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他的妻子 许仲菊也随他到了银川，在商业部门当了一名营业员。在大饥馑的日子里，许仲菊设法搞到 了6斤吃食，因当时交通不便，走了一二十里路，送到了王思曾劳动教养的农场。管教干部 考虑到他们的夫妇关系，找出一间空屋让他们住了一夜。这一夜，他们几乎未曾闭眼，一直 说着话。许仲菊带来的6斤吃食，被王思曾一边说话，一边吃，到天亮时吃了个光净。第二 天一早，王思曾喝了一大碗稀糊糊，就和大伙儿上工去了。许仲菊经过一夜，看到自己的男 人实在饿坏了，觉得带来的吃食太少，自己回去后，他吃什么呢？她快步找到场部的小卖部 ，此时中秋节即将到来，她看见小卖部有月饼出售，再一看，小卖部的营业员正好认识，就 给营业员说了说，赶紧买了2斤月饼，追上上工去的队子，喊住男人，把2斤月饼递了过去。 小卖部的月饼，原是给农场的干部家属准备的，许仲菊认识营业员，这才出于照顾卖给她2 斤。这2斤月饼，王思曾在上工去的路上，又吃了个光净。不算早餐时的一大碗稀糊糊，从 头天夜里到上工去的路上，他就吃了8斤吃食。如若不是多日来的饥饿已掏空了身体，8斤食 品又如何在半日内吃得下？吃了，也全部消化吸收了，未出任何毛病。在全民饥饿的日子里 ，这似乎也是个奇迹。1979年后，挚友王思曾的问题也彻底平反。当年整了他的团省委书记 ×××，在十年浩劫中作为走资派也被整得够呛。在王思曾来兰州时，×××特意在家中设 宴热情接待，表示歉意。
在高台县明水河那边，死人的事在迁场不久就明显增多。管教干部无动于衷。因为早在1958 年秋冬之际，夹边沟农场就出现过大量死人，场领导最初有些紧张，因为在50年代初期，劳 改队死亡率突然增长也是不允许的。他们立即向张掖地委作了书面汇报，而地委书记安振的 回答是：‘搞社会主义死几个人就尻子松了吗？‘有此指示，场领导吃了定心丸，谁也不愿 意为管辖之下劳教分子们的死活再说什么话了。到明水河后，生活条件显然比原来又差了许 多，劳教分子死亡增加，是意料中事，有了地委书记安振两年前的指示，管教干部谁也不愿 表现出自己‘尻子松了‘，死就由他们死去罢。到了11月，口粮一减再减，大部分人已意识 到自己正面临着死亡，再向前踏一半步就是鬼门关，不管你自己愿意不愿意。
为了求生，人们按照各自的智慧及可能采取的方式，作着最后的努力。罗舒群住的地窝子 里，有个大个子四川人朱××，此人爱好文学，手边常有几本小说，颇有学者风度。有段日 子罗舒群被派去拾粪，这算是美差了，而此时的他哪有心思拾粪，自个儿提了小粪筐慢慢转 悠，目光四处搜寻，见到稀少的野菜、芦草根之类，便挖出拣来吃了；如果能抓到一两只蚂 蚱，更是大喜过望，立即找些干草点着烧熟吃，觉得味美非常。在孤独愁闷中，也看从朱× ×那里借来的小说。朱××此时已骨瘦如柴，走路不稳，眼看有今日没明日的了。一天，朱 ××端着一盆像似心肝血淋淋的一堆肉走进地窝子。‘同窝‘的人都注意看，既不像羊的， 也不像猪的，再说在这荒野里，又哪里来猪羊的心肝呢。问朱××，吞吞吐吐，似乎不敢说 。队上领导得知后进行追问，朱××立即承认是从新近死了的劳教分子的胸腔里掏出的心肝 ，自己准备煮熟了吃，并带着队上领导去看了现场。已被草草掩埋了的新近饿死者的坟 冢是被扒开了，胸腔被切得一塌糊涂，血肉模糊，没有了心肝。于是，第二天在一处打麦 场上全队开会批斗朱××。朱××站在中间，其他劳教分子围坐一圈，稀稀落落地坐在地上 大量死人已使队上的劳教分子减员不少。说是批斗，只有队上领导介绍了情况，把朱× ×数说一顿，口气倒是没有了往日的严厉，只是反复地说：‘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咱们 这里再艰苦，每天还有饭吃嘛，还没有到没饭吃的地步，你怎么能这样！‘管教干部的笨嘴 笨舌，语言贫乏，但也足以说明他对大饥馑的真实看法：许多农村断炊已久，这里每天有两 顿饭吃，比断炊了的农村要强，你怎么还干出这等事！围坐了一圈的劳教分子们经历了三年 忍饥挨饿的痛苦，当然理解朱××为什么会去掏死人的心肝。大家都抱着头看地，不忍心抬 头 看一眼朱××，更无一人说话。他们一个个求生无望，离死亡都很近很近。面对为了求生鼓 足勇气要吃死人心肝的人，他们能说什么呢。一个极为沉闷的批斗会，在沉默中结束了。 散会，人们看见朱××站过的地方汪着一汪尿为饥饿所逼要吃死人心肝的癫狂行为也 吓 坏了他自己。两天后，这个热爱文学，但在生命垂危的日子里，为严酷的饥饿所逼迫，企图 吃死人心肝的人，最终还是撒手人寰，跟着许许多多在黄泉路上先行的幽灵们，匆匆赶路去 了。在此期间，还发生过当医生的邓××死后其大腿被人煮食的事，据说吃他大腿的是 个炊事员。明水分站共有三个大队，三个大队先后都出现了企图吃人心肝及吃死人大 腿的事件，也还发生过别的吃死人肉的事件。‘士人‘相食，就这样留在了历史中，留在了 幸存者的记忆深处，永不泯灭。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间，认识了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来的画家毕可。此人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 研究院，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胜过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在他们从夹边沟农场搬迁到明水 河前，领导上布置，要大家精简行装，只许可带上铺盖及随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许 带走。毕可违反规定，硬是把带到夹边沟农场的几大本世界名画册又带到明水河，硬是在狭 窄的地窝子里为他心爱的画册找到了容身之地。尽管腹内空空，在有暇之时，毕可仍翻出大 画册，神游在名画的艺术殿堂里，大享精神会餐，直至忘记了一切。毕可告诉王志，他当右 派，是因为自己高傲，看不起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1957年以前已经 入了党，毕可对×××常顶撞，出言不逊，说什么：‘我参加革命时，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 着呢！