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征收。豪强为逃避赋役，勾结官吏，篡改税册。官吏为贪污中饱，胡乱摊派加码，竟至有买田的豪绅田增税减、卖田的贫户田减税增的怪事，几至国库枯竭。
“洪武年全国田赋八百三十余万顷，弘治年实征亩数就降到四百二十三万顷，减少了近一半。再如盐课税，虽是从价征收，二十取一，但名目却有纳米中盐法、计口配盐法、纳钞中盐法、纳马中盐法、纳布中盐法、纳铁中盐法和户口食盐纳钞法，屡出新名目，实则二十取四五了。盐法如此，其他可想，所以张居正推行一条鞭。”
崇祯上了兴致：“你细说说，怎个合法？”
“先是重新清丈土地，张居正清出被瞒土地两万万八千万亩，仅此一项就使国库增银六百万两。次是统一赋役，限制苛扰。此前是赋役分开，赋以田亩纳课，役以户丁征用，赋役之外还有方物、土贡之类的额外加派。此后全部简并为一体，把原来按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丁粮派役，即将劳役归于地，计亩征收，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把力役改为雇役，由府县雇人代役。由于赋役统一，官吏再难巧以名目，丛弊为之一清，税赋稳定，民得稍安。三是计亩征银，官收官解，无论粮税、差役一律改为征银。我国田赋，唐以前为征实，杨炎改两税法虽以货币计算，但缴纳仍折实物。宋税只是偶有折银。元时科差虽行色银，但积粮仍为谷粟实物。唯自我朝一条鞭法实行以后，不仅差役全部改为银差，而且田赋除苏杭等仍征实以供大内之外，其余均一律改征折色，即折为色银。同时，赋役征课亦不再由里长、粮长办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解缴入库。不按实物征课，省却了输送储存之费；不由保甲代办征解，免除了侵蚀分款之弊，还给百姓发放‘易知由单’，照单纳税并可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此种均徭平赋，曾一度改变了历年亏空的局面，‘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太仓所储，足支八年’。”
“好，好啊！”崇祯大为振奋，“张居正不愧为一代名相。就把这一条鞭法恢复了如何？”
“……陛下，”钱象坤犹豫了一下，“中国之大，难以一律。当初一条鞭法各地执行也并不相类，大致可分三种：
“一是完全摊丁入亩，如南京京畿地区。二是部分摊丁入亩，即按丁、粮均匀派投，如陕西白水县十分之四差徭摊入田赋，十分之六按人丁征收；山东多数地区半按地征，半按丁征；江南地区丁征四分之一，地征四分之三。大体而言，农户大头多摊入田赋，商贾大头多摊入人丁。三是除实行并税外，没有摊丁入亩。”
“田六丁四也好，田四丁六也好，可以自定，但要一体铺行。户部要立即着手，雷厉风行！”
“臣以为不可！”何如宠又来扫崇祯兴致。
崇祯斜他一眼：“为何？”
“陛下，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就有租，有户就有调，有身就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杨炎变为两税，并庸调入于租。相沿至宋，又复敛丁身钱米。后人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两税中早有庸调？假使当初庸调之名不去，何有后来的丁身之名？可见只利于一时，而大害于后世！行一条鞭法后，通府州县十年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一度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但其后情势却是一反初衷。
“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因其繁多，便再难设新名目。并而为一，名目尽失，贪官便好立新名目了。时间稍移，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杂役仍复纷然。后人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年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故张居正一条鞭法与杨炎两税法一样，乃是亡天下之法！”
这话振聋发聩，崇祯怔住了，细想想，是大实话，当初的失败，挨骂的是张居正，现在要失败了，可就没人顶着了，百姓就该骂皇帝了，一时也不敢坚持，便转向周、温：“你们说呢？”
谁敢说？无论是推行不利，还是重蹈前辙，自己都是替罪羊，身败名裂，罢官遣戍。
温体仁想了想，道：“陛下，臣以为增饷是当务之急。神祖时曾增派辽饷，而后有宁锦大捷。至于一条鞭法，可从长计议。”
“陛下，增派辽饷亦是亡天下之法！”何如宠道。
