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灵柩抬到大门口时，妈妈随后送着，突然号啕大哭了起来，他们夫妻一场，同甘共苦 ，父亲最后的日子如此凄凉，如此悲苦，咽气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心里一定很内疚，很 难过……
我内心也十分凄楚，一个念头清晰地浮现在脑际：‘妈妈和女儿先后都成了寡妇！‘
妈妈一向身体衰弱，大家没让她送葬。二妹凤翔这天头疼得厉害，也没去。一个架子车工人 拉着灵柩，我们都步行，去大沙坪公墓要走十多里路。
到了墓地，仍无任何祭奠，把灵柩放入墓穴，填进土，再堆起个坟头，一切便完成了。
然后，仍然是各回各的家。
此后不久，妈妈和妹妹们清扫了房子，便从外祖母的家里搬回自己的家。
我从元月回到兰州，不到4个月，先后有3位亲人辞世，他们都没有得什么大病，这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如果像早些年那样大家都安居乐业，吃饱肚子，他们肯定都不会匆 匆离去。尽管由于在农场见到了太多的死亡，我感情已麻木冷漠，3位亲人的相继离去，在我的生活中仍然投下了阴影。
在这些日子，省建工局出了个奇事。省建工局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共8人，经‘ 抢救‘回来的只2人，其余6人均死亡。到5月间，有个已报死亡的人，戴着个大口罩突然出 现在办公楼里向单位上报到，吓得凡见到他的人都乱跑一气，急忙躲避。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此人叫曹德明，上海人，原是建工局的技术员。在大饥馑的日子里 ，他确曾‘死‘过一次，当时已报了死亡，在‘抢救人命‘时未能回来。他‘死‘后已被拉 去埋葬，埋他的人发现他还活着，就只在他的脚上盖了些土，并用裹他的棉被把他盖好，然后回去了。第二天，他又慢慢缓过劲来。有个放羊的人路过，他见到后就翻身坐起，求放羊人救他。放羊人当时家中也无吃喝，问他是哪里的。他说出了农场的站名，放羊人就扶他回到了站上。此时，站上的劳教人员已被‘抢救‘回了原单位，形势已好转。站上见他身体很弱，就留他在站上多住了些日子，恢复健康后才让他回原单位，所以他迟至5月才回到单位 。
至于那个埋葬他的人为什么见他活着却不将他再拉回去，据推测可能的原因是，当时农场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馍，他如把活人再拉回去，两个馍就不会给他。为了两个馍，他把未咽 气的曹德明留到了荒野里，但并未用土埋葬，给了他一条活路。
这件奇事却也多么悲惨可怖！
此时期，我在报社也参加一些轻微劳动。先是在报社门前的一块农田里，同从农场回来的诸 位右派难友翻地，后来，又在力行新村56号院子里的粉坊干点杂活。粉坊是报社在困难时期 因地制宜地办起的一个作坊，由木匠葛德明负责，批来豆类有时是蚕豆，有时是榨过油 的大豆豆饼做粉条，其下脚料则用来喂猪，目的是为了给报社食堂自产一些副食，改 善职工的生活。粉坊同我的住房在一排，活不多，一般在上午我还有些活干，下午就没事了 。有时是有事葛师傅才叫我，没事就不叫。葛师傅是匠人，他把和好水的粉芡倒入一个有许 多圆孔的大瓢，大瓢用绳子挂在房梁上，对着下面的大锅。到下粉时，葛师傅一只手抓住瓢 把，一只手用力拍打瓢里稀稀的粉芡浆，粉芡浆均匀地进入大锅，便煮成了粉条。我现在 已忘记当时我干了什么杂活，只记得把煮好的粉条捞入旁边不高的凉水缸后，葛师傅便招呼 我用手捞起才漂凉了的粉条大吃一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当时大家的口粮仍很紧张，大吃 一顿才煮出的粉条也是个大贴补呢。当时一起干杂活的，还有个临时工辛师傅，他是炊事员 辛炳南的哥哥。葛师傅是个个头不高的山东汉子，中年人，为人挺好。他后来探亲回老家， 回来还把从老家带来的山药等土特产送了一点给我。
我的两个儿子真是性格各异，伐夏活泼好动，胆子大，能干；小夏文静，听话，喜欢在家里做点事看书。平常我在家里擀面条，都是在床上放个小案板擀，从来没想过教他们。 有 一次，我刚揉好了面正准备擀，葛师傅有事喊我，我就去了。干完了活，回到家里，只见10 岁的伐夏已将面擀开擀好了。可见他平日里早就注意观察我怎样擀面，已无师自通地掌握擀 面的窍道，一旦有机会就急不可耐地实践，一次成功。我非常高兴。
小夏不太出去玩，我买回韭菜，他就说：‘妈，我剥吧！‘就一声不吭，安安静静地把韭菜 剥完。他才是一年级小学生，识字不多，家里有一二十本小人书，他就反反复复地翻来翻去 地看，显出其乐无穷的样子。有时，我也读点童话故事，给弟兄俩听。
