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收我们进来吗？”那人声音微弱地问道。
“这里只接收妇女和孩子。”明妮说。
那男人笑了，两眼一亮。他站直了身子，用沙哑的女声说，“我是女人，请看。”她摘掉帽子，从口袋里扯出一条印花大手帕，把脸上的尘土和烟灰擦去。原来她相当年轻，二十多岁，瘦削的脸上仍留着一道一道的黑灰。不过，她的脖子现在伸长了，柔软的后背显出她的杨柳腰。
我们让她和小女孩进来。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燕英，”她说，“这是我小妹妹燕萍。”她伸出胳膊搂住女孩。
燕英告诉我们：“我们镇子被日本鬼子烧了，他们抓走了好多女人和男人。我家邻居龚阿姨和她的儿媳在家里被折磨死了。我爹叫我们赶快跑，我弟弟不敢在大白天里出来，所以我没带他，自己就和妹妹来了。”
明妮把她们送到霍莉管理的中心楼。这时乔治？费奇来了，他穿了件灯芯绒大衣，香烟插在个小烟嘴儿上，看上去很像支弯曲的小烟斗。他一脸倦容，头发稀疏，琥珀色的瞳人湿湿的。费奇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会的负责人，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行政主任。他出生在苏州，苏州话讲得地道，以致有人把他当成了维吾尔族人。他告诉我们，有好几百名中国士兵来到南京大学医院难民营，想要投降，很多人都扔下了武器，请求让他们进入难民营，不然的话他们就要破门冲进来。他可以断定，会有更多的士兵，大概上千吧，都会进入安全区来请求保护，这样一来，国际委员会在与日本战胜者打交道时，就会陷入很大的麻烦。马吉和费奇一刻也没敢耽误，就一起动身去医院了。从后边看，瘦弱的费奇今天似乎背更驼了，马吉则强壮结实，虎背熊腰。明妮对我说：“我希望中国士兵别来金陵学院避难。”
南京安魂曲 六（2）
“反正我们也没地方给他们了。”我说。
那天晚上，校园里的三座楼都已经满了，其他几座还在接收着新难民。最后保留的艺术楼，刚刚也开放了。红十字会还没有把粥场建立起来。我们两天以前建起来的临时厨房，连一小半人的肚子都没法应付。明妮提议，由我们自己来开设一个粥场，可是，粥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大部分的定额的分配，都是当地红十字会的人掌控，他们坚持说，粥站要由他们来开设。很显然，这里边有个赚钱的问题。他们在这种局面下还在考虑赢利，让明妮大为恼火，派了路海再去找红十字会总部，申请办粥场的许可。
第二天早上，四周安静得好像仗已经打完了。我们感到日本人也许已经攻破城门，控制了南京城。有传言说，日本攻城部队爬上城墙，用炸药炸开了几个口子，中国守军溃败，日军高喊着“天皇万岁”，挥舞着战旗蜂拥而入，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大刘说，他看见爱惠中学一带的街道上到处是尸体，大多是老百姓还有孩子，除此之外，闹市区已经成了死城。
整整一上午，明妮不停地抓挠她的后脖颈，觉得浑身又痒又黏。她和衣而卧已经连续好几天了，自从五天前到车站看望伤兵回来，就再没顾上冲过一次澡。她都无法连续睡上两个小时，就会被枪声吵醒，或是不得不起身去亲自处理一些紧急情况。什么时候实在太累，不歇一下不行了，她就打个盹儿，所幸她总是可以一沾枕头就睡着。要是今天仗真打完了，她说一定要好好泡个热水澡，再一觉睡上十个小时。
我是个觉很轻的人，夜里很多时候都是在学校门房和不同的楼里值班。谢天谢地，我身体很好，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应付，但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感到睡眠不足。有时候，累得没法继续干下去，我就在体育楼里找间贮藏室，在里边小眯上一会儿。这些天来，我头都是木的，眼球疼痛，步履不稳，可我必须在校园里巡查，必须处理的事情太多。我丈夫和女儿开玩笑说，我已经成了“流浪汉”了，不过，家里没我他们还可以应付。
快到傍晚时，明妮想到江边去看看情况。大刘要陪她去，可她对他说，“不用，你还是留在家里吧。”霍莉也要跟她一起去，明妮却说：“你应该守在这里，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好处理。安玲跟我去就行了，哪国部队也不会伤害两个老女人的。”其实，我五十岁，比明妮还小一岁，可她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出头，而我都有不少灰白头发了，幸好体形还没发胖。于是我和她一起坐进吉普，那是马吉牧师给我们的一辆旧车。明妮开起车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惊讶不已，因为她看起来笨手笨脚，不是霍莉那类对开车十分娴熟的女人。
“希望这车不会半道抛锚。”明妮说。确实，这辆车响动得很厉害，好像是不大牢靠。
“我要是会开车就好了。”我说。
“等战争结束了，我就教你学开车。”
“但愿到那时候我还没老得学不成。”
“什么话，别那么悲观嘛。”
“好吧，希望这话能实现。”
