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杨振英为了教育小徐和我，不止一次地说：‘我们同‘职工‘最尖锐的斗争，就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他们对抗改造，不服监管，就表现在对粮食政策不满，小偷小摸不断 。‘当然，杨振英在说这些话时，他全家人的肚子都吃得饱饱的，他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他作为共产党员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用毛泽东教导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职工‘ 们偷窃粮食的行为，似也不无道理。当×副场长命令他把偷了面粉的冼维汉吊起来时冼维汉也只是小偷小摸吧，他毫不犹豫，动作敏捷，极其利索地就把冼维汉高高地吊到了自己办公室的房梁上。任冼维汉因全身剧烈的疼痛大喊大叫，他只是冷静地在一旁观看，毫不为之 所动。他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场长的命令，他有责任这样做，‘吊‘一儆百，事关重大。
此时，每人每月15斤的粮食定量，使他全家人的胃肠也立即受了委屈，知道了挨饿的滋味。机修厂那个‘职工‘的死亡，他虽然对我和小徐宣布是由于心脏病，回到家中，向老婆马玲芳说的就不会是同样的话。他主管的机修厂、汽车队不生产粮食，机磨坊虽属他管辖，在粮食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一般人都不敢向他献殷勤。然而，在全家人忍饥挨饿痛苦不堪的日子 里，也出现过一件令他惊喜不已，却只能回家向老婆一人告知的奇遇。一天，他到机磨坊打面，条子是总务科开好的，钱已交过了，而这天给他打面的不是别人，却正是他极为厌恶， 劳动不怎么样的女右派石天爱。石天爱见到他不言不语，拿起铲面粉的木头簸箕 ，瓷瓷实实地给他的面袋子里装满了面粉，干脆连秤都不过，就让他扎住面袋子口，用自行车推走了面袋子。饥饿已使他没有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面对女右派石天爱，他心里只有感激 ，只有愧疚。平日里他对她批评甚多，毫不留情，这多半还因为作为女人她嘴上老叼着烟卷 让他看不惯。而此时此刻，他直觉得石天爱是天底下第一个好人。谁会在这个关键时刻用木头簸箕往自己的面袋子里不言不语地额外地装进许多金贵的面粉呢？没有了，天底下再没有 第二个人了。而他又不能当面对石天爱表示感激。他啥话都不能说。回到家中，老婆一见他打回的面粉比定量多了许多，问他是咋回事，他才激动地把这次奇遇原原本本地说给老婆，两人在一起又议论了好一阵。杨振英说：‘我收拾（批评）了她好几次，看着她就不顺眼，对她就没有个好态度，真想不到。‘老婆说：‘看不出石天爱还真是个好人啊！人家没记恨你 收拾她，在这节骨眼上知道你全家人也在挨饿帮了你，这就是人家的好！‘杨振英真是再也想不到在这关键时刻倒是女右派石天爱帮助了自己。
当然，杨振英得到石天爱这次的帮助只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为了全家人的活命，他还在寻求更可靠的外援。他平时和一站站长王志玉相处不错。王站长一向待人热情，他略有表示，王站长便一口答应，慷慨相助。王站长让他和老婆晚上拿上麻袋来一站背些吃食。当晚，杨振英夫妇各拿了一条麻袋，由王站长带领，到一站的库房里打点着各装了多半麻袋的洋芋、胡萝卜。一站的洋芋、胡萝卜都储存在窖里，这些窖离站上还有一半里路。窖挖在地窝子里 ， 日夜都有人看守，看守的人夜里就睡在地窝子里。库房就是这样的地窝子。这一切的措施， 都是为了防止站上饥饿的人们偷窃。这天夜里，在地窝子里值班过夜的，正是我的难友高仲君。王志玉领着杨振英夫妇在地窝子里装洋芋、胡萝卜的过程，他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振英夫妇由王站长领去明打明地拿，他们自己无需任何担心。只是两个麻袋里各装了100多斤 的洋芋、胡萝卜，可真够他们背的。两口子是拼上了命，在寒风中流着大汗挪动着脚步匆匆 前行。在费尽了力气，实在背不动时，就把麻袋放到地上滚动着走一阵。他们又是极要面子的人，还害怕遇到熟人问起不好说，一路上那个胆战心惊，也是他们所未尝经历过的。等两 麻袋的洋芋、胡萝卜背到家里，两个人都瘫了。当然，这两麻袋的洋芋、胡萝卜，也是一个 钱不用给。此一行为，已大大超过了‘职工‘们小偷小摸的性质。杨振英当然用不着用评论 ‘职工‘们‘对粮食政策不满‘的话来回敬自己，饥饿的他既然已背叛了他原来坚决遵守的行为准则。一个共产党员在专政机构里多年养成的坚定的原则性，既然已被难熬的饥饿所摧毁，他还能说什么呢？不仅他和老婆在挨饿，他更见不得娃娃们饥饿时的可怜样儿。他和老婆的所作所为虽然违犯了共产党员遵纪守法的党性原则，那只是为了让全家人少挨点饿，不饿死人。在外面的世界里，他依然十分谨慎，不说一句出格的话。
