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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没有经过仔细研讨，就迫不及待地打造了如下几类：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其中，钱币六种，金币一种，银币二种，龟币四种，贝币五种，布币十种。总计，货币共有六大类、六种名称，二十八个等级。其中的“钱货”、“布货”都用铜铸作，其中混杂铅锡，由于比例不对，容易磨损消耗。
最要命的是，钱币的种类实在太多了。怕是当时的经济专家也搞不清楚面值，何况普通百姓？民众生活陷于混乱，货币不能流通。民间舆论大哗，人人痛骂朝廷无耻。
了解到下面民怨沸腾、一片混乱，王莽知道这事又办砸了。他不得不再次颁下诏书，向全国宣布：“新的货币中，除了当值一钱的小钱、当值五十的大钱两种新钱并行以外，龟币、贝币、布币暂且停止使用！”
王莽此举，无疑是自打嘴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种“折衷”性的办法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关键在于，新钱没有经过试点就投入使用，在实用性方面存在很大的弊端：
第一，新钱大小不一，形状不等，难以辨认面值，也很难携带；
第二，新钱、旧钱混用，经常造成混淆。交易时稍不留意，就会带来损失。
第三，新钱的币值不稳定，民众普遍对其不信任。
第四，由于旧钱奇缺，暴利促使民间盗铸私钱的现象日益泛滥。
王莽锐意复古、推行新钱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为了推行新钱，他采取了以下几条措施：
第一，强制性鼓励新钱流通，逐步淘汰旧钱。
王莽规定，凡是外出的官吏、平民，必须带上足够的新钱作为通行副证。凡是不带新钱者，旅舍不允许住宿，关卡和渡口要盘问留难。公卿大臣入宫见驾，必须带上足够的新钱才能进入殿门。
第二，严厉打击盗铸私钱的不法行为。
凡是盗铸钱币的（无论是新钱、旧钱），一家铸钱，邻居五家连坐。所有的案犯，全部沦没为官婢（奴婢）。
即便是这样大的力度，还是无法改变人们对新钱的担忧，更是无法禁止盗铸私钱现象的发生。甚至有谣传说朝廷将来肯定要废黜新钱，恢复旧钱。故而，人们民间私下贸易都乐意用旧钱交易。时间过去了快一年，新钱还是无法正常流通。
对此，王莽如芒刺背，深感不安。为了使新钱早日进入正轨，他再次向全国发出严诏：“凡是出门只带五铢钱而不用新钱，又造谣说大钱要废除的人，与‘诽谤井田制’者同罪！一律流放到四处边远地区！”
此诏一出，民怨更深。从此，举国上下到处都是罪人：被指控私自买卖田宅者，私自买卖奴婢者、盗铸钱币者，不可胜数。不仅是平民，甚至连各封国国君、朝廷高级官员，也都上了司法部门的“黑名单”，成了通缉捉拿的对象。
王莽登基以来，不从世纪初发，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强行推行他的“新货币政策”。他的运气不好，恰好赶上了一千多年才有一次的气候剧变循环周期，自然灾害频仍。造成了大量的农民、商人失业，举国经济形势全面恶化，逐步接近崩溃边缘。百姓号哭于闹市，昼夜不绝。
古语说：“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在治国方面，王莽确实很有才能。只是他的政策过于理想化，严重地脱离了现实。本来，他面对的是一盘好局。只要他稳妥前进，针对时弊慢慢改革的话，他是可以获得成功的。
王莽过于性急，一心复古，一心想把国家建设成像上古三代那样的美好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他也想称为尧舜那样的千古明君。但是，“欲速则不达”，没有经过充分运年，硬是把一盘好棋走成了不可收拾的烂局。最终搞的不可收拾，一溃千里。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三）王田公有
对于土地问题的严重性，王莽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土地过度兼并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上古之时先王制定的“井田制”，是一个完美的近乎理想化的制度。一个成年男子可分到百亩土地，交纳十分之一的税收。国家富足，人民安乐。
王莽还认为，正是因为暴秦败乱圣人之制，废井田，改用商鞅 “以耕养战、以战保耕”的耕战结合之法。这种政策的好处在于，能够极大地调动民众参与作战的积极性。其结果是，秦国迅速强大起来，扫灭六国，使得国家统一。但是，由于井田制的被废，弱势群体（贫苦老弱鳏寡孤独）的土地被强权势力吞并。有权有势者占据着无数膏腴美田，而穷苦人却无立锥之地。汉承秦弊，二百年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部分民众因为土地制度的不合理而变得更加穷困。
王莽认为，西汉开国以来的低税收政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指出，文帝时下诏减轻土地税，宣布所有的土地一律按三十分之一征税，本来是想减轻民众的负担，缓和矛盾。再加上以钱代劳的役、赋、贡等税金，民众们虽然是“三十税一”，实际上却缴纳了百分之五十的税！贫富分化日趋严重，权贵富豪日渐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穷人衣食无着，活的连富人家的牲口都不如。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奋起反抗。几年来各地不断发生的暴动反抗，足以证明这一点。
