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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一中队第一次下地，是同王昭几人补种断了行未曾出齐苗的小麦，活很轻。几人说说 笑笑 ，不觉就到了工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一起走到了地边，王昭因为我是女性，又是他的演出伙 伴演员们开玩笑称他是我的“小伴儿”，称侍峒山为“老伴儿”，急忙拿来一条空麻袋 要我垫着坐上，其实我早已躺在地上休息了。一年来我和土地一直打交道，有时还会在坚硬 的地上梦一回周公，甜蜜非常。现在，我又回到了生产队，这里的各种气氛令人愉快，我还 会在乎身上沾土吗？
一中队有个一组住在离队部一二里之遥的东边，组长刘志俊，是个老诚厚道的老工人，就是 安西当地人，也带有家属、孩子。其余的，绝大部分都是我的难友，他们的名字能记住的有 ：李永龙、罗惠湘、曹宗华、王永、许登浩、张稔年、陶杰、刘文彬等。有时候，我也走一 二里路，到一组去参加劳动。自从我当了中队统计，有意思的是无论工人或难友，他们喊我 名字的极少，大部分人都客气地称我“统计”，好像“统计”也算个什么职务似的，一组的 难友也都非常热情。一次，在一组劳动时，看见尚未长出禾苗的地里隆起一个包，陶杰说： “那是蘑菇。”走过去用手指一刨，果然刨出两个直径近两寸肥肥大大的蘑菇。在兰州时， 有时在雨后的树下或其他潮湿的地方，也会长出像似蘑菇的东西，小时候听大人说，那是“ 狗尿薹”，有毒不能吃。这肥肥大大的蘑菇颜色没有“狗尿薹”白净，真是蘑菇吗？并不潮 湿的地里怎么会长出蘑菇？我心里好生奇怪。陶杰见我态度犹豫，又肯定地说：“这就是蘑 菇，能吃，有时地里还不少呢！”这天上午，我一直注意地里隆起的包，后来竟又找到几个 。中午，我在一组灶上吃的饭，陶杰用茶缸把蘑菇煮熟给我一个人吃。虽然没一点油，才从 地里捡回的蘑菇用盐水煮熟后味道鲜美极了，我让陶杰和别人也吃，陶杰说：“你没吃过， 就一个人好好地吃罢！”
王永过去常给报社写稿，是个积极的通讯员，因为我原来也是报社的，从感情上似乎就有点 近乎，喜欢和我议论政治上的一些事。他常说：“我们算是什么右派，如果在京沪的大机关 里，像《光明日报》、《文汇报》那些单位，我们什么都不是，也许还是反右的积极分子哩 ！”我向他介绍了王桂芳被判处20年徒刑，经上告撤销了刑事处分，来农场劳动的情形。 他说：“王桂芳胆子就大，现在逮捕后凡是上告不服的，都给加刑。不过，人家还是做对了 。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他告诉我，报纸上登了，在苏联，小偷服完刑以后找不到工作， 有个小偷曾为此写信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答，应该给他们安排工作，不然，他们还会再 去偷。说到这件事，是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处境，长此劳动下去，出路安在？这其实也是每个 人心中忧虑的事。王永和陶杰都是武威人。王永来农场前在武威工作，陶杰则是张掖讲师团 的。
罗惠湘是湖南人，原张掖航校的技术人员。罗惠湘喜欢唱歌，有一次听他唱苏联电影《区委 书记》的插曲、俄罗斯民歌《马车夫之歌》，其悲凉的情调动人心弦，我让他把歌词抄下来 ，自己哼哼着也就学会了。这首歌述说的是一个马车夫在临死之前仍然忠实于爱情的故事：
草原大无边，
路途遥又远，
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
……
爱情我带走，
请她莫伤怀，
找个知心人，
结婚永相爱。
我喜欢的歌儿，我总是十次八次地唱，而且要带上感情，用心去唱。当时我自己的处境比较 而言已够好的了，而心底里仍然蕴积了太多的悲哀。歌的情调同我的心境是这样的相近，我 一遍又一遍地唱它，是一种尽情的宣泄。我在中学受的是西洋声乐的教育，唱俄罗斯民歌， 我觉得也很合我原来的爱好。况且，平日里无法说出和难以表达的种种情愫，谁也不能禁止 我在歌声里唱出。我唱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教会我以后，罗惠湘也很爱听我唱这首 歌。这悲凉的情调，谁又能说和他自己的心境不一致？
许登浩年龄略大，在眉户剧《雌雄花》里，他在伴奏中拉胡琴，我们是在排练中熟悉的。 此人为人老诚，踏实能干。
一组年龄最小的是曹宗华，此人体力特好，劳动上经常受表扬，性格热情，喜穿红色线衣， 夏天则穿白边大红的背心。他也是不到18岁就戴了帽子，我常开玩笑叫他“小右派”。后来 才得知，他戴的帽子是阶级异己分子。
来一中队后，劳动已不是那么刻板，而是有了相当的随意性，我仍注意尽量多参加劳动，需 要我坐在办公桌前做的工作其实就那么一点，待在队部也没什么意思。我对自己的政治身份 很清楚，领导上再照顾，我仍然是个右派分子，是来改造思想，在劳动中脱胎换骨的。在一 中队，我不论到那个组劳动，大家都挺欢迎，何况我已适应了各种劳动，并不以劳动为苦， 在劳动中和大家说说笑笑，也是一种乐趣。
