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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英宗刚即位的时候，王振就曾经怂恿不到十岁的英宗主持卫戍部队大阅武——说是皇帝阅武，实际上都是王振在吆三喝四；说是“代传旨意”，其实小皇帝能有什么主见，还不是王振说啥他说啥！
事情被张太皇太后听说之后，她勃然大怒，小皇帝越是为王振求情，她就越是要当即将这个得志小人处死。但是在场的五大臣却鬼使神差，想要卖小皇帝的人情，居然也加入了求情的队伍之中。太皇太后可以管教孙子，却不好让五大臣扫了面子，只得饶了王振的性命。张太皇太后万万没有料到，十年后大明王朝和孙儿的前途，果然就坏在了这个阉人的手里。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瓦剌部太师也先派使者来到北京进贡良马。按规矩大明王朝是要给予使者赏金的。王振发现，也先所派来的使者并不是表章上所说的“三千人”，差了那么些儿。“精打细算”的王振可能是索贿不如意，也可能就是看瓦剌不顺眼，于是决定不让也先占这个“便宜”，一定要点着人数颁赏，而且把贡马的档次也硬生生地扣了一级——堂堂天朝上国，竟然向进贡的“四夷”摆出这样做买卖的架势，丢人到了极点。也先所派来的使者还负有向明朝廷求婚的任务，结果也被王振拒绝了——而且我们可以想象，这位王公公在拒绝的时候绝对不会使用外交辞令，说出来的话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也先闻讯大怒，立即率军大举侵犯边境。七月十一日，也先进犯大同，脱脱不花进犯辽东，阿剌知院进犯宣府。大同右参将吴浩兵败阵亡。
接到告急军书的王振认为只要人多，就绝对能打赢，自己的权势富贵已经到达顶点，可就还没有尝尝指挥千军万马的滋味。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同不远处的蔚州自己置下了大批田庄，绝对不能被瓦剌部所占。
于是，王振竭力鼓吹英宗御驾亲征。二十二岁的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胡说八道，认为这正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不顾吏部尚书王直为首的群臣劝谏，更不顾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的百般劝说，固执地颁下了诏书，由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留守，自己率五十万大军亲征。而王振为了能够摆足威风，还要求自公侯以下勋戚众臣一律随行，并且限定三天之内一定要出发。
五十万大军倒也罢了，再加上皇帝和一大群文官，怎么可能在三日之内做好所有的准备？然而王振决心已下，三天后上自英宗皇帝下至士卒小兵，五十多万人就这么仓促地被他催着出发了。
出发之后，军中屡屡出现不祥之兆，天气也非常恶劣，粮草供应困难。随行的大臣们屡次劝英宗返京，至少也要先停下来将前方敌情打探清楚再上路。然而所有的奏章都被王振中途扣下，大军继续不知深浅地闭着眼睛往前瞎赶。
八月初，群臣终于忍耐不住，表章也不上了，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当面进谏，兵部尚书邝埜、王佐、钦天监彭德清都请求说，前途莫测，皇帝身系天下，万不可以再向前了。然而王振仍然口气极大：“就算真遇到不测，那也是天命，与你们有什么干系？”
于是大军又拖泥再水地上路了。
然而刚出发，就传来了先锋驸马都尉井源、西宁侯朱瑾、武进伯朱冕等人全军覆没的噩耗。紧接着，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也逃到了军中，带回了前方的消息。王振这时终于觉得事情不妙了，接受了郭敬的劝告，决定回师京城。
就在返回的路上，王振又再次异想天开。他不顾熟谙军事的将领们的意见，非要绕远路经过自己的家乡不可，想要将皇帝和五十万大军带到老家去给左邻右舍们看看，炫耀一下自己的威风。
大军迤逦而行到半路，王振又改了主意，怕几十万大军把自己在家乡置下的良田给踩坏了。于是又下了一条命令，让大军折路另行。
这么来回一转，十几天就浪费了。
当英宗的车驾走到土木堡时，王振发现自己沿途搜刮的财宝车辆没能跟上大队。尽管能够庇护圣驾和大军的怀来城就在目力可及的二十里之外，王振仍然迫不及待地下令停止前进，封闭消息不让英宗知道所处方位，并且将想要闯宫报信的兵部尚书邝埜强行关起来。
