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分子的斗争已心中有数，而且清楚新闻单位是重点，所以，她没有必 要表示虚心。可我一直浑然不觉，懵懵懂懂，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右派分子。
此时期的景超，在编辑部也备受尊重。在我去北京前，中共甘肃省委召开文教工作会议，由 4月13日到22日，邀集党内外人士450余人热烈讨论谈心，传达毛泽东在2月最高国务会 议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的方针，请大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 了会议。报社根据会议要求，除了派文化部副主任杨康参加，也让非党的景超去报道。
景超在会上听了毛泽东两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拿回了讲话原稿，在会上听了大家的讨论， 很受教育，很受鼓舞。会议结束，他写了3000多字的会议消息，其中的小标题是：1放得 羞羞答答，鸣得吞吞吐吐；2要在鸣和放中来比好坏，求真理；3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 题只能以理服人；4党外人士为何不能畅所欲言？5要克服党内外的宗派主义；6用辩证 唯物主义的钥匙，去开人民内部矛盾的锁。
这篇会议报道，刊登在4月24日一版头条，下面并配发社论：《大胆地“放”，大胆地“鸣 ”》，社论由杨康写就。
这次会议对推动全省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意义重大。编辑部有些人认为， 会议消息写得生动活泼，真正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我去北京后，报社领导上急于改变报纸的面貌跟上形势，特意找了些思想比较活跃写作能力 强的编辑记者谈话，动员他们写杂文，景超就是动员的对象。经一再动员，景超写出了第一 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此文正是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以尖锐犀 利的文笔，对“经常靠‘行政手段’”制服人的种种现象，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发人深省 。此文由文化部发到了总编室，值班副总编辑樊大畏读后大喜过望，三版编辑将文章加花边 发头条，樊大畏仍嫌不够醒目，嫌标题用铅字排印不突出，让三版编辑找到景超用钢笔另写 了标题制成锌版于第二天（5月26日）见报。此文见报后，首先在编辑部引起大家的关注，成 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认为杂文针砭时弊，说到了点子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总 编室按甲等稿发了稿费。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促使他连续又写了两篇杂文：《为“三脱 ”干部叫屈》、《关于“抵触情绪”》（此篇未见报）。
此后，编辑部召集党外人士座谈，由副总编辑××主持，××满脸堆笑，一次又一次地口称 “景超”，动员景超发言。此时，毛泽东关于“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 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指示，已在半个多月前向党内少数人通知。6月8日 ，毛泽东又再次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文中开宗 明义地指示：“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同时表示 要组织人们继续“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满脸堆笑动员景超发言 ，正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的意图。但，景超不知道。在省文教 代表会议上，他对毛泽东的两次重要讲话深信不疑，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风向已经变了。所以 ，经××一再动员，他也畅快地说了说。其实，他的《为“三脱”干部叫屈》的杂文，于6 月5日在报纸上发表时，就已内定为毒草，他浑然不觉。
7月中旬，我仍到武山县文家寺采访。这是我两年来常去的点。采访中，我心情愉快，发辫 上系着从北京带来的漂亮发带，有个年轻技术员开玩笑说我：“洋气！”我不以为意，还高 兴地辩解几句。下旬，接到领导要我回报社参加反右派斗争的来信，我立即搭火车回兰州 ，一路上也没有大祸临头的任何预感。
下了火车，回到家里已是深夜。景超已上床准备睡觉。一路坐火车我已很累了，也很快上了 床。等我睡到身边，他才镇静地告诉我：“报社搞出了个右派集团，叫黑社，黑社头子就是 我。”这一晴天霹雳，把我吓懵了。我们彻夜未眠。
