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办不到，说了说也就被风刮走了。不然，还不知会闹出怎样的笑话。
这就是“共产主义”吗？我心里直觉得好笑。
在县上，步子迈得更大，奇闻不断出现。为了说明由于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我国人民的共 产主义觉悟已有了极大提高，安西县人民银行在营业部门口，设置了个无人兑钞亭，放了些 零钱，让需要零钱的人，用整票自己去换，15天内，放出的零钱和兑回的整票相差140多元 。有人说：“这不是无人兑钞亭，而是伸手取钞亭。”县百货公司见银行设置了个无人兑钞 亭，也急起直追，搞了个无人售货亭，10天过去，只有人取货，无人交款，只好收拾了摊子 。
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又先后增加了三个女伴。第一个来的是殷淑芳，她一来就住到了我们宿 舍的里间。她已三十六七岁，短发，黑脸，不好看的一双大眼睛，衣着朴素，还有些土气。 她原在酒泉某单位搞财会工作，是中午休息时来的，我们问她：“什么问题？”她说一口山 西话，毫不隐讳地说：“历史反革命。”如果在过去，我会对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另有看法， 现在我们都已是“一丘之貉”，在感情上也就没什么隔阂了。第二天，老殷就参加劳动去了 。她 不叫苦，从地里收工回来，显得苍老的黑脸晒得通红，满脸的汗珠晶莹发亮，她只是举起搪 瓷茶缸大喝一通水就迈开大步吃饭去了。她个子大，抬脚举步像个男人，脚下发出“嗵、嗵 、嗵”的响声。相处了一段日子后，老殷才告诉我们，她已和丈夫离婚，丈夫是个叛徒，解 放后判了刑。她的一儿一女在山西老家由她母亲照顾，都已十几岁了，原来她每月发了工资 往老家寄生活费。现在她自己没有了工资，就没啥寄了。老殷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是因为她 在阎锡山统治时期参加过什么组织，她说：“参加过这种组织的在山西啥事也没有，在这里 就成了反革命。”我们也只是听听，对这种事做不出什么判断。
接着来的女伴叫李秀珍，是安西县上的干部，原天津来的支边青年，年龄刚二十出头。据说 她是生活作风上出了点毛病，她自己当然不说，我们也不好问。她没有住我们的宿舍，但仍 一起劳动过，我觉得她拿起铁锨干活很利索。她带了个歌本，休息时，照着歌本，我们曾 一起学了几个歌子，如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还有《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 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等等。
第三个女伴叫王桂芳，是安西县的原小学教员，最年轻，只有18岁。她年纪最轻，却已被判 过20年的徒刑，因为她拼命上告，后来刑事处分被撤销。她是从监狱里来到农场的女右 派，自然也是取消了工资。她是安西当地人。虽然她年纪最轻，由于已经尝过了囹圄之苦， 对于如今来到农场劳动觉得已十分不易，她的嘴很紧，不说自己为什么定了右派，在监狱里 受的苦也绝口不提，为什么原先被判处20年徒刑，后来又被撤销，这些我们都在关注的事， 她都闭住了嘴。
有一次，提起普选，她说：“单位上公布选民名单，没有我的名字，我跑去问，‘为什么没 有我的名字？你们为什么要剥夺我的选举权？’领导上说，‘你还不到18周岁，怎么有选举权 ？你没资格。’我说：‘我不到18周岁，为什么要定我的右派？当右派我就有资格了吗？’问 得领导没话说。”这是她情绪激动时，冒出来的几句话。她还真是个小右派。又过了些天， 有个安西口音的小伙子来看她，一问，原来正是她丈夫赵振荣。她小小年纪已经结婚，而且 也是夫妇俩都定了右派，她丈夫早就在十工农场劳动了。幸运的是他们没孩子，他们俩原来 都是小学教员，为什么他们夫妇俩都定了右派，她仍然一点也不透露。她，个子略矮，圆圆 的大脸，两个小辫窝在耳后，模样憨憨的，可她心中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很难知道。她紧紧 地封闭了自己，也许正是动荡莫测的政治风云教育了她。政治，像个胸怀叵测的妖妇，说变 脸就变脸，她不到18岁就受到人生旅程中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而后又坠入更为可怕的生命的 低谷，开始了监牢的苦难历程，而且有20年长长的年头在等待她。经过拼死的奋争，她总算 又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在农场，她亲爱的丈夫就在身边不远处，她慎之又慎，是为了保持住 目前还算是比较安宁的生活。千万千万，再不要出什么差错。
安西县还搞出了个反党集团，头子是县长徐连声，山西人。此人是“三八”式老干部，他是 举家搬迁到十工农场的，场里给了他一间住房。他们的反党集团成员，就近全分到十工农场 改造，有些人被分到其他大队。徐连声全家留在场部也有照顾的意思，场部在生活上到底方 便一些。我和徐连声在一起劳动过，他具有老干部的风度，劳动上尽力而为，语言谨慎，让 别人无法再找他的岔子。
