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收前，我们在四大队又有过一次外出的演出活动。这时，县上已不能去了，但小宛农场邀 我们去演出。原来合并到疏勒公社的小宛农场，从疏勒公社又分出去了，场长李学福是原十 工农场的副场长，我虽和他没多接触过，感觉他为人厚道正派。此次邀我们去演出，肯定是 他的主意。他对于我们这些演员的阵容实力，当然是了解的，所以才盛情邀请。
这是我在十工农场最愉快最成功也是最后一次的外出演出活动。
我们是坐着马车去小宛的。这次演出，主要节目是眉户剧《雌雄花》，所以《雌雄花》的 演职员全都去了，此外还演了些小节目。群众演员李熙元和我同坐一辆车。李熙元岁数小，胖乎乎的圆脸，武威人，一直和我说说笑 笑。谈笑间，他也流露出怅惘迷茫。问我：“咱们今后怎么办？日子还长着呢！”我当时心情 尚可，就背了普希金的一段诗安慰他：
假若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
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
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就要来临！
这段诗其实连我自己也安慰不了，我们“快乐的日子”在哪儿？我比他更迷茫。提起今后怎 么办，我心里比他更沉重，但我愿意安慰开导他，因为他比我岁数小，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开 导他。他听了我的背诵，不好再说什么，便默默的了。
小宛临时搭了个高大宽敞的戏台，让我们演出。此次演出因为是在大白天，台下观众欢喜专 注的神情，热情的笑脸，都反射到了戏台上，我都感觉到了，所以情绪特好。我认为演《雌 雄花》以来，这是演得最好的一次。
让我们觉得特别高兴的是，小宛还特意宰了一只羊，吃饭时，我们每人面前有一碗羊肉，吃 羊肉泡馍。我们已是数月“不知肉味”了，每天吃苦苦菜面条真也吃烦了。能够吃上这么一 顿美餐，一定是李学福场长的安排。不论外面的世界有了怎样的改变，政治气候如何反复无 常，他依然认为我们是“好样的”。小宛的工人、农民，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心里是滋润的。 对他们来说，我们送上门的是精神食粮的上品。许多人身居戈壁深处，人老几辈子也没见识 过如此的演出。所以他们把我们当作贵宾接待，内心无比高兴。
我们非常感动。
我没有想到，因为数月“不知肉味”，我的胃肠对羊肉的消化功能都减退了，面前的一碗羊 肉，数量不算很多，但我无法吃完，就搛给了坐在身边的王昭几块。我的“小伴儿”演戏很 有几分才华，作为陕西人，他在道白、唱腔、咬字吐音方面，眉户味儿很足。他个儿不算很 高，浓浓的剑眉下，一双眼睛又大又黑，还有些深沉，仿佛总在思考什么深奥的问题，但他 笑口一开嘴一张，给人的感觉是爽朗坦率，眼睛里什么秘密也没有了。他的长相，也正适合 他在《雌雄花》里扮演的角色。劳动上他是一把好手。我们在演出上合作得很好。
王昭家里是农民，解放前进城找工作，先在一家工厂干活，后来觉得工厂里的工作太苦，经 人介绍，在宪兵队混了几月。一个农家子弟为了讨一口饭吃，在宪兵队混了几月，也没干啥 坏事，这也不算啥，当地一解放他就立即参加了工作。原来，领导上谁也没有认为他在政治 历史上有什么问题，他的原工作单位是安西县公安局，进这种单位，一般都经过严格的政治 上的审查。谁能想到，反右派斗争后，对他虽未发现新的问题，他人又不可靠了，而作为历 史反革命被送到农场监督劳动。在一中队，同他一样，有类似情况的还有几人。反右斗争之 后政策的继续向左转，使他们也蒙受了不白之冤。1979年后，他们经过落实政策，先后又都 成了人民、国家干部。
我们的中队长赵金恒，是个复转军人，共产党员，张掖人。他对我的工作和劳动表现都比较 满意。我在一中队工作了一段，全场对所有的下放人员评级，根据每个人的劳动表现评为 四个级别，最高者四级，最低一级。劳动报酬也略有提高，四级每月的收入可拿到近40元。 我的工资由原单位发，同评级不挂钩，但仍参加了评级，评级也是政治表现的标志，后经大 队统一研究后宣布，给我评了个四级，这无疑意味着是一种鼓励。
赵金恒闲时也和我聊一阵天，说些家常。有一次，他说：“我们这些下放的同志表现确实好 ，来了一年多了，农活熟悉了，多重的劳动都能完成，以后我们就要根据党的政策，该抹（m a）帽子的就要给抹，我们这里是留不住你们的。和桑子，你们将来还是要回兰州，回你们单 位上去的。”我在三大队时，杨康、杜绍宇他们仍用我曾经用过的笔名“和桑”喊我，两个 字的名字喊起来便当一些，也比较亲切。反右派斗争之前，报社上上下下的人都喊我“和桑 ”，在反右斗争中，革命群众为了同我划清界限，表示出对右派分子的蔑视与革命义愤，我 的名字“和凤鸣”在斗争会及一切公开的场合被呼来喝去，曾用过的笔名不再有人称呼。来 农场后，人事干部办交接手续，当然仍用“和凤鸣”三字，所以大家都只知道我的名字。杨 康他们喊我“和桑”，引起了小徐的注意，她问明了原委。以后我的女伴们便都叫我“和桑 ”，后来这称呼又扩大到了“演员”队伍里。来四大队后，赵队长听小徐他们喊我“和桑” ，问清楚缘故后，大概觉得叫起来还有些不顺口，就在“和桑”后面又加了个“子”，所以 ，我又成了“和桑子”。赵队长情绪好的时候，还当众亲昵地称我：“我们的和桑子！”不 过，在全中队也只有他一人这样叫我。“和桑子”成了赵队长对我的专用称呼。
