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囚已两年过去 了，我们两年来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摘掉帽子，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可我们会有什么样 的前景？眼前的现实步步进逼，使我无法对自己的处境作出西洋景式的幻想。
国庆节过后不久，四大队领导就宣布：我们的农场要迁到玉门县去。玉门县饮马二场要换到 十工农场来，玉门县饮马三场则迁到原四工农场，原四工农场也迁到玉门县。饮马二场和三 场都属劳改系统，是改造罪犯的农场。这次大换场，主要是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当时，中 国的核建设和导弹基地向全世界保密。30多年后，中国人民被告知，酒泉附近的导弹基地于 是年秋开始建设，一条为导弹基地服务的专用铁路线也于此时开始秘密铺设。核建设和导弹 基地的建设属国家最高机密， 这样，对于酒泉附近的劳改农场里关押着的数千名犯人，就被迁了出去。 为了保密，领导上就断然采取措施，决定对上述的几个农场来一次大的行动换场。
饮马二场的人数、规模、耕地、财物等同十工农场大体相当，就决定同十工农场对换。十工 农场的全体干部、工人、家属、上海移民及下放人员，还有农机具、车马、粮食和其他财产 ，全部由本农场组织运输，送到原饮马二场所在地。饮马二场的在押犯人、各色人等及农场 的各种农机具及其他财物，则由他们农场负责运送。
在反右派斗争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ZW（〗〖H T6〗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67页。〖ZW）〗按照新的统一部署，十工农场的右派分 子，必须全部迁往安西四工农场所在地，原安西四工农场为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此次 奉命也迁往玉门县，迁入饮马三场。饮马三场原是个罪犯刑满释放后就业的农场，人数、规 模不算大，迁入四工农场。当权者认为将我等归置到刑满就业人员的农场最合适不过，我们 的命运就被重新做了安排。
十工农场的领导接到迁场的指示时，最犯踌躇的就是如何安置好我们这些人。按照当时领导 的统一部署，凡是右派分子一律迁往安西四工农场，同刑满释放了的前罪犯归置到一个农 场。但是，此时十工农场从省上及河西走廊各县接纳的右派分子及其他戴了各种帽子的人员 原来都是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根据本人的专长补充到场部及各大队担任了相应的工作， 已成为农场不可或缺的干部人才，如场部的财务科，我的难友在其中工作的就有冯士伟（原 省人民银行学校教师）、卢寄智（原省劳改局会计）、汴国梁（原河西某县银行职员）、赵芝贵 ，还有马维琪此人在80年代担任了甘肃省农垦工商联合企业公司的总经理，《甘肃日报 》曾以显著版面作为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突出报道。这些人按照决定如若都划归安西四工农 场，场部财务科的大半边天就得掉下来。再以生产第一线来说，两年来我的难友们都已 成为生产上的重要力量，其中有些人如我等的工资仍由原单位付给，十工农场只是无偿地使 用其劳动力为农场提供财富。再说我们这些人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具体情况，也都发挥着各自 不同的作用。此时，把我们这些人造个名单再转手交给劳改系统的农场，十工农场领导于 心不甘，也于心不忍。当时，他们对劳改系统农场的情况比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迁去后没有 好日子过。所以，迁场的文件在10月中旬就已下达，各方面的交接手续却迟迟地拖延了下来 。
迁场决定在我们这些受难者之中的思想上也掀起了巨澜，议论纷纭。大家对国庆节只给少数 人象征性地摘了帽子，绝大多数人各方面的情况一切依然如旧，心里有多种想法。有些人天 真地说：“公安部门是执法机关，我们转过去后，在‘摘帽’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或许 会有些好处，不会打折扣。”这种幼稚的想法，在当时就属不攻自破之列。当时，象征性地 给极少数右派分子“摘帽”，不过是一个姿态，是为了表示他们说话算数，对右派分子还是 宽宏大量的。1959年的国庆又是十年大庆，为了表示我们国家的强大，给少数右派分子摘帽 也没有坏处。至于基层干部只有遵命执行的份儿，谁能打折扣，谁又能放宽摘帽的尺度？
