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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黎淑莲来说，她原是赵贵春在张掖航校的学生。当年，年轻的赵贵春讲飞机结构，把一门 死板机械的专业课讲得生动活泼、形象有趣，无意中竟获得了聪明漂亮的女学生黎淑莲的心 ，俩人很快坠入爱河，然后就结了婚。幸福美满的一对爱侣人人称羡。到1957年动员鸣放之 时，赵贵春看到街上从河南来的要饭的很多，就说：“我们党应加强对农村的工作，农村建 设好了，这些农民就不会从农村往城里跑了。”这种对“我们党”的建设性意见，到了反右 斗争开展后，竟作为恶毒挑拨工农关系的右派言论进行批判。赵贵春被划为右派分子。张掖 航校对黎淑莲还区别对待，打算安排她到张掖地区工会工作，但黎淑莲觉得亲人含冤受屈当 了右派，自己在当地工作面目无光，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也抬不起头来，就于1958年初回了 老家四川岳池县农村，在4月生了个男孩。她哪里知道，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的老家 ，此时农民已食不果腹，她的一个叔伯哥哥在1958年已活活饿死，她那在重庆当干部的二哥 饿得浮肿了。她一回到老家就挨饿，她过去哪里尝过挨饿的滋味？作了年轻母亲的她，奶水 少，小男孩也挨饿，更使她心如刀绞。再说赵贵春到安西十工农场后，根据他的专长，分在 机耕队工作。十工农场对右派分子称“同志”，生活虽艰苦，但能吃饱饭，无挨饿之虞。这 样，黎淑莲就带着小男孩，从天府之国的四川老家数千里跋涉，于1959年初来到了安西十工 农场，同丈夫团聚在一起，同甘共苦。可她哪里料到，在十工农场待了不到一年，来了个换 场，他们全家3口人，又到了四工农场。初到四工农场，她就立即感到，这里的政治压力比 起原张掖航校有过之而无不及，她面对的又是新的生存难题。
再说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她先来到十工农场，那时我和小徐已调四大队，所以和她没接触 过。等我们都来到四工农场后，我们虽知道她也来了，因为没和家属一起劳动过，不久我们 又先后调到场部，对她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多年后当我知道河南省在大饥馑的年代死人很 多，特别是有个信阳地区死人最多。我就想到，徐保安的家不知是否在信阳地区，徐保安的 妻子或许是被老家的饥饿逼到安西十工农场来的。徐保安当年就是因为鸣放中说到家乡的农 民“饿得嗷嗷叫”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反右斗争之后，一切工作继续向“左”转，农村 吃粮肯定更趋紧张，杨爱珍在农村饿得受不了啦，听徐保安信上说十工农场能吃饱肚子，她 便下决心投奔到已当了右派分子的丈夫身边，图个吃饱肚子，同时对受难的丈夫也有个照应 。就这样，夫妇俩在十工农场过了半年同甘共苦的好日子。现在，他俩又一同来到了四工农 场，在四工农场他俩面临的又是什么样的生存难题呢？但不论是怎样的生存难题，他们都已 毫无退路，别无选择，只能面对了。
这些带家属的难友，都有自己的“窝”，开始都住在地窝子和窑洞里。王杰生和张露玲的地 窝子由于暴风的肆虐在除夕之夜塌了，就给他家另找了住处，别人的都没塌，就继续住在地 窝子和窑洞里。有了自己的窝，便自己做饭吃，各家都有个粮本。她们第一次到场部去买面 粉，令她们大吃一惊的，卖给她们的竟也是带有麸皮的面粉。自己的男人在大灶上吃麸子面 ，她们有理也无处讲，让自己和孩子也吃麸子面，同当了右派分子的男人一样对待，她们无 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不仅是个吃面的问题，也是个政治待遇问题。自己的男人犯了“错误” ，自己是个家属，可是啥事也没有的呀！俗话说：“三个婆娘一面锣！”在四工农场，她们的 男人是右派分子，比起那些干部工人家属，自己自然也是矮了一头，响锣一时无法敲起来。 到四工农场后，她们的男人吃着大灶上粗劣的饭菜已在挨饿，她们正想把家里的伙食调理得 好一些，让饥饿的男人在家里得到些补充，可她们打来的麸子面，挡不住自己和孩子的饥饿 ，又怎样帮助男人哩？当然，她们一到四工农场就看到场部的家属和孩子们都吃着雪白发亮 、精粉做的馍，打面时也看到人家用同样的钱打着精粉，自己付出同样的钱，打回的却是麸 子面。她们已学会了忍受，眼眶里打转转的泪水直往肚子里咽。而当她们悄悄地聚在一起时 ，她们就像亲姐妹一样倾吐了肚中的苦水。自己的男人受委屈吃不饱那是没法的事，自己 和孩子没犯错误，为什么也要吃麸子面，受到这样的对待？她们和自己的孩子不是来改造的 呀！“锣”终于敲响了。十几个人一合计，决定找四工农场的刘生贵书记去说理。刘书记是 农场的一把手，只要他说句话就算数。家属们相信，目前的恶劣对待，找了他会得到解决； 不找他，同下面打面的干部谈是有理也说不清，因为他本人就无权对此作出改变。