赵队长对于给我们“抹帽子”的事十分关心，不仅私下和我谈，在全中队开会的时候，也常 说起。他在全中队讲话的时候，口气还是部队里首长对下级的态度，以表扬和鼓励为主，充 满了期望。他常说的口头禅是：“我们希望同志们在这里一个个很快地把帽子抹掉，你们都 是有单位的嘛，你们还会回到原单位去的嘛！”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全国对于给右派分子摘 帽子还毫无动静，右派分子们今后出路究竟如何，从中央的有关文件到新闻媒介，都还看不 出一点眉目。所以，尽管他言恳意切，侃侃而谈，这也是我们内心里最关心的大事，我们一 个个都是洗耳恭听的样子，内心里当时其实都画了个问号。而赵队长的这番话，真正是他的 心声。复转军人的他，同我们这些右派相处已一两年，他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是怎样把我们打 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但他相信我们这些人有文化有本事，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 主义并无反对仇视之心。他说这番话经过深思熟虑，并非脱口而出，这标志着一种社会的良 心。
我们这些右派通过一年多的劳动，处处听党的话，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战天斗地，着实也使 赵队长深受感动。他说上面那些话时诚恳激动的神态，滚烫的话语，是由于眼前他所熟悉的 我们这些右派，个个都向他提供了足够的生活依据，他相信眼前的事实。他甚至有点想不 通，为什么把这些表现确实好的同志划成了右派。我们心里的委屈，他暗自也在心里琢磨过 ，有时竟不免和当右派的我们想到了一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把它说成是一种社会的良 心十分确当。他反反复复地向我们说这些滚烫的话，也有点情不自禁。 赵队长和我闲聊时，有一次，也来了点“忆苦思甜”。他说：“现在，个别的同志还嫌我们 这里苦，几年前，我们复员下来刚到十工的时候，哪里有个农场的影影子呢，面前只是一大 片荒滩，大风一刮起来，飞沙走石，天昏地暗，连个避风的墙角角子都没有，趴在荒滩上， 我们中间好些人都哭开鼻子了！”说到这里，他笑出了声音。他一定是想起那些复员的战友 们哭鼻子的样子十分可笑，毕竟那已是几年前的事了，辛酸已成为过去。我心里暗想：“赵 队长，你哭鼻子了没有？”但终于没好意思问出口来。
赵队长笑了一阵，才不无自豪地又接着说：“那叫啥？那才叫艰苦哩！现在的这算啥苦！”
一年多来，我在劳动中备尝艰辛，也深深地体会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劳动的艰辛， 曾使我想要躲避开这不堪承受的重负，甚至不惜走进另一个世界，永远躲开这可憎恨的一切 。
这时候，我听赵队长介绍他们当年创业的艰辛，内心里又增加了对当年创业者的尊敬。是的 ，他们作为开拓者，是吃了大苦，流了许多汗水的。农场有了如今的规模和局面，我 们不应忘记开拓者们曾经做出的奉献。
这里要提一笔的，是四大队也有十来户上海移民。这些移民文化层次都比较低，看来基本上 都属劳动人民。个别的上海移民还在这里喜结良缘，扎下了根。
这位喜结良缘的姑娘，苏北人，姓氏不详，大家都叫他“大毛”。当时在食堂当炊事员。同 她一起来到农场的还有她的母亲和一个妹妹。大毛皮肤很白，细皮嫩肉的，身体粗粗壮壮， 正是炊事员的那种体型，说不上好看。她的新婚丈夫是大队统计崔国俭，民勤人，我的右派 难友。我和小徐调到四大队时，他们已经结婚。同许多上海移民中的女孩子相比较，至少在 外型上大毛并不是那么可爱，但是他们小夫妻俩倒是十分恩爱。
一中队的几个上海移民，年龄都比较大。其中一人是理发员，也是苏北人。他是孤身一人来 到农场的。也许，他也有些忌讳，从不谈为什么孤身一人来到农场的，老家还有些什么人， 如何维持生计的，等等，对这些我已印象毫无。我只记得当阳光和煦、天气好的时候，他就 在一中队队部门前放个凳子，拿出装了简单的理发工具的木箱，给大家理发，理发也不用给 钱，只给他记上工分。这种分配制度，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