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小杨突然病了，营卫生所的姜建国所长，感到他的病有点儿特别，自己也把不准他生的是什么病，就把他送到北京军区空军的四六六医院住院治疗。可是几天过去，查不出病因，病反而一天天加重了。姜所长的爱人是四六六医院的医生，周末晚上回家，姜建国说：“我们那位战士，可是个好兵，是个张思德式的好战士，和他一起入伍的，有的学了技术，有的当了司机，还有的当了干部，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天天赶着羊群去放羊，为全营解决吃肉的问题。”
姜建国的爱人“啊”了一声说：“这个战士是放羊的？”
她赶紧跑回科室去，告诉大家，从羊的身上找病因，终于检查出这位战士是因为接触羊太多，得了一种“羊病”。病症找出来了，对症下药，病很快就治好了。出院时医生建议暂不要叫他放羊了，他回来对领导说：“还是要我来放羊吧！我放了一年羊，才摸出了放羊养羊的一点儿门路，换一个人，又要重新来，对养羊不利。在革命军队里，战士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在延安张思德烧炭是革命工作，现在，为了生产自救，为了战友们吃饱肚子，为了全营的战斗力的提高，我放羊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他又赶着羊群放牧去了。大家很是钦佩他，每当看着他赶着羊群出门时，都向他热情地打招呼，深表敬意。
一旦有了水和肥，加上良好的田间管理，多年没有耕种过的不毛之地，就变成了良田。庄稼长得出乎战士们意料得好，大田里的玉米、花生、地瓜和菜地的青菜都长得喜人。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秋天对二营来说更是个收获的季节，去年秋天小试牛刀一举击落了ＲＢ－５７Ｄ，今年则是辛勤劳动，得到了秋天丰收的回报。在餐桌上品尝着自己的汗水换来的果实，从心里都有巨大的成就感。
自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７日击落ＲＢ－５７Ｄ型高空侦察机后，一口气让美制蒋帮的高空侦察停止了两年三个月的时间。二营在东枣林阵地上度过了近两年半。这两年间，正是全国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二营在这块贫瘠的沙土地上，边战备训练，边开荒生产，真切品尝了“南泥湾”精神，明白了艰辛万事兴的道理。
16 Ｕ－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冷战时代。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门向西方紧紧关闭了。美国面对着巨大而又难对付的对手，无时无刻不在揣测着对方在干些什么，这无疑是做出重大决策的依据，然而就是这个情报问题成为令美国决策层十分头痛的一件事情。
窃听，重金收买叛徒，派特工……这些老套数，越来越难以满足美国人的需要了。尤其是对对方的重要战略情报的获取，更是一筹莫展。所以，一种能够飞越苏联、中国的上空，能侦察洞悉对方一切重大活动，而又不能被对方打掉的飞行器就成为美国的急需。
于是，Ｕ－２问题浮出水面。
懂得航空制造业的人都清楚：一种新型飞机从研制到用于实战，这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
早在１９５４年的秋天，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了避免类似珍珠港的事件再次发生，即授权中央情报局设计制造一种新的飞行器，专门用于飞越苏联和中国领空搜集战略情报，监控对方的动向。从此，高空侦察就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很快就接到了总统的科技顾问委员会成员兰德写来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兰德特别针对杜勒斯偏好靠人打入敌人内部，窃取情报的传统路数，着重强调了高空侦察新概念相对老式谍报方法的优势。
美国的航空制造公司得知了这一消息，为得到这笔合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据说，最先抢到前面的是马丁和贝尔公司。但他们的设计思路还没有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对冷战时代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高空侦察机，显然悟性不够。拿出来的是一个既能用于战斗，又能用于侦察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把一架Ｂ－５７型轰炸机的炸弹舱换成了摄影舱，这就决定了飞机的笨重和它的飞行高度的限制，所以方案没有得到高层人士的认可。
正在这时，美国的洛克希德公司高级发展计划部副主任卡特到五角大楼去办事，在那里他碰上了一个老朋友名叫基佛。基佛透露给他一个重要的信息，说是马丁和贝尔公司正在互相竞争，为的是给美国空军设计一种用于高空侦察的飞机。可是他们的设计思路不对高层的胃口，高层有些人不喜欢他们的设计方案；中央情报局对他们这个方案也不屑一顾，没有兴趣。高层认为，要安全穿越苏联领空的“铁幕”，只有飞到２１０００米以上的极限高度，才能躲过苏联不断改进的米格歼击机的打击。
