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天爱、王桂芳，还有一两个家属其中一人是财务科张振英的老婆，都 也在不紧不慢地干着活。机磨坊还有两个就业“职工”，一个叫冼维汉，一个叫王益清，俩 人都二十几岁，说是我的兰州老乡，估计都是刑事犯罪判了刑的。他俩的任务，主要是对机 磨坊电路或机械上的问题进行处理，如无故障，也干些一般的杂活。
就在我们都不紧不慢地干着活的时候，竟然还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常在机磨坊打磨子 的石匠当然也是一名就业“职工”，突然出现在我身旁，用一个很脏的小布口袋在麦堆 上匆忙地装麦子，但我开始并没意识到他在干什么。他，个子矬小，在我管理油料期间也常 被指派来帮助干搬动汽油桶之类的杂活。在干活的间隙，他会蹲在地上，从裤腰带上拿出一 个五六寸长、竹竿的旱烟锅，再从一个小小的布口袋里用手指捏出些碎旱烟叶子，塞进金属 的烟锅子里，点上火 ，“叭叭”地抽起来，这一切动作都不急不忙，慢条斯理，好像一抽 上旱烟，他便无忧无虑，别的什么都不在话下。这天，他突然出现在我身边并没引起我的注 意，我更没意识到他是在偷麦子，因为他平常也在机磨坊干些杂活。但石天爱低声在我耳边 机警地说道：“他在偷麦子，快抓！”我毫不犹豫，立即上前制止了他的偷窃。他偷麦子没 有偷成。石匠平日里帮我搬动汽油桶已经有些日子了，他觉得跟我有点熟悉，见我平常和他 们说话和和气气，便错以为我对他偷小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他就偷成了 。岂知，此时的我，对于偷农场的小麦还顽固地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主要原因是我的肚 子饿得还不利害，石天爱又让我去抓，我就听了她的话，没让他偷成。事后，石天爱又说： “你是干部（真是天晓得），到机磨坊看到他在偷麦子，你就应该‘表现’一下自己。”对 这等事，我确实并没有表现自己的想法，而对石天爱的话言听计从，倒是完全做到了。我的 行为是违心的，还是没有违心？到如今我也说不清楚。但是，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的出现，我 一直记忆深刻，难以忘记。
近年，我认识了一位女大夫，名叫郝钟宇。攀谈中，她说，她姐夫赵宗普，原是兰州市税务 局的干部，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夏收季节，她年 近七旬的老母亲，风尘仆仆地从兰州长途跋涉，到一个小地名叫清水的地方，去看望她姐夫 赵宗普，在站上住了十几天。
这时节，也正是我们第三次参加夏收期间。
老人从夹边沟回来，路过张掖，住在女儿郝钟宇家，告诉郝钟宇说，你姐夫瘦得不像样子了 ，全是这几年挨饿饿瘦的，走路摇摇晃晃，根本干不动活，整个站上的劳教人员都干不动活 了。那里是盐碱地，麦秆细细的，麦穗子只有半寸长，这样的麦子凭劳教人员的体力无法收 割，但总不能把麦子烂在地里不收割。农场就从劳改农场调了一批劳改犯帮助这里收割。这 些劳改犯人个个身体健壮，收割很快。但只收割了一星期，带队的管教干部就不同意再干下 去，带着原班劳改犯撤回原劳改农场去了。原因是，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嫌这里的伙食太差 ，犯人们吃不饱，怕再收割的时间长了，会把劳改犯的身体拖垮。
据郝大夫的老母亲亲眼所见，夏收期间，这里的劳教人员吃的是苜蓿捏的菜团子，苜蓿是从 农场的地里采掐来，用少量包谷面掺和着苜蓿捏成团蒸熟，每人食用还限量，不能尽饱吃。 有一次，一个管教干部不许一劳教人员吃午饭，说他拉肚子，不能吃菜团子，饥饿的劳教人 员当即哭了起来。
劳改犯们在这里收割麦子吃不上白面，也吃苜蓿菜团子，这样粗劣的伙食，犯人们在劳改 农场也没吃过，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怕把犯人们的身体拖垮。而夹边沟农场的管教干部不怕 劳教分子的身体垮下来，甚或还要找 出理由随便克扣劳教分子的饭食，让常年饥饿的劳教分子再饿上一顿！一个成年人因不许吃 苜蓿菜团子而哭了起来，这个事实本身的惨无人道，令看望女婿的老母亲心灵颤栗，几乎也 落下泪来，而管教干部我行我素，不以为意。在他们的心目中，劳教分子饿死若干个，又算 什么！
我一直为我的亲人在夹边沟忍饥挨饿痛苦不已，我也知道那里土地盐碱化严重，我的亲人曾 皮开肉绽地为挖排碱沟吃尽苦头。每到夏收季节，他吃什么饭食，能不能吃饱，他在来信中 从未提及，在这第三次的夏收中，他是否也已衰弱得没有气力收割，我都无从知道。
郝大夫老母亲的叙述，确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反右派斗争之后，从省上到地区领导，他 们对于在全省新出现的开除了公职的极右分子的惩罚与改造，是选择了一个在全省首屈一指 严酷与艰苦的所在，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气候与生产条件，是否能让极右分子们凭靠劳动 作到养活自己，并无人想及。夹边沟的极右分子从未吃饱过饭，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其 收获物无法使终年劳动的人果腹。饥饿，成为对他们的主要惩罚手段。