有一天，新华书店的营业员坐着农场的卡车带了一批书来农场销售。小营业员卸下书后，对 正在路边的杜绍宇说：“去叫两个右派来，叫他们把这些书搬到那边的种子库里，我要在那 里卖书！”在十工农场，张口右派、闭口右派的情况已少见了，谁也不习惯听到这种称呼， 杜绍宇当时就火了，质问：“你是干啥的？”小营业员开始口气还很硬，说：“我是来卖书 的！”杜绍宇反唇相讥，毫不退让：“你才是个卖书的嘛，你如果是个再干啥的，还得有个 给你提皮包的。”杜绍宇还指着周围的人说：“我们都是右派，我也是右派，你看，你能支 使谁去给你搬书，你就支使！”小营业员左看右看，从神态上确实看不出哪一个可以由他支 使，只好自己去搬书了。当时站在路边围观的众右派对杜绍宇数落小营业员内心十分赞赏 ，看到小营业员终于狼狈地自己去搬书非常得意。但是，敢于像杜绍宇那样拾掇营业员的极 少。杜绍宇是瞅准机会，把当了右派在报社受到的窝囊气，发泄到了小营业员身上，还让小 营业员没有回嘴的余地。当然当时此等事也只有在十工农场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才会出现。高 仲君见此情景，曾问原县长徐连声：“你敢不敢这么说？”原县长徐连声连声说：“那我不 敢，不敢！”此话正应了寻常百姓说的：“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小营业员对原县长徐连声 当然是认识的，他说话出了格，小营业员一定会反映到县上，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以徐连 声为首的反党集团到1961年经甄别就已平反。
当然，杜绍宇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宿舍，说队里开了他的批斗会。那时 ，我和小徐已到了畜牧组。来农场后，他曾告诉我，景超曾一再叮嘱，要他记日记，说这些 日记会很有意义。我很理解，景超依然做着他的作家梦，他希望今后情况好转后，从难友的 日记里多了解些各自的情况，积累生活素材。我来农场后一直断断续续地记着日记，也是景 超的要求。杜绍宇因扯出黑社，内心有愧，对景超的话便也依从了，来农场后也记日记。在 批斗杜绍宇的会上，有的右派竟尖锐地指出：“杜绍宇来农场以后天天记日记，你记日记想 干什么？是不是要给台湾的蒋介石送情报？”当时，社会舆论对右派分子的定性不断加码子， 已认定是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在国内的代理人，敏感的右派提出这样的指责也不无道理。当队 长的其实绝无此心计，也想不到那些地方去。我的右派朋友们如果要互相整起来，招数还是 不少。杜绍宇告诉我这件事，不过是表示，今后他不能记日记了。但我的日记仍照记不误。 此时，我觉得和大家相处都不错，我还另记了养鸡兔的工作日记呢，有谁会出头来整我？
到初冬时，公社还迎来了一批上海移民。
那是个上午，阳光和煦。我正在饲养室里喂兔子。我喂养的兔子有青紫兰、安哥拉等洋品种 。按照科学的方法，兔子都应在竹片做成的笼子里喂养。但这些笼子都是购买兔子时从火车 上运来装载兔子的，每个笼子里原来装的兔子就很拥挤，经过几个月的繁殖，原有的笼子早 就装不下全部的兔子了，又无法添置新的笼子。有些兔子无处安置，便在用矮墙隔成的一两 平方米的小屋里地上打了洞，跑出跑进，过起了自由自在的日子。还有些兔子仍关在笼 子里，分笼喂养，按时喂吃喂喝，我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笼养的兔子身上。
兔子可爱善良，母性极强。母兔在生小兔子前，自己不吃不喝，疯了似的用嘴拼命拔肚子上 的毛，直到肚皮上成了光光的一片，拔下毛来是为了温暖它才生下的小宝宝，保住它的小宝 宝出生后不致冻坏。如发现有母兔生仔，为了使它顺利生育，我一般也不去打扰。早上去上 班，我都要逐笼先把兔子看一遍，此时，就会发现有的母兔已生育完毕，正安详幸福地蹲 在笼子里，五六个无毛的红扑扑的小兔紧闭双眼依偎在母兔怀里，它们小声地吱吱叫着，一 边吃奶，一边转动着胖乎乎的小小的身子，间或还互相换一下奶头，再继续吃。吃饱了，它 们便会挺着圆鼓鼓的肚子酣然睡去，其憨态可爱至极。母兔只是静静注视着我，它认识我， 知道我不会伤害它们母子。有时，也会有一两只小兔离开妈妈爬到一边去，它们的眼睛还没 睁开哪，有的冻得冰冷，有的会因此而冻僵冻死。我曾把冻僵的两寸左右长，肉囊囊软乎乎 的小兔捏在手心，两只手合拢来焐它，或一只手捏着它靠在脸蛋上焐，直到焐得小身子暖 和过来动了起来，再放回母兔的怀里，让它立即噙住一个奶头。刚生育过的母兔，要立即加 饲料加水。它会大口饮水，当时给兔子喂食用一种陶制的粗笨钵头，它直上直下，略大于饭 碗，放在笼里地上都不易弄翻。刚生育过的母兔会一口气喝完大半钵头的水。
这天上午，我发现一只灰色的大母兔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