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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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 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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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李佐亭一起进过 城,路途虽遥远,一路上,我们会有许多有趣的话题说个没完。 
这次进县城,我们不能到站上邀小伙子,注定只能是小徐和我。这才是无可指摘的。 
记得从十工农场四大队到县城,有相当一段路程是在茫茫戈壁滩上,没有男伴,我们就会迷 路。一次进城,在茫茫戈壁滩上,我看到到处有一丛丛被粉红色花雾笼罩着的不知名的植物 ,十分好看,同行的王昭介绍说:‘那是罗布麻,正在开花呢!‘这随风摇曳的粉红色花雾 笼罩在丛丛的绿色中,既陌生又亲切,像是要引人进入一个美丽的梦。再看周围或成片或三 三两两成丛的沙柳舞姿婆娑,沙柳细细的绿叶子像柏树的,枝干却是深红色,我忽然悟到上 小学时老师用来吓唬人的教鞭,当时叫做红柳条子,其实正是沙柳的枝条,想必那时兰州城 周边一定也有许多沙柳生长。在十工农场,芨芨草有许多用场,扫地的大扫帚用芨芨草扎成 ,夏收时捆麦子的草要子用芨芨草拧就,地窝子门上的草帘子是用芨芨草编织,房顶上的 草笆子也还是用芨芨草编成,下地时也常会遇到一丛丛的芨芨草,但并不太多,不引人注意
。在浩瀚的戈壁滩上,有了绿色生命的芨芨草随处可见,它们招招摇摇聚成一堆堆、一丛丛 ,柔韧的腰身微微摆动,高傲地向你致意,却无低头哈腰之嫌。有小小的蜥蜴,在丛丛的绿 色中间飞窜。 
我最喜爱的还是粉红色的罗布麻花,轻轻地跑过去,从粉红色花雾中摘下几枝细细观赏。罗 布麻的花朵细细小小,像一个个的小酒盅,串成串,在枝条上如伞一般铺开。这未曾谋面的 罗布麻的花朵,激起我对大自然之美的热情。我在细细观赏中还似乎闻到了它微微的馨香。 来到农场之后,我再未见到过喜爱的花卉,农场的人没有养花的。安西的风暴,使这里无法 种植果树,所以我也无缘见到兰州的春季盛开在果园的杏花、梨花、桃花、苹果花等等。那 万紫千红的景象,在安西就从未出现过。我未曾料想,在浩瀚的戈壁滩上会出现粉红色的花 雾,我的惊喜之情便可想而知了。在粉红色花雾的点缀下,沙柳、芨芨草及别的不知名的野 草都显得精精神神,有了魅力。 
我手拿几枝罗布麻花,同王昭又一起上路了。心里还有几分得意:远在兰州的年轻姑娘,你 们可曾见到过戈壁滩上罗布麻开花的景观! 
同王永进城时,记得他从地里买了一个大哈密瓜,我们走在中途,便坐在沙柳丛边吃了。哈 密瓜的美味,我在头年已领略过了,安西离哈密仅300多公里,土质气候同哈密相差无几, 所以栽培的哈密瓜,堪与真正的哈密瓜相媲美。在安西放开肚子吃哈密瓜,真是我们的福分 呢!从县城回来,天已擦黑,进入四大队的地界后,看到地边采摘的哈密瓜堆得像小山似的 ,我们只是匆匆走过,并不去碰它。 
同李佐亭进城回来的路上,天色已暗,我们在戈壁滩上迷路了,走了几个小时也找不到四大 队,直到后来看到东边县林业站的灯光,才弄清方向折转回来。回到队部,已是夜里11点多 钟。隔壁三组的人说:‘刚才赵队长还过来查问,问你们怎么还没有回来。‘我说是迷路了 ,三组的人就笑了一阵。作为男子汉的李佐亭居然在戈壁滩上迷了路,他们觉得很好笑。 
从四工农场到县城,不经过戈壁滩,只消顺着农场旁边一条沙石的公路往前走,就会到达县 城,这对我和小徐就方便多了,走15公里路,在我们是无所谓的。 
到了县城,我们先到小饭馆饱餐了一顿,也就是各吃了一大碗臊子面。初到安西在县城住着 等农场车来接我们的时候,我和报社的难友们就在这个小饭馆吃过饭,当时觉得这里的饭菜 既贵又不好吃,在农场待了几年再吃饭馆的臊子面,就觉得既美味,也很值得一吃。在农场 ,即便有粮票有钱,从食堂也买不到这样的臊子面,何况,10月粮食定量减为24斤后,我们 每天只有8两的主食,饥饿的胃肠能吃上臊子面,真也是一次大改善呢。 
饭后,我们在街上几家商店转了转,随便买了几样日用品,看到一家小小的照相馆,还走进 去合了个影。到下午三四点钟时,我们就动身回农场了。 
回到农场没几天,县城里的照相馆把我们的合影寄来了。半年多食不果腹,我觉得我的脸已 有些瘦削。平日里,由于紧张忙碌,作为年轻女性,我们都很少照镜子,也没心照镜子。这 张照片,把真实的我让我自己看到了,但我也顾不上多想,只是立即决定,写信时要把这张 照片寄给景超。小徐在照片里显得特别的美,笑得特别的甜,完全是一派美人儿的风韵。我 相信,她一定也是把照片寄给了兰州的他。感谢她寄走了照片,这张照片才得以保存到现在 ,成为珍贵的纪念。 
