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山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都没什么正当的事干，一些人也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到处乱串窜，有时会到邻村附近转悠，见了年轻漂亮的姑娘就拼命吹口哨。年轻人十几岁就开始张罗着找对象了。盖房子，娶媳妇，这是山村里的头等大事，如果谁家的儿子二十几岁还没找到对象，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父母会急得屁股都冒烟。婚嫁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对方的长相，身高，和家庭的财产状况。男人如果能给女方买得起一块表，或送给女方一辆袋鼠牌自行车或一台磕头虫牌缝纫机，那将是一件很荣耀的事。那是山村里还流行着一种不良的习惯，人们爱赌，纸牌，麻将很盛行。从年轻人到老年人，每个年龄层次的都有，输了钱回到家不免会遭到自己女人的一顿臭骂，甚至在赌场上就被凶悍的老婆揪着耳朵拽回家。因为自家的男人爱赌，女人们常常是又哭又闹，甚至回娘家。正常情况下女人是打不过男人的，她们通常被男人打得四脚朝天，所以女人们只好哭，人们只要一听到某女人在哭，就会说**他妈的一定又赌输了！男人们有时会去河边钓鱼，在河边一蹲就是半天，一点也不着急，无所谓，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但总比赌钱好。当时山村里的劳动力严重过剩。
月朗星稀的夜晚，常有一些外乡人来村里说书，并带着一个大鼓，还有竹板，人们管那叫做打鼓书。说书的常是一个外乡的男人，或是一对夫妻，说唱的内容大都是一些历史上的故事与传说，常说的是水浒等，但说三国的并不多。第二天他们就会挨家去收一些粮食作为报酬。
经过数年的长期压抑，一些原始的人性开始在镇上的每个角落里复活了。
洋槐镇变了，河柳村也变了，几乎每个角落都开始显露出少有的生机。但有一个地方显露出来的却不是生机，而是满目的沧桑与凄凉，那就是河柳村东南角上秦之恒的那个院子。十几年过去了，那个院子再也没有人进去过。院墙上已出现缺口和裂缝，常有邻居家的鸡跳过院墙飞到他家的院子里，院里满地都是野草，没有了路，院里的那颗大槐树已变得又高又大，粗壮的枝叶已伸出了院子。院里的房屋保存得还算完整，只是墙上的泥土脱落了不少。院里的槐花年年开，年年落，却再也无人问津，也许只有它还能记得这个院里的主人和那些心酸的往事。
关于这个破落的院子，在河柳村有着种种传说。有人说曾在夜里听见那个院子里传来女人凄厉的哭声，还有人说曾在夜里看见那个院子门口有黑影闪过，再加上一些人的添油加醋，传说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那个院子成了洋槐镇上人人皆知的鬼屋，即使在白天也很少有人敢接近。这个院子也成了一些大人吓唬不听话的孩子的最好办法，他们常威胁小孩子说，如果再不听话就把他关进那个鬼屋里，小孩子马上就老实了。这个院子也成了村里顽童们锻炼胆子的地方，如果有谁自夸胆子大，其他的同伴就会异口同声的问：你敢到那个鬼屋里去吗？自夸的家伙马上就闭上了嘴。关于这些传说，村里常有一些老人会骂上几句，说他们在故意造谣，他们大多是出于对秦之恒一家的同情。
令人不解的是，老镇长唐怡偶尔也会一个人悄悄的来到秦之恒家院子附近站上一会，似乎在想些什么。
宋赖河家本来一贫如洗，可自从他当上村长之后，特别是在进入八是年代之后，他家就成了河柳村最富有的几户之一。宋赖河在河柳村的人缘不太好，有不少人对他很反感，厌恶他的为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秦之恒的留恋。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俗话说秦桧也有几个相好的，只要他把自己手中的权利稍稍倾斜一点，那家人马上对他的态度就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懂得如何去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他知道权力是应该为他服务的，而自己也绝不会成为权力的牺牲品，这差不多也就是他的座右铭。因此他也会在适当的时候放开自己手中的权利。如文革时期，有两年他几乎被架空了，特别是红卫兵时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但他一点也不急，只是冷静地观察着，他在寻找时机。果然，两年后河柳村的大权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手中。他也很清楚自己手中的权力毕竟是有限的，他会非常小心的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并且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也不会忘记给那些反对自己的人一些好处，特别是村里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对他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利十分重要。这一招很灵，他发现让那些反对他的人闭嘴有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们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只要让他们得到一些好处就行了。对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对策。对村里那些有身份的大户，他会来软的，拉拢，多给他们一些好处；对那些比较柔弱的，他会威胁，强迫，他甚至还会利用那些大户的影响力，他不怕那些人折腾。对上面，他也有自己的一套。