王莽对当时设立奴婢市场很是不满。他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奴婢虽然身份下贱，但是他们也是人。把人与牛马放在市场里买卖，实在太不人道！奴婢市场必须取缔，交易必须停止。
应该说，王莽的这种看法是相当深刻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他的解决办法是：应该恢复“井田制”，土地收归国有。
始建国元年，王莽刚即位，针对土地过度兼并、奴婢过剩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下诏宣布了如下政策：
第一，全国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
第二，所有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
第三，恢复古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井田制。
王莽在诏书中宣布：“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之家庭，必须把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每人百亩的古制从政府手中领取。有敢违抗者，流放四夷！”
次年（始建国二年），王莽接受了国师公刘歆的建议，开始深化经济改革。逐步开始在全国推行特殊商品专卖制度，即实行“五均六埂敝贫取�
“五均”是指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城、成都等大都市中设立的管理市场的机构 “五均司市”、钱府（银行）。“六埂笔怯晒艺莆罩笱巍⒁碧⒛鹁啤⒅⑸薮任逑钐刂中幸怠Ｒ宦捎晒易ㄓ恍硭饺司Ｍ保扇丝刂泼酱笤螅栽谄渲胁梢㈤圆伞⒂媪缘拿裰谑杖∷笆铡＝姑窦湫蠊皖祝シ刚咭宦闪鞣诺轿骱？ぁ�
“五均司市”的职责是：在每个季度的第二个月，对各类货物定出上、中、下三等价钱，明码标价，保持市价的稳定。
政策规定：凡因国家定价而卖不出去的五谷、麻布、丝绸、棉絮等，经均官（“五均司市”的长官）调查确认后，一律由政府按照制造成本收购。
政策还规定：一旦物价上涨，如果某项物资（如粮食）超过平价一个钱，各地均官就要将库房所藏货物以平价卖给百姓。反之，如果价格下跌，低于政府规定的平价，政府则不予干涉，任凭民间百姓自由交易。
另外，民众如果无钱做生意或者周转有困难，可以到钱府去赊贷，月利率全国统一，都是百分之三（即一百钱收三钱利息）。
出台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节制豪强、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打击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保持市场稳定，促使国家获得稳定得巨额税收。
为了使国家富足，王莽还下诏规定：
第一，鼓励农桑。凡有田不耕种，称为不殖，要罚交三个人的赋税；
第二，鼓励植树造林。城市中房宅不种树的称为“不毛”，罚交三个人的布匹。
第三，打击游民。平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处罚布匹一匹。缴纳不出布匹的，则应为官府做工，由官府供给其衣食。
第四，天下所有经营者，诸如工、商、渔、猎、牧、卜、贩之类，必须每月自觉向官府申报收入所得。官府进行核实，去除成本从纯利中抽取百分之十作为税金。胆敢逃避申报，或申报不实的，把经营所得没收，并处罚为官府服役一年。
王莽的这一政策，很快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形成了“雪崩式”的连锁反应。
经济问题自有它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以某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王莽的土地政策，几乎遭到了全国各个阶层的一致强烈反对。
王莽的“王田”政策规定：土地一律收归国有，全部改为“王田”，将其平均分配给各个，而且不许买卖，这一政策不仅严重伤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且伤害了贵族、官僚、地主、商人的利益，也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贵族、官僚实际上是大地主集团，他们手中本来拥有大量的田产，他们岂能拱手让人？土地是农业社会最大的财富，也是所有人的“命根子”。无论是谁要夺取他生存的基本依据，贵族、官僚们不和这个人“玩命”才怪！无论这人是谁，哪怕他是皇帝！
中小地主们也是一样，他们比贵族、高官还惨，贵族、官僚们好歹还有俸禄，可他们除了靠土地收取地租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收入。王莽要他们把祖上几辈子辛苦积攒下来的“祖田”平均分配给那些泥腿子，他们岂能不切齿恨？商人们也恨王莽：我们全靠着转手倒卖赚钱，你夺了我的财路，不让我做买卖，是何道理？
平民们也恨王莽。王莽天真地以为真正实行“十税一”就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事实上慢说是十分之一的税，就是百分之一的税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