为了挽救我急速加剧的近视,我曾问及医院里的一个‘职工‘,医院有没有鱼肝油。他是武 山县人,我在甘肃农民报采访时蹲点就在武山县。我最后一次采访,被领导上的一封信召回 ,随后不久就成为批判对象,也是从武山县回来的。对这位武山的‘职工‘,我觉得有些亲 切感,曾和他攀谈过几次。说到鱼肝油,我估计他也无开处方的权利,只是试探性地问一问 ,想从他的回答中寻求开处方的途径。谁知,他的回答很干脆:‘有,你要吗,我给你一瓶 。‘说完,转身进了药房,回来时手里就拿着一瓶鱼肝油丸给了我。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 的,而我不伸手接下这瓶鱼肝油丸,从别的医生那儿是不可能得到一瓶鱼肝油丸的;再想想 ,我现在还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自然也享受公费医疗,拿一瓶鱼肝油丸又算什么。我为夜 里加班近视加深而要一瓶鱼肝油丸并不为过,就接过了他递来的鱼肝油丸。没想到,这事被 告发到场部财务科贺嘉宝科长那里。两三天后,贺嘉宝找我谈话,说话很难听:‘他给你鱼 肝油当时就被发现了,你们勾结一起,拿医院的鱼肝油,这是啥行为!俗话说:吃了人的口 软,你这样下去,还会出啥事,都很难说!‘拿了瓶鱼肝油丸竟被认为是‘勾结一起‘,‘ 吃了人的口软‘等等,这简直太难听了,从来没有人用这种口气同我说过话。难道为了一瓶 鱼肝油丸,我还会和一个刑满就业人员再干出什么吗?太侮辱人了,但我拿了瓶鱼肝油丸毕 竟是事实,这侮辱,在此时此地,以我的身份,我只能默默地吞咽下来。后来我想,我拿鱼 肝油丸,未必当时就被发现,如果当时被发现,这瓶鱼肝油丸我就拿不回来,很可能还是同 室的女伴打了小报告。多年后我才得知,四工农场医务所有的工作人员把乳白鱼肝油拿回家 炸油饼全家人共享,也并没有被追究。当年贺嘉宝对我的侮辱,使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1961年,我们被‘抢救‘回到兰州后,我很快就到医院眼科查了近视的度数,右眼由3年前 的600度整翻了一番已加深到1200度,左眼也加深到800度,高度近视已使我的眼底发生病变 ,我立即重新配了眼镜。到1963年,出现眼睛玻璃体混浊,并发中心视网膜炎,我病休近一 年,几乎失明。就在我写本书进入定稿阶段时,由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病变再度出现,且比 30多年前更严重,玻璃体混浊再一次出现,眼前出现悬浮物,右眼玻璃体后部脱离,而且视 网膜出现裂孔,再发展就是视网膜脱离,完全失明。孩子们担心我会失明,劝我少用目力, 少写,可本书已近尾声,我能搁下笔吗?我用整个生命在写的这本书,我只能不顾一切地继 续写下去。尽管视力退步已影响写作,但我不能辍笔。我同时还得坚持治疗,每天治疗,这 样,在本书的结尾阶段我分外地付出了更多的辛劳! 
当年那个贺嘉宝为一瓶鱼肝油丸,不问青红皂白,大肆问罪,他根本不会想到,我在那样严 酷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几乎断送了我的一双眼睛。 
×副场长的凶狠霸道终于有一天也落到了我的头上。他要到酒泉去开会,当时农场的条件尚 未 能为书记、场长配备专车,哪怕是一辆吉普车也没有。去酒泉,从场里上车比较便捷,坐上 大卡车可直抵酒泉,当然,是坐在司机旁边的座椅上,座舱里仍然是很舒适的,还可以和司 机一路闲谝,路上也不寂寞。按照当时场里的规定,大卡车出外一定要有运输任务,不能空 车去。这天,他突发奇想,想坐拉汽油的车去酒泉,而拉汽油的车必须先拉上空汽油桶,才 能把汽油运回。下午饭后,突然通知我清点一车空汽油桶,准备好第二天要出车,并且把 装空汽油桶的几个‘职工‘也打发来了,立等装空汽油桶上车。这时,×副场长也大摇大摆 地 赶来问情况,以便督促装车。我说:‘现在只有十一二个空汽油桶,装不满一车。‘能不能 腾出空汽油桶,这要根据司机们用油的数量来决定。司机们去拉运汽油,一般也是在有一车 的空汽油桶后,才安排出车。这个×副场长想去酒泉坐农场的大卡车,命令我立即准备一卡 车 的空汽油桶,这是我根本无法办到的事。而他竟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大骂:‘妈那个巴子 ,你为啥准备不好一车汽油桶,你是干啥子吃的!‘骂着,走上前来,抬起脚就要踢,伸出 巴掌要打我的耳光。此时,幸好我的身边有几个家属其中一个正是杨振英的老婆马玲芳 。她们为了庇护我,上前急忙拦住了他,他的手脚才未能施展开。他又乱骂了一通 ,才恶狠狠地走了。 
后来我再见到马玲芳,她同情地说:‘你们几个(指我和我的女伴)在家里自己的妈妈跟前, 妈妈都亲得很,和别人家的女孩儿一样亲,到了这里……‘她含蓄地再没说下去。她是以女 人的善良,对我要挨打看不过眼,才庇护了我。我听到她这番话,眼泪不禁滚落下来。 
我没想到,就这个凶残霸道的×副场长,还是个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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