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原配妻子这才果断地和他离了婚。他心爱的事实 上的妻子，在他受处分之前就离开部队上大学去了，以破坏军婚的罪名也受到处分。在他来 夹边沟以后，她念完了大学，在宁夏的一个中学当了教员。在他受苦受难的3年里，她一直 写信寄物给他，用滚烫的爱温暖着他的心，直到他爬上火车，离开炼狱。他正是传说中和小 个子铁路员工一伙从火车上偷粮保卫自己宝贵生命的一个。
曾是军人的他，用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描述了农场里每天大批死人的惨状。他低沉地说：‘以 前每次打仗也没死这么多人，死人也没这么快，像风卷落叶一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期间，他多次出生入死于战场上，他了解战争的残酷。当衔着绿色橄榄枝的和平鸽展翅于城 市的各种公众场所，毕加索苍劲的笔勾勒的和平鸽大型复制品正召唤着世界人民保卫和平之 时，在这没有战事荒凉寂寥的农场里，却让许许多多来‘改造‘思想的男子汉们永远地消失 了。
邹春生和左近的几位难友都说，夹边沟农场原来有劳教人员两千八百多人，能够回来的只六 七百人，是个零头。
这样大规模的死人事件，使夹边沟包括明水分站，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狱。从此，夹边沟 农场恶名远扬，甘肃人凡是知情者一说起夹边沟农场便不寒而栗，幸存者及死难者的亲属忍 辱负重，多年来对此惨案只在亲友中诉说，谁也无权把此事件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曝光。就是 这样，60年代凡在甘肃工作生活过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晓在夹边沟农场发生的这一惨案。
火车在向东奔驰。按照惯例，此时列车上仍向旅客们供应面包、饼干等食品，我们是早联系好集体上车的，列车上供应的面包、饼干并没有发给大家，让每个人都饿着。此时，我带来的花卷、饼子等，都已吃光。在等待发放食品中间他们一再声言将把食品送到每个人手 里，我饥饿难耐。后来，身旁一个好像是家属模样的男人，农民打扮，从一个小布袋里拿出 炒面吃了起来。我找出半斤粮票，给了他3毛钱，那家属就舀出半碗炒面给了我，我这才解了饥荒。快到兰州车站时，大家讨要面包、饼干的呼声更加强烈，又传过话来，说是下了火车就发给大家，下车后大家先不要走，集合到一块儿就发。但是，等下车后，我们仍未领到食品。后来听说在回兰州的列车上仍有难友死亡。
在列车的奔驰中，虽说我就要回到兰州，那是生我养我，我工作过8年的地方，家里的亲人 们都企盼着我回来团聚，俩可怜的孩子正眼巴巴地等着我。在地狱里走了一趟，永别了患难 与共、情深爱笃的景超，让他寂寞地孤单单地永远留在了荒滩戈壁上，我的思绪无论如何也 难以转换。我忧伤不已，一个不幸的女右派所遇到的各种复杂的感情遭际全都奔涌而来……
路漫漫，
路漫漫。
第二十二章回 到 兰 州
两天后的下午五六点钟，我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兰州父母的家中黄河沿前 街32号。已是寒假，除了父亲到街道上的食堂打饭尚未回来，全家人都在。
大家看到我突然归来，都很高兴，但看到回来的只是我一人，心中已明白了大半。我哭着说 出景超的噩耗，房子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已上了甘肃工业大学二年级的二妹低着头在桌子 旁啜泣。她和大姐夫最亲，上兰州女中时，因离家远，中午就在报社食堂和我们一起 吃午饭，由于学习上拔尖，景超曾多有鼓励。现在，大姐夫已永远地去了，她再也见不到大 姐夫，听不到大姐夫和她说这说那，同我们再一起吃饭。当时报社食堂办得挺好，家里饭桌 上吃不到的螃蟹，会在午饭的餐桌上吃到，她特别爱吃，而现在这一切已永远地成为过去 ……
这时，大家都愣怔住了。在我回来之前，街坊邻居对夹边沟农场饿死许多人已有传闻。妈妈 的学生王秀莲的丈夫上过延安大学的刘彦璋也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王秀莲在黄河沿小学任教，她家就住在黄河沿前街。刘彦璋老家在陕西白水县农村，他二哥 几次从陕西农村赶来，背上吃食送往农场，来来往往的中间，王秀莲把她了解到农场的情况 ，经常向我的父母告知。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后，为贯彻会议关于抢救人命的决定，刘 彦璋已由原单位接回，于1月5日回到自己家中。他，人浮肿得厉害，总算活着回来了。