据张露玲在30多年后回忆，找刘书记她也去了，她们共去了十来个人，同去的还有徐保安的 家属杨爱珍及一个镇江口音的家属，等等。
她们找到刘生贵的办公室，十来个人一拥而入。刘生贵看到她们，起先还弄不清她们是来干 啥的。当着十来个右派分子的家属说话，她们要吵起来总不大方便，他就要求她们先都出去 ，一个个按次序进办公室，跟他个别交谈。个别谈就个别谈，为了争得她们自身的权利，她 们既已挺身而出，便一个个毫无畏惧。
第一个进去和刘生贵谈的是一个约摸三四十岁，年纪较大，镇江口音的家属（因年代久远， 张露玲已记不得她的名字）。这位家属张口就说：“当年他参军打国民党披红挂彩，是我送 走的。现在他犯了错误。我又赶来帮助他改造，这是党对我们当家属的要求，我这么做是符 合党的要求的不是？可我们到了这里，打面只给掺着麸子的面，好像我们也犯了错误。我们 党一贯的政策不是这样，不对头嘛，我们来农场帮助自己的男人改造有啥错？共产党的干部 无论在哪里，办事总是要按照政策来，不执行政策，我们走哪里也能说上理。”这位家属理 直气壮地说完，走出刘生贵的办公室，又把她刚才说过的话，向等候在外面的家属重复了一 遍，张露玲觉得这位大姐嘴巴子很利，给大家鼓了劲。
不等她说完，杨爱珍已进了办公室。她首先声明：“我是党员！”接着就以咄咄逼人的口气 ，说出一番道理来。她说：“我们不能用同样的钱买麸子面吃，我们没犯错误，我们是来帮 助自己的爱人改造的，凭什么要给我们打麸子面！”刘生贵作为农场一把手从未遇到过如此 棘手的事，他更没有想到右派分子中，居然还有党员的老婆。在杨爱珍之后，还有两三个家 属，也声明了自己的党员身份。
刘生贵耐心地和十几个家属谈完话后，当即作出决定，对这些右派分子的家属，今后不得 再供应麸子面，而要和干部、工人家属同等对待，纠正了原来的错误作法。这在当时是难能 可贵的。我的这些难友的家属们大获全胜。此后，她们从场部买回来的也是精粉。
说话间，天气已渐暖。有一天，一站、二站的部分难友们都来到场部附近干活，大概是给场 部干部的自留地翻地种洋芋。所谓的自留地，就是按场部干部人数统一划出大片土地，统一 耕种，秋后再将收获物分给每个干部。在甘肃农村，1958年大炼钢铁之后，省上提出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原来分到每家每户的自留地，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而在四工农场，场部可以随意调遣右派分子们无偿地为他们耕作，收获物全部归场部干部 所得，倒真是具有剥削的性质。而我的难友们都是来劳动改造的，一个个都是不能说话的工 具，管教干部指到哪里，就干到哪里。他们连想都不用想，这些土地的收获物同自己有什么 关系。
这天，在劳动结束之际，他们意外地发现，场部“职工”灶在改善伙食，每个打饭的“职工 ”的饭盆子里都有4个包子，没掺麸皮的包子！所有看见包子的人都馋涎欲滴，却只得无望地 转身就走。这时已是午饭时节，回到站上不论好坏，总是有饭菜等着自己。而有的难友终究 经不住包子的诱惑…… 我和小徐已打来了包子，刚开口要吃，就进来了原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陈××。他是兰 州人，原在省邮局工作，是搞财务工作的，当了右派分子后老婆跟他离婚走了，他是孑然一 身。他原来就住在一中队隔壁，同王昭都是三组的。他多才多艺，相声说得挺有味儿。在三 组的宿舍里，他还开玩笑地叫我：“我们的小白鸽！”所以我们是很熟的。这天，他作为不 速之客进了我们的办公室，一进门就双手连连作揖，立即提出请求：“饿坏了，饿坏了 ，给个包子吧！”这包子其实就是包了些煮熟的糖萝卜，但对于多日来饥饿难耐的我们和难 友来说，已不啻珍馐佳肴，我和小徐正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口福，让胃肠也舒适一点。而这位 不速之客的到来，他那凄楚饥饿的神态，说出的话，都使我们俩无法拒绝。小徐和他也很熟 ，她知道我的饭量大，就从她的饭盆子里拿出一个包子给了他，老陈连声说着谢谢立即转身 走了。这一位前脚刚出去，杜博智又进了门。不等他说啥，我看他面黄肌瘦，便主动地从自 己的饭盆子里拿出一个包子给了他。他吃着香甜的包子，我们还寒暄了几句。这两个包子的 给予，一直深深地嵌刻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无法忘记。这二位不速之客后来命运殊异。二站 的老陈到冬季在更为严酷的日子里活活饿死，钻了沙包（意即死后埋在沙包里）；一站站长王 志玉和杜博智同是陕西蒲城人，念及“乡党”情谊，在5月就将他调到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