到5月，我们的伙食突然有了变化，每月的定量减成了30多斤，每顿都吃汤面，里面和了不 少苦苦菜。虽然都能吃饱，饭量小的也可把粮票让给别人，因为汤水多，很多人都把肚子吃 得圆鼓鼓的。记得王昭的饭量大，他的衬衣又是放在裤子里边的，才吃完饭时，他的裤带就 放开了许多，腰很粗，肚子也挺着。谁都知道，去年农场大丰收，为什么粮食定量却减了呢 ？
后来才得知，原来，毛泽东发表了“4·29”指示。他以个人名义写了题为《党内通信》的 信，是写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的。信上讲到了“节约粮食问题”，信上说 ：“ 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 、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 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引 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十工农场作为生产粮食的单位，对 毛泽东如此重要的指示，当然要作出反响，坚决执行。于是白面馍不见了，尚不是大忙 季节，只能降低定量，改吃面条。农场因为气温低，尚无蔬菜，苦苦菜代替了瓜菜。
毛泽东似已意识到将要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面临饥饿。
此信还讲到了“讲真话问题”。信上说道：“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 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他告诫大家：“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引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
就在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发表一个多月之后，“在北京，有两位睿智敏感的伟人，对此 进行了议论。他们是彭德怀、张闻天。此二人原来并非密友。此前，彭德怀刚刚率领中华人 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及蒙古国回来，张闻天去看望他。他们都觉得，毛泽东以个人 名义向全国发出4月29日的《党内通信》，这是‘树立了个人作风’。联想到毛泽东在3月的 上海会议上强调权力集中，意思无非是由他自己说了算。这样下去，集体领导原则还怎么坚 持？岂不是重复斯大林晚年的个人崇拜吗？”（引自《国防部长浮沉记》第24～ 25页。）谁能想到，这一番议论，竟为两位开国元勋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要求全国人民“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全国人民都字字句句照办了，连丰收的 十工农场也毫无例外地改吃干为吃稀的，用苦苦菜代替了瓜菜。毛泽东告诫大家不要 说假话，只是说给他的属下和百姓们听听的。他有句名言：“从全面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 一个指头的关系……”以后的无数事实证明，无论是谁说话都要限定在这句名言的框架内， 不然，他就认为有损于他的崇高威望以及他所推行的治国政策。斯大林晚年的悲剧，其实在 他身上已经表现出来了。
再说此时的我，对于农场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吃得差一些觉得也过得去，只是想起在三大 队吃过的好饭菜，就有些馋涎欲滴。那些家在农村，特别是家在河西农村的难友很多，此 时他们从家信中得知的情况肯定就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他们已在忧心忡忡，但不敢把真实 的情况告诉别人。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就因为在粮食问题上说了实话，来农场前家里已缺吃 少喝，此时就更焦虑了。但是，他们已身不由己，不能解救家人，不能对家里有任何帮助了 。
有一天，三组的裴组长喊我：“统计，你到我家里来一下。”我跟着到了他家里。原来，他 们家在改善伙食，他老婆用从小卖部买来的甜果酱包了些饺子，他特意留了一些给我吃。用 果酱包饺子，我还是第一次吃，我喜吃甜食，自然是吃得非常高兴。在农场艰苦的环境里， 他挣钱不多，老婆又是家属，做点好吃的也不易，他还特意邀我去吃，这真是吃在肚里，甜 在心上。在工人组长中，裴组长一直对我特别亲昵，关照颇多。
夏收前，我们在四大队又有过一次外出的演出活动。这时，县上已不能去了，但小宛农场邀 我们去演出。原来合并到疏勒公社的小宛农场，从疏勒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