在这当口，我也对杨振英帮过一次小忙。与其说是帮小忙，倒不如说成是一次小小的回报，对她老婆马玲芳的回报。我初到汽车队不久，队长刘星汉一次出车回来，要我开了汽油库房的门，把一麻袋的碱面放了进来，说是行车时在路上捡的。半年多过去了，这袋碱面谁也不曾动用过。到了11月，有一次刘星汉要我把库房门打开，用报纸包了一大包碱面拿走了。后来我才听说，街面上买不到碱面，家属们都无法蒸馍。这时，我就想到库房里的碱面，原本是刘星汉行车时从公路上捡来让我代管的。家属们蒸馍没碱，我何不送人一些，以解她们的急。我和家属最熟悉的就是马玲芳，从多次接触中，我觉得她人好，对我们几个女右派都以 善心对待。×副场长那次要踢我打我，不是她拦住，我就挨上了。所以从内心里我是感激她的 。这样，我就用报纸包了些碱面，趁天黑时送到了她家。自然，这是她家当时最缺的东西， 她没有想到我会将这紧缺之物送到她家里。
一站离场部近，王志玉曾尽其力量，向场部的好友们支援了不少食品，王积义、刘星汉都先后从一站的库房里获取过一站用特殊手段弄来的肉食。老中医张正德到二站去要胡萝卜、洋 芋，被二站领导拒绝，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虽医术高超，可也是个就业人员。王志玉给他的是 成块的羊肉，好在他自己有个小屋，每天晚上炖一小坨羊肉，也就解了饥荒。西医杨桐福， 年事已高，原来也是个名医。他的兄弟杨英福，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已是兰州医学院院长。 王志玉几次捎话让他到一站取些吃食，杨桐福都没来。后来，王志玉干脆托靠别人给他带去 了些吃食。
王志玉向肚里匮乏食物的书记、好友们无偿地赠送一站的产品，也遵守一个原则，只赠送洋芋、胡萝卜、肉之类，库存的粮食绝不拿出。因为，那时候全国性的大饥荒的形势已十分严峻，‘粮食是宝中之宝‘的口号喊得山响，洋芋、萝卜之类都可以说成是蔬菜。他不敢把 ‘宝中之宝‘送人，也怕落个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罪名。他虽乐于在困难时刻解人之忧， 仍然很注意政策，并防着一手，避免使自己陷入难于自拔的境地。
当饥饿的狂飙席卷了全中国，千万宝贵的生命因此而离开了人世，饥饿难耐等待救助的人们 求告无门的时候，许多中国人竟连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都没有。唉，唉，你们算是怎样的人 哪！
小徐说：‘我们还上什么班呀，场部的干部们都支持不住了。‘我立即同意了她的主张，休 息几天再说。来到四工农场近一年来，我没请过一天假。有时，夜里在财务科记账到12点， 睡下才两三个小时，又来了拉油料的汽车，我就得立即钻出热被窝，在凌晨的寒风中清点拉 来的油桶。到早晨6点多钟时尽管疲劳已极，睡眼难睁，我也还得按时起床上工。小徐也一 样，机修厂连夜检修农机具，有时半夜里需要零配件，就来喊她起床从库房里领取，第二天 早晨，她也得按时起床，不能多睡会儿觉。在‘医院‘出现的症状，说明我的身体已经十分 虚弱，烧炕对体力的消耗，我已难以承受。我得尽力保命，保住对我自己 及我的亲人们都十分宝贵的生命，保住每个人一生都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我们要为自己的 生存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第二天早晨，石天爱和王桂芳照常上工去了，因为她们若不上班，我们的供给线就断了。这 些天来，她俩每天都在手绢里包点面粉回来，我们4人分了，匆匆搅拌在打回的碱菜子面汤 里，就是一盆稠稠的面疙瘩，尽管生面味很重，它却是农场绝大多数人无法享受到的美餐佳肴 。如今的人们很难体会到我们在大口吞食这样的饭食时每人心中的安适与满足。那些已经永 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今簇拥在阴森森的‘望乡台‘上，向着自己的亲人伸长了手臂悲切 呼号，却再也无法回到亲人身边的我的难友及那些可怜的‘职工‘们，他们如若有这样的饭食吃，就会被关闭在阎罗殿的大门之外，仍然留在这个虽然苦难连绵，也还存在希望的人世 间。现在，他们只能在‘望乡台‘上绝望地哭号不已了。那些一只脚已踏进阎罗殿的黑暗大 门，挣扎不已，还想退回到人世间的人们，如若能吃到这样的饭食，他们就有力量退出那黑 暗的大门，大步走回他该停留的地方。我们也只是由于机遇有两个在机磨坊上工的伙伴 ，每天才能吃上这样的饭食。我们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就比绝大多数人有保障得多。我们那时 心 中的安适与满足，却也多么凄惨可怖，我们可以安慰自己的，仅仅是自己还活着。此种状态 的苟活，对周围死去的，将要死去的难友无能为力，连感情上的支付也十分悭吝死人的 事越来越听得多了，我们麻木得连悲痛都不会了，实在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但这是真实的 存在。此刻的我除了一心想着自己一定要活着，对别的什么都顾不得了，也没有精神劲儿去 想及别的什么。
石天爱和王桂芳上工比以往也迟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