景超劳动教养后，兰州家中给他寄过干馍片、饼干，数量都极有限。到1959年后半年，兰州 已是一座饥饿的城，每到星期日，三妹凤琳带着上小学的小妹凤仪，徒步十数里，到雁滩拣 胡萝卜缨，到了地边，还要等到农民收获完毕，铲下胡萝卜缨，她俩才能急急忙忙各装上半 麻袋，再徒步十数里走回家中。胡萝卜缨以前在兰州人的家庭中都是丢弃物，当时，却要两 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徒步跋涉二三十里路背回家中，当作蔬菜补充口粮。在全家人饥肠辘辘如 此艰难的情况下，他们明知景超饿得更厉害，又有多少力量去支援他呢。所以，景超基本上 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苦熬苦度了两三年。他能够活着回来吗？全家人心存侥幸地要我去解 救他，而父亲写信时对高台明水分站的严重情况尚估计不足。全家人商量定，如我到了高台 明水，必要时可从兰州再派一两个人前往救助如二妹和三妹。但是，这些设想和打算都 晚了一个多月，一切都已不可挽救了。
俩孩子离开爸爸两三年，感情上和爸爸已有些疏远，他们都还小，伐夏不到10岁，小夏6岁多，不懂得没有了爸爸，生活上将会出现什么……他们看到哭着的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知在 想些什么，我没顾上搂抱他们，亲亲他俩的脸蛋。我被悲哀所击倒的神情，失去了爸爸的这 个事实，一定吓住了他俩，他俩都呆呆的，一句话也不说，不知该跟妈妈说些什么话。
我在哭泣中，耳畔只听得妈妈声音有些喑哑，低低地说：‘事情已是这样了，就要想开些，想开些……不然，又能怎么呢！‘一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她，面对如此的家庭巨变，不 知该怎样劝解我才好。
后来，父亲从食堂打饭回来，知道了一切，拿出他打回的饭拨出一些要我吃，记得他拨给我吃的，是黄豆和大米熬的稠粥，他一面拨饭给我，一面还说：‘我一个人能吃多少嘛！‘
此时，妈妈和几个妹妹、伐夏、小夏都已出了食堂，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可父亲不跟全家人 在家里吃，一个人仍在街道上办的食堂吃饭。我问：‘这是为啥？‘妈妈说：‘他怕跟家里人一起吃饭吃亏。‘为吃饭，看样子家里人已有了嫌隙。
我总算回到了兰州家中，而且将留在原单位不再去安西的农场，从此将和全家人团聚，这也 算是可以欣慰的一件大事。
所以，这天晚上，全家人在悲痛中又觉得有了一线希望，一些宽慰。
二妹仍回工大宿舍住去了，我和父母、俩妹妹、俩孩子挤在一个炕上。一路劳顿 ，没睡成 觉，这天晚上总算回到了自己家里，在亲人的拥挤中睡了个囫囵觉。屋内有煤球生的火炉， 兰州的气温比河西要高。这一夜，直觉得非常暖和，3年来未曾享受过的暖和。
第二天上午，我先到街上给杜博智发了个电报。我知道他不久也将回到报社，我的行李、柳 条箱和所有的东西还留在四工农场，我要他回兰州时把我的这些东西一并带回兰州，不然， 我还得返回安西专门去取。
在家里，妈妈絮絮地告诉我，原来，伐夏、小夏都跟父亲在一个食堂吃饭，但父亲吃饭尽沾两个孙子的，伐夏、小夏吃不够自己的定量，后来，妈妈的同事知道后怪怨她说：‘姑娘、女婿把俩孩子托靠给了你们，他爷爷这样沾两个孙子的，俩孩子的身体垮了，你以后怎么给姑娘、女婿交代？‘这样，妈妈才下决心把伐夏、小夏的粮食关系转到了学校，和她们一起上食堂。伐夏在一旁插嘴说：‘就是，有一次食堂吃油饼、稀饭，爷爷吃得多，把我和小夏的多吃了，他还让我写信给你，说我们吃得很饱。‘我确实收到过伐夏这样的来信，听到妈 和伐夏对父亲的抱怨，我对父亲就很不满。俩孩子够可怜的了，他吃饭还要沾俩孩子的。
妈妈还说：‘现在我们都在家里吃饭，调剂起来也方便些，可你大大（我们从小仍按原籍会宁的乡俗，称父亲‘大大‘）说我们会克扣他，在家里他吃不够量，他相信街道上的食堂， 就只好让他一人还在食堂打饭。每月的伙食费由我交给他。‘我从小就认为父亲是个宽厚待人，对亲友乐于帮助，半生中养活了不少他原本可以不养活的人。在这大饥馑的年代，他变得让我感到陌生。而且，他一向和母亲感情非常好，在生活上对母亲体贴入微，当然，母亲 善良真诚，他们彼此一直很信任。可现在，这是怎么啦？一家人竟然不能在一个锅里吃饭。
这天晚上，我带着俩孩子在兰园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我去安西后，父母家中经济拮据，他们看电影肯定很少，我既已回到了他俩的身边，就应让他俩高兴一点，让他俩感受到妈妈的爱 。电影散场以后，走出电影院，小夏走到人少的地方，解开裤子站着就尿尿。当时的兰园还是沙石地面，厕所等设施都不齐备，一个6岁的男孩站在人少处尿尿，也无伤大雅。而在我的眼里，我的小夏已长大了，3年前，他要尿尿，一定要喊我：‘妈妈，我要尿尿。‘现在 ，这些话都免了，他只是随自己的方便完成此事就完了。以前，伐夏和小夏都喊我：‘妈妈 ！‘此次见面后，他们只喊我一个 ‘妈‘字，而不再喊我‘妈妈‘，童稚的他俩为什么改口 了？
第三天的晚上，我去小沟头看望外祖父母。我从小和外祖父母家最亲，走动最多。记得我和 景超划定右派，准备去河西劳动时，我们还特意到外祖父家辞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