卡特听了基佛给他传递的这一难得的信息，欣喜若狂。他从信息中按准了高层人士和中央情报局的脉搏，这就是一要飞得高，高得要使苏联的米格飞机望尘莫及；二要续航时间长，能飞越苏联和中国的任何地方；三要照相侦察设备好。
究竟要制造一种什么样的高空侦察机，美国空军的高级将领的认识也不一致。当基佛等人带着洛克希德公司的初步设计方案，来到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向李梅将军汇报征求意见，希望得到空军的支持和赞同时，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李梅对送方案的人说：“我要是想侦察，宁愿把照相机装在一架Ｂ－３６轰炸机上。”
显然，他对这种没有枪炮的飞机毫无兴趣。也说明这位将军只是一介武夫，他的思路仍然停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里，只重视战斗效果，而对冷战时期的斗争方式显然并不理解。
而按准了美国高层决策人物脉搏的洛克希德公司，对李梅将军的反对和厌恶，置之不理，坚信这个设计方案是对的。下定决心，“你不买，我也造”。
行业不同，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被李梅将军看得一钱不值的洛克希德公司的设计方案，却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认可。没过几个月，终于机会来了，洛克希德公司拿到了制造Ｕ－２飞机的合同。
Ｕ－２飞机的设计者，是洛克希德公司的王牌设计师，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最富有创造性的飞机设计师之一的凯利？强森。他设计的这架Ｕ－２飞机，没有自卫武器，翅膀长出机身两倍，甚至连保护飞行员性命的座舱加压设备都省掉了，实际上是设计了一架身轻如燕，专用于高空侦察的飞机。形象一点儿讲，它就像是一架装上了喷气发动机的滑翔机。
Ｕ－２型飞机的确造型特殊，结构简单，而性能优越。它可以飞到２２０００米以上，远远超出当时世界上所有的歼击机的作战高度，其最大航程超过１１２００公里，能在目标国上空飞行达八九个小时，其侦察范围可覆盖整个苏联和中国大陆。
飞机上装有四种照相机，即：“Ｂ型”、“Ｄ－２型”、“Ｆ－２型”和一种小相机。
“Ｂ型”是高解像能力的全景照相机，其摇动的镜头可以拍摄从一边地平线到另一边地平线的全景地貌。从２００００米以上的高空拍到的照片，可以辨别地面上小于１米的物体，在１８０００米的高度拍照，地面上活动的人员可清晰地显示出来。从Ｕ－２飞机拍摄的前苏联飞机场和火箭发射场的照片看，地面上的高度机密的物体一览无余，如果再加以局部放大，再加上判读专家的判读分析，什么机密都难以保住。
这种特殊的照相机使用的大型底片，每幅长达２５００米，完全和Ｕ－２在空中飞行的八九个小时相匹配。也就是说，在空中飞行的时间内，它可以不停地连续拍照。侦察一次拍下的照片能堆满一间房子。
“Ｄ－２型”是一种较新的照相机，用于昼间拍摄特定的目标。它有两条胶卷，一条向前卷，一条向后卷，一次通过的收容面积宽度为２７公里，收容面积比“Ｂ型”机窄，但它拍摄的照片要比“Ｂ型”机拍摄的照片清晰得多。
“Ｆ－２型”是一种红外线照相机，用于夜间照相。照相收容面积宽度约为４７公里，即航线左右各为２３．５公里。主要是拍摄敌对方的原子工业基地，窃取掌握敌对方的核武器的研制、生产、开发情报。因为其收容地面的宽度较窄，飞行中航线偏差稍大，就拍摄不到侦察的目标。
小相机只是用于检查航路。
机上装有电子侦察设备，包括两个系统：
一是“第３系统”。它是一种频率自动搜索和对信号自动锁定的通信侦察设备，用来侦察对方的陆空联络、空中联络指挥，可准确地测定工作频率，记录通信内容和密码暗号。
二是“第６系统”。用来粗测对方雷达频率的侦察设备。凡频率在５０～３００兆赫和２０００～１１０００兆赫的对方雷达电磁波，只要照射到该机，均会被记录下参数。这种照相侦察和电子侦察相结合的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确立大型地面军事基地的性质、任务和分布。
Ｕ－２飞机上还有一种防飞机攻击的系统，称为“第９系统”。尾后有飞机攻击时，它可以自动发射假信号，使之无法击中Ｕ－２飞机。
Ｕ－２飞机一出厂，中央情报局便推崇备至：“它被认为是设计最好、也是服役时间最长的间谍飞机。”称得上是自中央情报局成立以来，取得的最大的成绩。
这种Ｕ－２型高空侦察机为美国提供了不少有战略价值的情报。
最明显的例子是古巴导弹危机。
长期以来，苏联没有在境外部署核弹。而美国则在苏联的周边国家设有核基地。当时，在与苏联交界的土耳其就部署了射程在３０００公里以上，１００万吨当量的“丘比特”导弹，核潜艇也在苏联的周边海域游弋，对此苏联如梗在喉。１９５９年古巴革命成功后，卡斯特罗粉碎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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