我们先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去了一下，看到约翰？拉贝、瑟尔？贝德士和爱德华？施佩林都在。他们一脸忧郁，告诉我们说，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撤退了。德国保险公司经纪人施佩林，其实在三个小时前刚从日本人的前线回来，他受中国军队委托去交涉，希望就停火进行谈判。但是，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将军，拒绝了他的建议，说要给中国一个血的教训，打算“血洗南京”，好让中国人看看，蒋介石是多么无能的领袖。
南京安魂曲 六（3）
拉贝告诉我们的情况更加令人震惊。昨天，唐将军接到蒋委员长的命令，要他立刻组织撤退。可是唐的部队激战正酣，把他们撤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他执行这一命令，就将意味着抛弃他的部队。他跟委员长的总部联络，探探虚实，看蒋会不会收回成命。蒋却决心已定，再次电告唐司令，指令他必须实施撤退，保存部队，即刻跨过长江。唐甚至无法把命令送达到所有部队，有几个师不仅失去通讯设备，而且官兵来自各边远地区，诸如广东、四川，还有贵州，彼此方言不通，互相交流都很困难，以至于无法传递命令。更糟糕的是，那天早上，日本舰队已经驶进长江，正向上游而来，我们没有战舰抗击敌人的海军，所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路线很快就会被全部切断。唐将军万般无奈，紧急求助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恳求外国人代表中国出面干预，实现三天的停火。爱德华？施佩林今天过午时分出城，向西跋涉，到日本前沿阵地，挥着一块白单子，白旗上用日语写着：“休战，和平！”是那个黄眼睛的年轻俄国人寇拉写上去的。施佩林滚圆的肩膀上担负着重大的使命，希望避免更多的流血。
亲王朝香宫将军长着蒜头鼻子，留着八字胡，使他看上去像是兔唇。他接见了施佩林，一口啐在他脸上，又抽出刀来厉声喊道：“去告诉中国人，是他们自己找死。现在才雇来你这么个和平掮客，晚啦！他们真的想要和平，就先把唐生智交出来。”
“请把我们的请求转告松井将军。”施佩林再次恳求。
“我是这里的指挥官。告诉唐生智，我们要将南京城杀个鸡犬不留！”
施佩林只好赶回来，如实向唐将军转告。这位使者急得把脚脖子都扭伤了，走路只好拄着根棍子。现在，部分守城部队一定已经得到了撤退的命令，开始向城外撤退了，但是很多部队却还蒙在鼓里，还在盲目地作战，全不知两翼已经空虚，注定会被歼灭。
听完拉贝关于停火斡旋失败的陈述，几个人好长一阵沉默。我很想哭，但还是克制住，用手遮住了脸，几乎喘不过气来。
“兵败如山倒啊。”瑟尔对明妮说，用了句中国成语。
“蒋介石应该对这场灾难负责。”她气愤地说。
“对，他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瑟尔说。
“问题是，他就是自己法庭上的法官。”拉贝用玩笑的口气加了一句，摆弄着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带子。尽管是在调侃，他的声音却很沉重。
瑟尔要动身去一个星期前在外交部设立的临时医院了。市政府已经交给国际红十字会五万元——瑟尔和明妮都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用来建立医院，可是即使有这笔不小的资金，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瑟尔无法找到医护人员，不停地抱怨中国医生全跑光了。到目前为止，留在城里的只有一个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森。他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不久，眼下在南京大学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明妮和我跟着瑟尔一起出门，坐上了我们的吉普。我俩开上了上海路，向城东北驶去。
我们左转上了中山路，这条路通向挹江门，出了挹江门可以到达下关码头。我们刚转上来，就被眼前恐怖的场面惊呆了。整个城市的人都在逃命，人流都朝着江边拥去。我们经过的每一条街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士兵脱下扔掉的军服。道路两边排满了正在燃烧的车辆，火炮旁边摞着成箱的炮弹，重机枪还捆在死驴子身上。一群骡子站在那里，身上驮着高射炮的部件和弹药，不知所措地动不了窝。一匹带着马鞍的杂色马，对着天空高声嘶叫，仿佛遭到什么看不见的猛兽的袭击。大批的士兵向北蜂拥而去，大多数人两手空空，但有一些人皮带上还挂着搪瓷饭碗。满地都是钢盔、步枪、手枪、水壶、捷克式轻机枪、背包、军刀、手榴弹、大衣、靴子、迫击炮、火焰喷射器、短把铁锹、镐头等。一支黄铜军号旁边，放着一只生猪的脑袋，它的大鼻子朝天，可两只耳朵都不见了。我们快到国际俱乐部时，路面上塞满了翻倒的车辆、三轮摩托车、牲口拉的马车、电线杆和乱糟糟的电线，车子不可能再往前开了，于是我们决定步行。我们拐向右边，把车开进德国大使馆的院子，征得脾气急躁的乔治？罗森的许可，我们把吉普停在他那里。罗森是政治事务秘书，是留下没走的三个德国外交官之一。和他的同事不一样，罗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