‘到反右派斗争时，毕可反对党员领导×××，以反党反领导罗织罪名，早早地就送 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内心当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里， 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办公室里去，看见几个干部在火炉上搭锅煮着什么吃的，只见几个 人从几本厚画册上不断撕下画页塞入炉膛充当燃料，王志一眼就认出撕扯的正是毕可心爱的 画册，他立即断定毕可已不在人世。听见他们撕扯画页发出的清脆的‘嘶嘶‘声，王志的心 被震颤了。他觉得那‘嘶嘶‘的声音是那样尖锐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几个干部冷漠无情地继 续撕扯画页的手的动作，竟突然萌发了一种应把那几只手砍断的奇想。毕可是他内心非常敬 重的难友。毕可在艰苦的劳教生涯中经历各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依 然执著于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脱俗，可他的血肉之躯无法超越人类生 命的极限，他依然只能饮恨离去。在他视为比自己生命更为珍贵的艺术瑰宝，在失去了他生 命的卫护后，就成为了管教人员煮食羹汤时的燃料，灰飞烟灭，变作了灰烬。
20多年后，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参观，见到了此时的所长段文杰。在此时期， 全国经过拨乱反正，全国原划右派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记早已离世的难友毕可，便向段文杰问起他的情况，段文杰的回答使他大为吃惊。段文杰沉重地说： ‘毕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原来，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毕可定为右派分子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作为极右分 子将他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也按规定将其材料报请省上有关领导部门批准 。过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发还回来，批文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 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批文到达所里时，所里 对毕可的处分决定早已宣布，毕可早已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多日了。为了维护所长××× 的面子，所里将错就错，将批文压下，对毕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毕可历经磨难含冤离世， 他自己并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给他平反昭雪。×××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创建者和缔造 者，他早已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没。可当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后，就容不得一个对他 出言不逊、态度不恭的后辈论年龄、论艺术资历，毕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使私欲膨胀的他有了充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作为所长，他又是党的领导的化身，按照当 时的思维模式，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稍加引导，就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 毕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资历比他更早的毕可成为阶级敌人，即使后来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 ，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将发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毕可钉死在那里，以至在3年后将其置之 于死地。如果不是20年后中国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对55万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甄别 改正，省上未批准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沉睡在档案袋里，几经人事变动，一般人已不 知有一纸对毕可的批文躺在档案袋里。此时的所长已更迭为段文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 迫害，复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特别认真，所以才出现了毕可的沉冤大白。
在死亡的阴影下，有个董坚毅的故事，惨绝人寰。董坚毅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硕士（或博士，因年代久远，介绍情况的人已记不清），妻子顾晓颖也是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