。老头态度特好，勤勤恳恳、本本分分地每天清扫厕所，毫不懈怠。
很快我就打听到，这位老头叫高天人，是原铁路局的工程师，学问大着呢，会几国的语言。 有一次，我在老头的宿舍里待了一会，想和老头闲谈几句，但房子里还有别的人，人声嘈杂 ，老头的耳朵背，我问了几句话，他都听不清楚，我想和他简单地用笔交谈一下，就问他： “有没有纸？”他仍没有听清。我就从已经遗忘的英语里拣起了个词，问他：“paper？有没 有paper？”他摇了摇头。我也不知他是没听清，还是没有纸。这次谈话便就此结束。此后再 遇见老头，我们相互间都亲切地笑笑，算是打了招呼。
我的难友高仲君告诉我，高老头打扫完厕所，有时还到三大队的队部和他聊一会儿天。高仲 君当时担任三大队统计。高老头告诉他的一家子高仲君，说他是30年代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的研究生。
高仲君说：“那你的学问就很深厚了。”老头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不算啥。使我的学 识大有长进的，是我回国后在上海广义书局当了10年的秘书长，这个职务要审阅书局出版的 全部著作，我在审阅各种门类的著作时，自己先要弄懂它们，这就大大地增长了我的见识学 问。”
“你的名字为什么不叫高天仁，而叫高天人呢？”高仲君在肃然起敬中，又紧追不舍地问。 他知道高老头平时也难得和别人交谈，不会着恼。
“‘仁’算个什么呢，‘人’才是最伟大的，有了人，才有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不叫‘天仁 ’，而叫‘天人’。”
高仲君只有唯唯称是。“天人”的名字虽取得好，一个对“人”这个尊贵的字眼信心十足满 怀热情的人，自己却从高高的天际飘落到了大地母亲的胸膛上，每天在清扫厕所中进行创造 。
样子滑稽可笑和蔼可亲的高老头受到我的尊敬，不仅因为他有渊博的学识，且是出版界老前 辈，还由于我也曾服务于出版界。1952年年初，《甘肃农民报》编辑部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 ，当时甘肃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读物，我们在编报之余，还要抽时间编些通俗的小册子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街上到处都是横幅大标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 明天！”苏联著名的艺术家组成演出团来华访问演出。兰州有幸成为演出团访问的城市，我 也有幸去看了演出。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表演了独舞，还有其他种种精彩的演出，使我眼花 缭乱。就在此期间，我作为时事版的编辑，编了一本书名就叫《苏联老大哥》的小册子。是 年秋冬之际，《甘肃农民报》又脱离出版社，我在出版社先后也只待了1年左右。到50年代 中期，甘肃人民出版社扩大业务，到处招兵买马，新任副总编辑沈其东曾到北京等地招收人 员。此人虽是老干部后来也成为出版社的大右派，而且居然也被划了个所谓的小集团。在甘 肃省新闻出版系统声势浩大火力猛烈的批判右派的大会上，有人对沈其东招收人员的事作 为右派罪状之一进行了揭发批判。但高天人那时并未进入沈其东的视野，将其收揽进出版社 。如他早早地进了出版社，我们在此间就会因为是老相识而多一些交谈。不过对沈其东来说 又会罪加一等，分明是“招降纳叛”嘛！
高仲君是个在反右派斗争中始终没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的人。他原是服务厅计划处的干部， 业务处处长曹某是个老资格，文化低，工作能力差。鸣放时，高仲君说，曹某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这就不得了啦，说他攻击了党的领导，就是反党。高仲君坚决不承认是反党， 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自己承认或不承认，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是戴定了。他同服务厅的 一伙难友都来到了十工农场劳动改造，委屈不已的难友们常聚到他身边诉说冤情，高仲君说 ：“再别说了，这是在中国，才让咱们来劳动改造，如果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咱们都没命 了，就在农场好好劳动，总会有个结果的。”难友们想想，觉得他说的也是，自己就是有再 大的冤情，在劳动中听党的话，跟党一条心，是对自己的一切的最好证明。
第三章景超的来信
我急切地盼望景超的来信。以前，他经常下乡采访，离家后总是每星期来封信， 寄来他的情，寄来他的爱。我也是每信必复，不让他焦急等待。小夏断奶后我也下乡采访， 每到一地立即写信，以后便是每星期一封了。这已是多年来的习惯。此次别离，我们互相叮 咛，今后书信来往要密切些，一定要保持每星期一封，各自遇到了什么事情要在信上多说说 ，以后见面很难，心里的话只能在信上倾诉。但他的信一直没来。
每天劳动之余，到了晚上，我和小徐、石天爱在昏暗的冒着黑烟的小煤油灯光下闲话一阵， 都 为思念亲人的痛苦所折磨，都在等家信。小徐的口头语是：“盼星星，盼月亮，只盼家中来 封信。”石天爱一开口就来了气，她粗声粗气，连连发着脾气说：“老太太不知怎么回事， 怎么就连信也不来了，她就不知道她女儿在农场劳动吗？她这辈子哪受过这样的苦，她就不 知道我为什么受这苦，就不管了，可恨不可恨！”她在妈妈眼里还是唯一可亲可爱的娇女儿 ，现在，她有权发脾气的对象只有妈妈一人了，远在天津的老人能听见女儿的呼唤吗？
景超的处境令人担忧，几个难友都告诉我，夹边沟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这里，劳动重，吃不 饱。有人还说：“你为什么不让他来这里？我们这里来劳动的也有开除公职的，这里农场的 领导好，把我们对待得好，在这里思想上没压力，只要愿意留下劳动的，场里都要。”可我 们哪想到会有这种可能，记得报社人事科长常有德在向我们宣布处分时就说：“听说王景超 、和凤鸣要求到一个农场劳动，这不行，处分不一样，怎么能在一个农场劳动。”事实上， 我们当时并未提此要求。景超曾向分工管文化部的副总编辑樊大畏正式提出，为了照顾孩子 ，请求让我留在兰州劳动。此话由樊大畏转告后，竟变成我们要求在一个农场劳动。意思明 确的话转告后为什么变了样，我一直不解。后来才得知，樊大畏的妻子在省总工会也划了右 派，她并未离开兰州去农场劳动，因为她既要照顾当高干的丈夫的生活，当然也要照顾孩子 。樊大畏本人就可以向省总工会领导上提出此要求，而以他省报副总编辑的地位，一旦提出 ，省总工会便不会不予考虑。所以，同样是右派分子的她，因为有个当副总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