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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后，1991年8月30日，我去酒泉在邹士杰的家里再见到他时，我仍没忘记问起这件事 。此时的邹士杰已离休，他是从酒泉地区农垦局副局长的职位上离休的。他回答说：“把砸 碎了的细沙粒涂到土高炉的内壁上，才能炼成钢。”我心里暗笑：“真能炼成钢吗？”嗨， 当年我们瞌睡得东倒西歪通宵达旦地砸破缸片，说不定正就是他的指示呢。他还说：“当时 县秦剧团的女演员什么也干不了，就让她们拉个架子车，到各家各户收集破缸片，破铁锅， 各种铁器烂铜。”我听到仍觉得十分新鲜，“食堂化”结束之后，安西县的普通老百姓不仅 没有了做饭的铁锅，连盛水的缸也没有了。真是一场悲剧。
我是和侍峒山、伐夏，特意去拜访邹士杰全家的，我感谢十工农场在30多年前对我们这些落 难者优礼有加、平等对待的深情厚谊。我更没忘记邹士杰为营救景超、争取把景超调到十工 农场做过的努力。我让伐夏买了一条烟送给邹士杰。因为我听说他尽管有严重的肺气肿，仍嗜烟如命。我们谈 话时，我看见他不断地抽烟，但不深咽，只是轻轻地吸进，便立即吐出，他还是害怕烟气对 肺气肿的危害。邹士杰的妻子已不是过去在农场时的模样，她烫着发，穿着也讲究。她还记 得我在扫盲班上为她们讲课的情景，说：“你还是我的老师哩！”记得我给她们上课是在高 大的种子库房里，上第一次课时，邹士杰就蹲在门外，一直把一节课听完，才满意放心地先 走了。原先他对于我能不能胜任工作，还心中无数哩！她妻子热情地沏茶倒水，留我们吃了 午饭。
1961年我回到兰州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工作后，平静了几年。1966年，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 遭受各种不堪忍受的厄运时，我常在心里默默地回忆起在十工农场曾经度过的好时光。在那 阶级斗争常抓不懈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十工农场曾是我心灵深处的一方乐土，它常引起我种 种温馨的回忆。当然，作为一个受难者，在那里我曾经有过欢笑，更有过悲苦。那时，我青 春年少，在受难中尽管对未来依然有着憧憬，认定自己迟早会回到人民的怀抱，重现我革命 者的风貌，而含冤受屈，同亲人们生生分离，又常常使我陷入不能自拔的悲伤与凄苦之中。 现如今回首往事，我真愿意把那丝丝缕缕、点点滴滴早已失落了的故事全都重新拣起，在心 里再细细地过一遍。毕竟，因为年代久远而失落了的故事，不论它欢快温馨也罢，凄迷伤感 也罢，它们都失落在我一生最美好最令人神往的青春年华里。受难的青春依然闪光。尽管青 春一去不复返，而我仍愿咀嚼个中特殊的人生六味，再再咀嚼，再再消受。
再说，报社和我们同来的赵秉仁、杜博智，原来都分到了四大队，此时也都参加了县上的炼 钢大军。这支炼钢大军的主战场设在安西县西北方叫作大泉的地方，离星星峡不远，已接近 新疆。参加者近千人，有县上的干部职工，从全县各地抽调来的农民，河南、四川等省来的 盲流人员、支边青年，再就是从十工农场去的工人及我的难友们。
大泉炼钢的全过程，杜博智都参加了。炼钢所在地是苍茫的荒野戈壁，没有房屋。他们9月 初去时住在帐篷里，先用1尺多高的坩锅炼铁，因产量太少，很快又决定建造土高炉。他们 的工作先是打土坯，每天早晨，先在沼泽地边选好做土坯的场地，从沼泽地里用铁锨挖出一 大堆泥，堆好，在模子里铲进泥，抹平，端着模子快速奔跑，脚下发出“噔、噔、噔”的响 声，把模子里的泥坯倒出，放在远处一行行排列整齐。每个人每天要完成五六百土坯的定额 ，十分辛苦劳累。此时，安西的骄阳还十分炙人，打好的土坯晒上两三日也就干了，可以码 在一起备用。杜博智是陕西蒲城的农家子弟，从小就有劳动习惯，我们坐火车来安西的路上 ，景超在酒泉下车后，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曾谈笑风生，用他那陕西高腔慷慨激昂地表示： “再过三年，也许我们会评成劳动模范，再坐上这列火车，回兰州去参加省上的劳模代表会 呢！”真是天真之态可掬。
说起杜博智当右派也有他自己的特殊经历。
杜博智是在他的家乡陕西蒲城1949年春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他是农家子弟，家境比较困难 ，但他学习刻苦努力，一直是班上的好学生。家乡解放的那年，他才是个初中生，16岁。参 加工作时，他的初衷还是继续上学，招收他们的干部也说可以继续上学。他1949年5月17日 离开蒲城县中赴大荔干校学习。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入学的第二天就到大荔新华支社