“怎么说？”
“为整顿吏治，张居正才推行一条鞭法，但十几年后，宦官弄权侵蚀，于田赋之外加派辽饷，一条鞭法不但实亡，名亦不存。百姓怨声载道，贼盗蜂起，天下从此不宁。”这最后一句把崇祯惹恼了：“你是说朕要加派辽饷就和那魏忠贤一样了？”
何如宠扑通跪下，叩头到地，说道：“陛下当然明白臣决不会存这种心思。臣是说，辽饷按亩加派，贫富均等，看似公允，其实不公。大户田多，积谷盈仓，而贫户每一文都是活命钱。万历、泰昌已两次加派，那聚众为盗的都是穷苦百姓。臣以为应按田亩多少计征，田多者每亩税重，田少者每亩税轻，田亩勉够糊口者免税。如此，虽有加派，不伤根本。”
崇祯这回倒未着恼：“何如宠所言虽有些道理，但行起来却要先计核，很是麻烦，不是一时就能行得的。辽东已是吃紧，再不拿钱就要送人家了，朕看还是再增派一次吧。你起来吧。前次增饷至今已过十年，也不为过了。泰昌时是如何加派的？”
何如宠站起身：“是每亩九厘。”
“嗯，是了，毕自严上疏说，‘今日之策，无逾加派，请亩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崇祯心中默算一番，然后道，“告诉户部，此次加派，要拿到一百五十万两！”
“是。”四臣齐答。“陛下，钱龙锡呢？”何如宠问。
“喔，就依会审所定吧。”
次日一早，周延儒亲到狱中向钱龙锡宣读了流放定海卫的圣旨，“稚文公，大灾已免，可安神了吧？”
“圣上慈心，皇恩浩荡！”钱龙锡又望阙磕了个头才起来。
周延儒点点头又摇摇头：“唉，其实圣上十分恼怒。圣上说，‘龙锡可谴之处甚多，卿等岂能尽知？’好话说尽，才使龙颜稍霁。挽回圣意，十分艰难啊！”
钱龙锡立刻明白了周延儒的意思，忙不迭作揖：“多谢周大人。定是大人等力保龙锡，费尽周折。龙锡感大人不弃之恩，只是今生不能相报了。”
周延儒上前扶住他道：“同朝为官数载，怎能作壁上观？延儒何图稚文公相报？稚文公要多多保重！延儒送稚文公回府。”
周延儒将钱龙锡亲送回家，龙锡欲留延儒，设薄酒以表谢意，延儒终是不肯，就在门口揖别。家人见龙锡放归，且悲且喜，一面安排下人摆家宴为龙锡接风压惊。正唏嘘感叹，又来了温体仁，钱龙锡忙迎出去，让至客厅，待温体仁坐下，深揖下去。
温体仁慌忙站起扶住：“稚文兄这是干什么？”
“龙锡知道，是周大人、温大人鼎力相救，龙锡才留得这条命，只是无以回报啊！”
温体仁扶钱龙锡坐下，嘿嘿一笑：“是宜兴说的吧？”周延儒是宜兴人，故如此指代。
“圣上是个疾恶如仇的主子，如无近臣化解，依圣上的脾气，龙锡死无葬身之地，龙锡如何想不到？”
温体仁知道钱龙锡是老实人，没人指庙，他决不会烧香。只有周延儒去向他宣旨，也只有周延儒最可能给自己贴金戴银，便道：“呵呵，没那么严重，其实圣上原本就不十分恼你。”
“哦？”
“圣上本就不信你与袁崇焕共谋，圣上亲口说，‘龙锡并无逆谋，大辟太重。’”看见钱龙锡脸上渐渐有了恼丧之色，温体仁心中暗笑。
第十二章 崇祯再次起用太监
钦定一甲
周延儒、何如宠主持会试入闱，温体仁暂代行首辅之责。等周延儒出闱，却发现朝堂之上形势大变：钱象坤、王永光、梁廷栋连串罢职。
温体仁同乡闵洪学接替王永光任吏部尚书，原南京刑部尚书熊明遇接梁廷栋任兵部尚书。朝臣都知道钱、王二人附周不附温，钱象坤因周延儒是首辅而听命于他，王永光自钱谦益一案与温体仁结了仇。
梁廷栋虽与温体仁无仇，还一起害死了袁崇焕，但温体仁知道梁廷栋害袁崇焕是因夙怨，早在周延儒入阁前梁廷栋就已党附于周，心在周而不在温。明摆着，这三人去职是温体仁鼓捣的。
才观察了三两日，周延儒就看明白了，自己虽还是首辅，但已是孤掌难鸣。王永光历仕最久，又掌吏部，京官、外放官多是他的门生。梁廷栋掌兵部，己巳之变后新任的边臣又多是他的举荐。这二人一走，这些见风使舵的家伙立刻就去巴结温体仁。而温体仁已是树大难撼，要想扳倒他已是不可能。周延儒差点把自己腮帮子咬瘪了。思来想去，决定与温体仁摊牌，看看他究竟是何心肺。如果是觊觎首辅之位，就让了与他，反正已是难有作为，而且事事都会有人出来作梗，若被其抓住把柄，必被置于死地。蜂虿入怀，解衣去之，不若先隐鳞藏羽，推位让国，搜罗其劣迹，待他圣眷衰了，再杀他回马一枪。
转天晚饭后，周延儒找上门去，不想温体仁热情接待了他，吩咐重新摆上酒馔，周延儒忙阻止道：“延儒是不请自来，也用过饭了，温大人不必客气。”
“哪儿的话，下官早想能与首辅大人一叙，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今日大人亲自登门，下官怎能放过？虽是用过饭了，也不妨小酌一杯。”说着硬拉他入了座。
周延儒推开面前斟满酒的杯子，说道：“延儒正是喝了酒，才壮了胆子登门造访的。”然后就单刀直入，“延儒只是想问温大人一事。延儒那边奉旨入闱，温大人这里便来个犁庭扫穴，究竟出了何事？”
“下官知道首辅大人必有此一问，大人误会了，请听下官从头道来。”温体仁举杯示意，见周延儒不动，便自饮尽，向后一靠，“大人入闱的当天，给事中葛应斗就疏纠御史袁宏勋和锦衣卫张道浚，说袁宏勋得参将胡宗明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