又过了些日子，当首批劳改犯人在荷枪实弹的战士押解下，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那些劳改犯 一个个形容枯槁的模样，令人吃惊。而此时，依然有人说着宽解的话：“人家每月 的定量四十七八斤，比我们还高呢！”听的人心里即便有疑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因为我 们都是“祸从口出”，才落得如今的下场。对要我们去的那个农场，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 我们还是不要忙着说它不好，以免到了那边又成为把柄，给自己招来麻烦。
就在这当儿，我来农场后第一次感冒发高烧。赵队长知道后，先到大队部找来了我的难友当 医生的陈立荣，他来队部量了我的体温，给我打了一针青霉素，并给了些药片。这时已是下 午了，我喝了药片，睡了。下午饭一口也不想吃，没吃。晚上，赵队长进屋来，帮我点亮了 煤油灯，问我：“怎么样？好些没有？”又说：“不吃饭怎么行，干脆，叫灶上给你做些酸拌 汤。”一会儿，酸拌汤端来了，我挣扎着坐起，喝了半碗，就再也喝不下去了。赵队长说： “不想喝就算了，算了，早些休息，好好睡上一觉。”看我睡好后，他又把队里准备救济上 海移民的灰色棉毯拿来一条，盖在我的被子上，然后，熄灭了煤油灯，拉住了门，走了。在 当时的条件下，赵队长在得知我发烧后，立即找来医生为我打针服药，在我未吃晚饭时，又 让灶上为我做酸拌汤即把面粉做成疙瘩状，下成稠汤后调些醋，病了的人在胃口不开的 时候愿意吃带酸味的，他想得都很周到。这事已过去了40年，我仍铭记在心，清晰地记住了 他照料病中的我的情景。第二天，烧退了，我的病奇迹似的康复了。
一中队第一批去玉门的，记得是一组马车队的。那一天，秋高气爽，天气晴朗，曹宗华身穿 一件大红绒衣，路经中队部扬鞭启程时，情绪甚是高昂。他用长长的鞭子打响鞭时，只在空 中绕一圈，并不真的落在他的大白马的背脊上，他和大白马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们这些 马车夫已训练有素，有的人打响鞭时，会最后轻轻地把鞭梢儿落在马的耳尖上，予以象征性 的惩罚，让马儿心领神会。曹宗华的白马的耳尖是浅棕色的，十分好看，就是鞭梢儿他也不 忍心落在马儿的耳朵尖上，他绝不让无辜的马儿忍受疼痛。和他同车走的，还有王永、罗惠 湘、张稔年等难友。
终于，全中队的人分期分批各自出发了，有些人去了安西四工农场，有些人去了玉门。去玉 门的是同饮马二场的劳改犯进行对调。据说在饮马二场附近有个村子叫黄花营子，十工农场 迁到玉门后，便改名为玉门黄花农场。
我成为一中队最后的留守人员之一。
当赵、刘二位队长即将去玉门的前一天，我向二位队长交结了简单的经济手续。然后，搬出 中队部，同徐福莲一起，搬进了大队部西头南面第一排的一间家属宿舍里。这间宿舍同我们 原在三大队住的房子结构一样，外间有个不大的炕，我和小徐就住在这个炕上。里间较小， 住进了一家难友。难友名叫路毓亭，山东人，原是高台县邮局的干部，他不是右派分子，不 知因什么问题被送到十工农场的。他来农场后，妻子因为生活无靠，也来农场劳动，和他生 活在一起，他俩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儿，全家三口人便住在里间。此时，全大队的主要人员都 已去了玉门和四工农场，财产大体也已运走。我和小徐作为留守人员的任务，主要是向原饮 马二场移交四大队的粮食。
原来，两个农场在迁场的双向运输中，后来认识到粮食的运输意思不大，把各自场里的粮食 就地移交给对方，会省下一大笔运输费用和人力。我和小徐所作的事，就是把四大队库存的 粮食用磅秤一秤秤称过后，记下累计的数目，作为向饮马二场移交的根据。
这样，我们就同饮马二场的人员打上了交道。饮马二场也派出两个人，同我们一起过秤。这 两人都是劳改犯，其中一人有40岁左右，说话带河南口音，有点多嘴多舌。另一人比较年轻 ，棉袄上套着毛蓝布的中山服罩衣，话少。另有两个罪犯是劳动力，他们把麻袋里的小麦一 袋袋抬到库房里的磅秤上，称过后，由我们双方记下数量，再就近抬在库房里倒出粮食，腾 出麻袋。这活当然很重。40岁的罪犯在这两个劳动力来了之后就交代：“每天给你们加两个 馍！”我心里想：“活这么重，两个馍顶啥用？”可是，看那两个罪犯的样子，倒像是很乐意 似的。半年之后我才有了体会，罪犯们乐意干这种活，是因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偷小 麦。饥饿的劳改生涯，已教会他们在同粮食打交道的时候，学会偷窃粮食。强烈的生存意识 ，使得他们不得不这样干。这次在背粮食过秤的过程中，他们肯定偷了不少小麦。
我们的任务只是记下每次过磅的数目，自然就悠闲得很。那位多嘴多舌的40岁罪犯告诉我们 ，他的那位年轻伙伴是上海人，因为诱奸幼女判的刑，他不无同情地说：“本来他也可以不 判刑，说是幼女，其实也是大姑娘了。他是小学教师，学得好，在学校可以说是品学兼优， 喜欢上了自己的女学生出了事。关键问题是他得罪了校长，校长放不过他，原来可以不判刑 的，结果就判了刑。”这位上海人语言谨慎，对他的伙伴情况始终没说一个字。
我们干这活虽不出力气，在一袋袋的小麦倒进库房之际，尘土满库房飞扬，弄得每个人都蓬 头垢面，浑身都落了厚厚的土，真是脏极了，但也只有受着。
1961年，邹士杰副场长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