首先他弄清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巴结奉承，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对那些可以巴结奉承的人，他会想法弄清楚他们爱听什么，想要什么，他会千方百计的做到。对那些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人，他一眼就能看透。他也知道，在这个大千世界里，人性不是单一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对那些的确一心为公的人，绝不可以采取巴结奉承的手段，那样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他只能违心地在他们面前也摆出一副清正廉洁的姿态，正所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就是他这么多年的为官之道。当然在他的村长生涯中，他也栽过一个大跟头，那就是提出为唐兴之的儿子满月时送戏的那件事。
去年夏天，洋槐镇发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许多村子的庄稼都淹死了，秋收时颗粒无收。上面发了一些救济物资，有米，有面，还有衣服。粮食按人口平分，反正也不是很多。只是这衣服就不一样了，有好一点的，也有普通的，于是宋赖河自家偷偷扣留了不少上层一点的衣服，那些普通一点的衣服都分给了村民。村里自然会有一些人不高兴，要么是分的不均，要么是怀疑宋赖河自家扣了不少好的，但后来这件事还是慢慢平息了，反正这些衣服又不是自己掏钱买的，有总比没有强。那些救灾衣物先是运到宋赖河家的，分衣服的前一天晚上，宋赖河的两个儿媳妇在那些衣服中拼命的挑呀，找呀，每人抱了一大堆好衣服，个个心满意足，吴猫猫甚至还希望明年再来一场洪水，哪怕是泥石流也行，但只要别把她家的房子冲倒就行。分衣服的时候，宋赖河家只分到一点极普通的衣服。
村民们最关心的莫非是自家的利益，这些年月早已没有了大锅饭，每家都有了自己的土地，给自家干活，人人都很卖力，交完皇粮后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土地有限，人们只好拼命去提高土地的肥力，于是常有一些人大清早就挎着粪筐村里村外到处捡牛粪。王哆嗦就是其中最勤奋的一个。不用多讲了，王哆嗦的前身就是王多，他现在已四十出头了，由于脑袋不太好使，家里又穷，一直没娶到老婆。捡牛粪成了他唯一的人生目标，这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生命里的一个习惯，他永远不知疲倦的把捡来的牛粪都撒到他伯父家的田里。他永远都是河柳村起的最早的一个，他的衣服也永远是河柳村最脏最破的一个，衣服缝里全是爬动的虱子和白白的虱子卵，没事时他常坐在侯老太太家的那堵破墙下逮虱子，后来侯老太太的旧宅被宋赖河占去了，他又到村口的老槐树下逮虱子。他的那床被子据村里人说早已四处开花，脏得像理发师的抹刀布，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而他的伯父家一出门就穿得冠冕堂皇，尤其是他的几个堂兄弟。他就象一条可怜的狗，用自己的忠诚换来主人的一点施舍，别无他求。
八十年代中期，经济虽经历了几年的飞速发展，可山里人家的生活并不富裕，一般的农户猴年马月的也吃不上一顿肉，哪一天某一家改善了一下生活，杀了一只鸡，或包了一次饺子，哪怕不是肉馅的，他们也会打发自己的孩子给每个邻居端上一碗。一只鸡本身也没多少肉，所以每个人吃到的也不多，甚至女主人一口也吃不到，但也就是那一碗肉，却流露出邻里间那份纯朴的乡情。物资上的贫乏，就用情感来弥补吧。
二十一 学堂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已有了很大的起色。由于政府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经济上放活了，从事个体经商的人特别多，大城市里到处都是工厂，到处都是人们忙碌的身影，人们都在想着法子去赚钱，山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忙着出去打工。出去到外面的工厂里打工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为家里挣一些钱，二是可以为家里省不少粮食。虽说人们生活上比六七十年代好了不少，可山村里还是有不少人没解决温饱问题，一个村里几乎找不出几家可以一年到头都吃得上白面馒头的，大多数只能靠吃山芋面做成的黑馒头，山芋面粉较粗糙，且含有大量淀粉，蒸出来的馒头黑黑的，还粘手，吃多了还会导致胃酸，烧心。小麦做的面粉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吃。有些人家还没到过年家里的粮食就没了，只能靠到别人家去借，等明年夏天收了粮食后再还给人家，更糟糕的是，有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在洋槐镇的西北角，原本有一处很大的宅院，宅院的主人是当地一个大财主，虽解放后财主家的家道早已破败，但在文革期间，在那个毫无理性的疯狂年代，这个豪华的大宅院几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八十年代初期，这个大宅院被改建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学校，里面有小学和初中，有食堂，还有宿舍，附近好几个镇上的学生都有来这里就读的，有些高年级的学生离家太远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每周回家一次，带些食物，零用钱。学校里有个大食堂，里面卖的有馒头，面条，菜汤，学生自己也可以从家里带一些粮食，去学校食堂换一些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