他详细地告诉我这些天开斗争会的情况。报社领导知道他性格刚强，能言善辩，绝不 会轻易地束手就擒，一开始就召开全报社200多人的大会斗争他，而且一鼓作气，连续斗争 ，以后每天都是100多人的斗争大会要他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被认定的罪行主要 有三个方面：一是他写了的三篇杂文都成了大毒草；二是他在报社动员鸣放的座谈会上的发 言；三是组织右派小集团“黑社”，身为“黑社”首领。
景超写杂文完全是由于领导上的动员。毛泽东大骂《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十一次扩大 会议之后“无声音”，是“死人办报”。他的批评也是针对所有的省报的，并提倡写杂文， 改进报纸文风。报社领导们紧紧跟上，为急于改变报纸面貌，改进报纸文风，才动员景超写 杂文的。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杂文难写，写不了，景超知难而上，写出了当时具有轰动效应 的杂文，放三版头条，发甲等稿费，而后才有了第二篇、第三篇。此时，三篇杂文却都成 了 大毒草，谁能想到？谁能想得通？这里单对未曾见报的《关于“抵触情绪”》一文先略作介绍 。此文有一段写道：“前二年，某单位的党员负责同志，曾在大会上公开称：‘你们再不要 说党员也有某种缺点，党员拔下一根汗毛，都比你们的腰粗！’试想，如果对这种狂妄自大 、自吹自擂的宗派主义者，会不引起‘抵触情绪’，倒是难以理解了。”文章提到的事实， 正是发生在甘肃日报社内，说此话的人在60年代已擢升为报社副总编辑。报社初创时期，景 超曾同他大吵过一次。当时实行供给制，为照顾记者采访，给记者每人发了一支金星钢笔， 不知何故，未给景超发。当时，他主管此事，景超找去问他，就争吵起来，闹了个不愉快。 作为领导的他，此后就到处散布景超的坏话，影响到以后的职称评定及工资等问题。这位领 导人，陕西人，文化素质较低，平日里说话总爱带上个“他妈的×！”亲近他同他气味相投 的人对此不以为意，有时还会引起哄笑。编辑部的人对他就另有看法。且说景超在杂文里未 指名揭出的事实，正是他一次在礼堂讲话时当众说过的话。此类事实，也正是毛泽东动员整 风，要求大家揭发的内容。可是，这种证诸事实的杂文，因为景超成了右派，就也成了大 毒草，其揭发出的事实便不再成其为事实了。
现把《略论“行政手段”》全文录之如下。
〖GK2！〗〖HTK〗〓〓中国古语有云：以理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而经常靠“行政手段 ”以服人者，是不会不带点“霸”味的。
所谓“手段”者，欲达目的之方法也；而能够凭借行政手段以服人的，只能是一些行政领导 人物。这里无意一概否定行政手段；所欲反对者，不过只是用以“服人”的行政手段而 已。 我没有作过调查，不知道爱用行政手段以服人的人，究竟基于什么原因，都是些何等类人？ 但推之于理，证之于耳闻目见之事实，这种带着“霸”味的人，多半是傲于“资”，而又疏 于“德”、“才”的！
说这些人傲于“资”，是因为这些人多半是专靠老资格吃饭的人。他们平日既懒于学习理论 ，又懒于钻研业务，觉得不管怎样，反正总有他们一碗饭吃，总有他们的“官”当，那么还 有什么必要再去刻苦学习呢？他们以党自居，觉得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他们自己 也便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了；他们觉得党能领导一切，自己当然也能领导一切，服从 是别人的义务，让别人服从是自己的权利，具体工作反正有被领导的人去作，自己只“掌握 原则”、“发号施令”就对了！老资格使得他们心饱肚塞，几乎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用行 政手段服人，当然也最适合这些人的身份！
说这些人疏于“德”，是因为这些人并不把党的事业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些，这主要表现 在对群众的看法，和对待群众的意见的态度上。他们唯我独尊，当然不会承认群众有长于他 们的地方，当然也不会承认群众能见到自己所不能见到的地方，所谓群众路线、群众观点， 在他们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遇到不同的意见，他们并不考虑对工作如何，对革命事业如何 ；考虑的只不过是看别人的意见是顺着自己还是逆着自己，是有益于自己的尊严还是有损于 自己的尊严罢了；他们提倡“愚忠愚孝”思想，喜欢“愚忠愚孝”的人。“顺我者昌，逆 我者亡！”于是，品质恶劣的人乘机钻营，形成“君子封口，小人得势”的局面，在他们的 独立王国里，再找不到真正的是、非！他们总是以“片面性”责人，批评别人只看缺点、不 看成绩，而他们也总是以片面性护己，因为他们自己永远是只看成绩、不看缺点的！他们不 愿意理解发现并消除缺点，正是自己的责任，而唯恐别人湮没了他们的丰功伟绩。说这种人 疏于“德”，亦不为过矣！
说这些人疏于“才”，也并非“恶语中伤”。所谓“才”者，不外乎指以马列主义知识处理 工作的能力，即指业务能力也无不可。这些人既然以为有了“资格”，就可以换得在今天必 须用劳动才能换得的一切，因而优哉游哉，蹉跎岁月，无所学而无所知！在他们的口袋里， 除了几个老教条和几顶大帽子，别的本钱就不多了，以至遇真理而不辨，遇善言而不听。对 于自己不喜欢的意见，欲说之而无词，只好继之以“压”，于是行政手段便出来了，这便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