劳改犯在帮助清水夏收时吃几天苜蓿菜团子，为他们的管教干部所不容，怕拖垮犯人的身体 。清水的管教干部还要找岔子克扣劳教分子的一顿苜蓿菜团子。判了刑的犯人身体健壮，除 了完成本农场的夏收任务，还支援清水夏收；清水的劳教分子衰弱的身体无法完成夏收，吃 不饱苜蓿菜团子，还被任意克扣。同在甘肃的河西地区，同在劳改系统，劳教分子的地位在 劳改犯之下。
为何形成如此的局面？只有省上和地区的决策者心里明白。
郝大夫的姐夫赵宗普在这年冬天也死于饥饿。
第十五章我的亲人迁场到了高台明水
1960年八九月，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作出决定，将1000多劳教分子分批迁到高台 县办分场。此决定事先并不向劳教分子们宣布，只是在行前头一两天，向大家念了名单，告 诉大家精简行装，箱子之类不能带走，只能带上铺盖和随身穿的用的，其中有一列闷罐子 车将300多劳教分子拉到了高台县明水河一带。这300多劳教分子中，就有我的亲人。
40年前酒泉夹边沟农场的这一迁场举措，其背景如何？据我所知，坐落在酒泉夹边沟一带的 土地不仅十分贫瘠，且盐碱化严重。1957年以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继续向“左”发展，劳 教分子大量拥入，虽然劳教分子个个卖命劳动，都想争取一个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早日回 到人民行列的前景，但土地条件太差，农场仍无法取得劳教分子自己养活自己的收成，全 年的收获只够全场人员吃三几个月，这在劳改系统都是罕见的。作为劳教农场其收成无法自 给，还要上级拨给粮食养活劳教分子，这使省劳改局非常恼火。酒泉夹边沟农场的头头们经 过一番策划后，决定迁场到高台县另开辟一个天地，凭驱赶劳教分子们苦干，争取有个好收 成，以便在粮食问题上取得自给。高台县的土地都是黄土地，无盐碱化的迹象，头头们就主 观地认为：前景尚可。至少，土地比夹边沟严重盐碱化的土质要好。
明水河原先是河南移民逃离后留下的一片荒野。300多劳教分子到达明水河岸边时所谓 的明水河只是一条宽10多米的干涸了的河床，河中有流水，已是久远了的历史年代的事了， 现在河中无水。只见岸上荒草一片，一望无际，只有零零落落破败的土屋及少数地窝子。当晚的吃饭住宿立时都成了问题。
当了小队长的王志原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导把一个可以避风的牛圈略加清扫胡 乱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想起这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按照惯例，应休息一至两天 。但在吃住都大成问题的条件下，休息都免了，300多人分为上、中、下三个大队，在各自 的 地段立即开始了挖窑洞、建造地窝子的劳动。挖窑洞要简单一些，只要注意安全，把挖出的 土清理到外面就行了。但窑洞不能挖得很大，住几十个人有问题，对劳教分子管理不便，就 只作为住进地窝子前的过渡性住宿地。地窝子挖得比较大，每个大队只有3个，睡觉的地方 只是挖就的土台，土台上睡三四十人，每人只占据约50厘米宽的位置，翻身很困难。作为地 窝子，都是从地面上垂直挖下，属平面作业，无安全问题，在地平面上，还要用土坯砌起低 墙，后高前低，在低墙上搭上椽子，再盖上筏子及骆驼蓬、酸刺之类的野草，然后盖上土， 地窝子的顶盖就成了。地窝子没有门，出入的地方挂着草帘子。在这样的地窝子里，夜里睡 觉拥挤不堪，难以挡住风雪，更挡不住严寒。
挖窑洞，建造地窝子，都使劳教分子们体力不支。须知，此时他们已在夹边沟农场经受饥 饿的煎熬两三年了，大部分人由于长期饿馁已骨瘦如柴，走路摇摇晃晃的了。他们再也想不 到，来到这一无所有的荒野，他们还得自己挖窑洞，修造地窝子。如若自己不动手，他们便 只能露宿在无遮挡的荒野里。夹边沟作为老劳改农场，有矮小的土屋为他们遮挡风雨，避开 霜雪，这个明水河却是个怎样的鬼地方啊！但是，这些已失去自由的劳教分子们只能服从管 教干部的命令，在按照惯例可以休息的国庆节，开始挖窑洞、修造地窝子。
挖窑洞和地窝子都得挥锨铲土，有气无力的劳教分子们得尽力干，因为工作进度同他们住进 窑洞及地窝子的时日是一致的。到一二里路外去背土坯就更费劲了，一尺多长又宽又厚的大 土坯一块重在5公斤以上，一次背两块就要10多公斤，他们瘦弱无力的肩膀已不是两三年前 在夹边沟抬土造田时的肩膀，背上10多公斤重的土坯走一二里路，只能摇摇晃晃地向前挪 动着脚步，一步又一步……搭地窝子顶盖的椽子、筏子、野草，也得一样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