当上了机要员，8月由大荔而入了西安城，成为中共西北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工作人 员。兰州解放后，他也到了甘肃日报社，任机要员、电讯组副组长、机要秘书，到50年代中 期成为总编室的时事编辑。他年纪轻轻，职务一般，却曾是报社非常活跃的人物。他是共 青团的支部委员。1953年6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印象中，他工作积极， 很健谈。50年代初期，编辑部总共人数只几十人，编辑部开大会时，杜博智也参加。当时的 民谚云：“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甘肃日报》作为甘肃省委的喉舌，对工作人 员在政治思想、政策水平方面的要求很严格，通过学习讨论，来提高大家的政策和理论思想 水平自然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在学习讨论会上，杜博智经常无视于编辑部众多的编辑记者 ，会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讲一通符合当时形势需要的大道理及有关的政策问题，等等，说 得头头是道，表现出跟党跟得很紧。到1957年鸣放开始时，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总编辑 阮迪民工作和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写了几张小字报。此时，阮迪民已调甘肃省委任宣传部长 ，总编辑是兼职，平日不在报社上班。杜博智在题为《情中情因情袒爱妻〓错里错以错斥恶 徒》的小字报上，还批评了××袒护妻子××、×××自己说错了话反而训斥杜博智的问 题。1957年5月25日，在总编室整风学习会上，总编室主任×××启发说：“谁有啥问题不 明白，也可提出来讨论。”杜博智当即响应，说：“机关党团支部领导是选举的，但行政领 导却不是选举的，不知为啥。如果行政领导叫选举的话，那些脱离群众、不按党的政策办事 的人就选不上。”这样的话题在会上当时并未引起别人的注意，说过了也就罢了，谁也 没有因此而说什么。可是，到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总编室主任×××、副主任××，为 了向阮迪民献媚并泄私愤，就歪曲事实向上面汇报，说杜博智在小字报上攻击了阮迪民。如 果仅此而已，他们也知道要把杜博智打趴在地上并不容易。杜博智在整风会上提出的问题竟 被××汇报成“杜博智提出选举总编辑”。在批判他的会上，由××发难，说：“杜博智主 张选举报社总编辑。党报是省委的喉舌，总编辑只能由省委任命，选举总编辑，就是反对党 对报纸的领导，要办同仁报。”从全国来说，新闻界有人提出办同仁报的意见已作为典型 的右派言论而受到猛烈的抨击。××的发难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将杜博智打倒在地的重型炮 弹。在此前后，搞人事工作的××的妻子××写了张揭发杜博智的大字报，上面说：“右派 野心家杜博智说：‘再过六十年，我比毛主席还伟大。’”杜博智当时不仅没有对××说过 此话，也没有对任何别的人说过此话。××毕竟心虚，在大字报上就没敢署名，也没写杜博 智说此话的时间地点，向何人说过此话。但杜博智认识××的笔迹。这张没有署名毫无根 据的虚假大字报，就把杜博智的罪名进一步加大了码子。后来，《甘肃日报》上公开揭露批 判杜博智，仍以××夫妇提供的虚假材料作为“事实根据”。经过×××、××的推波助澜 ，不到10人的总编室一下揪出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是杜博智，另一个是杜绍宇。××还给杜 博智、杜绍宇赠送了“二杜反共联盟”的桂冠。所谓“二杜反共联盟”的内容是：一次，杜 绍宇躺在办公室沙发上哭，杜博智问：“你哭什么？”杜绍宇说：“×××说话不算数，前 边说后边就不承认了。我不敢给×××提意见。”杜博智说：“这有什么怕的，会上人多， 又有人作记录，怕什么！”××把这件事说成是：“杜博智和杜绍宇合谋故意引逗×××说 错话，由杜博智作记录，反过来再整×××。”据此，××写大字报，称作“二杜反共联 盟”云云。真可谓战功显赫。×××、××二人的头上便添加了耀目的光环。反右斗争结束 后，××、××调新华社总社，他二人原都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员，调回北京，也 遂了心愿。×××在大跃进的年代成为省上出名的显耀人物，很受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器 重，所谓“大旱大增产，无雨大丰收”的口号，就出自他的手笔。
让我们再回到炼钢的话题上。大泉炼钢工地上的土坯打好以后，便立即修建土高炉群，这工 作技术性强，活也很重。但是，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轰轰烈烈， 还向其他炼钢工地发出挑战书。上过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赵秉仁，作为笔杆子让去写挑战书。 挑战书写得洋洋洒洒，说不尽的豪言壮语，其中有“宁肯少活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