同院的李惠风，原来在农民报和我共过事。抗日战争初起之时，他在北京是青年学生，经后 来担任中央领导的一位同志的动员，作为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在河北、山西一带跟日本鬼子 打游击战。他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吃了大苦。后来他离开战场，跑到了大后方的兰州，娶妻生子 ，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1955年肃反时，报社对李惠风脱离革命的这一段历史进行审查。景超是个一般群众，休息时，看到李惠风思想负担很重的样子，就递给了他一只烟。这 事，景超也许早就忘了，但李惠风铭记在心。得知景超已在农场活活饿死，我和孩子们过上了孤儿寡妇的悲惨生活，李惠风全家对我们就表现出特别的同情和关怀。过‘五一‘节菜铺 供应一些好菜凭菜本购买，有此情况，买菜的人照例排队很长，他老婆就把我们的菜本要去 ，她和大女儿早晨早早地就去排队，帮我们把菜买来。李惠风还向他熟悉的西北师院的几个 右派学生介绍了我的情况，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个数学系的学生叫傅大塔。这几个右派学生原 来也在农村劳动，和农民有联系，他们后来还送给我一些炒大豆，在我农场打饭的盆子里盛 了有大半盆，这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礼物。过去，炒大豆在兰州人是零食，我从小就爱吃也 常吃，在困难时期，炒大豆可以顶粮，地摊上一毛钱也只能买到四五个，这大半盆子大豆， 用地摊上的售价计算也是很值钱的。伐夏、小夏看到大豆都非常高兴。俩孩子都知道家里经 济困难，伐夏说：‘妈，大豆我们别吃了，干脆我和小夏一块儿拿出去卖掉，能挣不少钱呢 ！‘当时，我认为让孩子从小学做买卖不是好事，就没让他们去卖，而是自己吃了，3人吃得 非常尽意。那时，谁家能一次吃那么多的大豆？
李惠风对右派很同情，他说：‘这几个大学生在农村劳动，农民都说，娃们不懂事，说话不 注意，把毛爷爷得罪了。娃们还是好娃们，有个啥哩嘛！农民根本没把右派大学生当作阶级 敌人看待。‘当然，这也是他本人的心声。
这期间，原十工农场副场长邹士杰带领全家人回陕北探亲，返回的路上，他让家里人先回了 ，自己到报社找到杨康。然后，杨康请他在南关十字的一家饭馆吃饭，邀我和杜博智作陪。杨康是从玉门黄花农场回来的，原来对黄花农场没饿死一个人的情况就向我们作过一些介绍 。这次在吃饭中，邹士杰坦率地说：‘在迁场前，我们就意识到粮食形势严峻，怕我们的职工挨饿，就向上级瞒了产，种粮食的人挨饿还怎么办农场？‘他还说：‘去年我到北京学习 ，发现一起学习的人就有浮肿的，休息的时候，煮的吃白菜，我心想，北京的人供应这么不 好，人都浮肿，粮食问题已成了全国性的，我们在下面更不能不注意。‘
我问：‘我们去年11月每人每月的口粮定量降到了15斤，你们呢？‘
邹士杰说：‘都是一个标准。可我们每个站自己都有粮食库存，都有磨。场里统一规定，每人每月的定量控制在三十一二斤，由站上掌握。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们那儿每人每月还能吃 上三十一二斤，所以全场没饿死一个人，没有一个非正常死亡。‘听到这里，我心里真是恨透了迁场。如若不是迁场，我那些死难的难友们不是都还活得好好的么，他们都是多么优秀 的人！
原十工农场的场长心里装着自己的职工，唯恐自己的职工挨饿，早早就进行考虑，做出安排 ，哪怕是得罪上级也在所不顾。瞒产少报在当时也是大罪名。他们硬是不怕自己担待反对党 的粮食政策，犯政治立场的错误，而把全场职工的生命安全放到了第一位。当时在河西、在全省，像这样把人的生命放在了第一位予以捍卫的领导并不多，他们的功绩将彪炳千秋！
再回头看四工农场的书记场长，相比之下，他们虽口口声声讲党的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粮食政策如何等情，其实他们本人不过是些个目光短浅的势利小人，全农场饿死数百人，他们每天听汇报而不为所动，心硬似铁，他们连劳改系统硬性规定，在平常年景从劳改犯、就业人 员及我等右派每月口粮中节约下来存放库房的口粮，在天天饿死人的情况下也不敢拿出救人 ，他们还算人吗？他们只求保住自己的官职地位党票，右派分子及‘职工‘的生命又算什么！ 而他们自己及其家属的生命，他们又都是尽心尽力地在卫护，不然，为什么全农场在大饥馑 的日子里饿死的都是我的右派难友及‘职工‘。我作为幸存者写到这里，仍感到愤慨万分！
当然，邹士杰已知道，景超也是死难者。他当年曾出力想把景超从夹边沟农场的活地狱里设法救出，未果。最后，景超未能回来。怕引起我伤心落泪，在座的人都避不提及景超。
邹士杰全家在老家待了些日子，粮票充裕，他给我们每人都送了几斤。
1961年9月9日，杜博智和张玉荣宣布结婚。他俩的结婚海报是这样写的：‘兹定于今日下午 二时半，在二楼会议室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将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当时，报社还没给我们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