英宗御驾连同随行的文臣武将和军队，就这么晾在了四通八达、无水无粮的路上，等待瓦剌骑兵的包围。
既然王振一而再再而三地非请这个客，也先哪有客套的道理！他的骑兵队立刻赶上，将英宗和群臣都包围了起来。
明王朝的几十万大军早已在十几天绕道奔波中疲惫不堪，再加上粮水不继、敌情不明，在一片混战中，文武重臣几乎死亡殆尽——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在国公硃勇、永顺伯薛绶、英国公张辅、奉宁侯陈瀛、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野、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丧命的士卒更是数以十万计。
到这个时候，王振终于知道大事不好，拼命地向禁军将领樊忠求饶求救。樊忠对这个恶心的宦官早就恨之入骨，挥着手里的大锤，将他那颗没胡茬子的脑袋活活地砸开了花。
樊忠原想摆脱王振后护着英宗突出重围，但是终于功败垂成，阵亡了。英宗自知逃脱不了，干脆坐在地上听天由命。他的这个架势倒把瓦剌兵给镇住了，没有杀他。
英宗被俘后，也先将几个月前去北京进贡求亲的部属找来，经过其中哈巴国师和哈庶哈里平章的辨认，最终确定了被俘的的确是大明王朝的英宗皇帝。
大军覆灭、皇帝被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北京城。不但把孙太后和钱皇后等六宫妃嫔都震得晕了过去，留守京城的文武官员也被这闻所未闻的事给惊得仓皇失措，众人聚在朝堂上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面面相觑之后号啕大哭。有人立即就想到了当年北宋王朝的“靖康”之辱，建议都城南迁。兵部侍郎于谦立即严辞反对。
在这个节骨眼上，孙太后终于振作了起来，采纳了于谦的建议，决定死守北京城，不向也先示弱。
第二天，孙太后传下懿旨，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四天之后她再次传旨，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以示大明王朝国本稳固之意。
与此同时，在都御使陈鉴等人的面奏之下，王振诛九族；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及宦官毛贵、王长，更被群臣当廷捋袖除靴，活活殴死。
这时的大明王朝，可算是在风雨飘摇之中。由于国无长君，人心浮动，也先更挟持着英宗想要趁机将明王朝一古脑儿吞掉。一时间，议立新帝成了北京城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是必须要取得太后首肯的。于是，这个天大的难题就摆在了孙太后的面前：假如不立新君，则大明王朝可能就面临覆灭之险；假如立了新君，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英宗会有怎样的遭遇？如果要立新君，又该立谁？——这个四十来岁的寡妇，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道天大的难题会摆在自己的面前。
当孙太后明白这是一个必须做的决定之后，她首先想的是朱氏诸亲王中真正的“长君”：婆婆张太皇太后的小儿子襄王朱瞻墡。当年宣宗早逝的时候，张氏就有心想要立襄王继承帝位了，何况他不但年长，而且人品贤德享有盛誉，当年就曾经婉拒帝位。假如立襄王为帝，也许儿子英宗返回之时，他也能够象当初那样让位，将帝位顺利归还自己的儿子。于是，孙太后传下懿旨，取襄王金符入宫。
只不过，襄王本人身在长沙，对于北京城里迫在眉梢的局势来说，他实在是离得有些远了。更何况他并不是留守众臣心目中的人选——他们所想拥立的新君，是奉旨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于谦为首的群臣从当时的紧急情形出发，向孙太后群谏，提出了这个要求。无可奈何的孙太后终于点头应允由庶子继承帝位，但是她坚持一点——皇太子仍然得是自己的亲孙子、英宗之子朱见深。
九月六日，二十一岁的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陷身瓦剌的哥哥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代宗。
景泰帝即位数天之后，襄王朱瞻墡的表章才送到孙太后手里，他再一次婉拒帝位，提出长君与否并不重要，应该让皇太子朱见深称帝，郕王监国。应该说，襄王的建议更为稳妥，但是事已至此，孙太后还有什么话可说？
景泰帝的生母是宣宗的吴贤妃，在宣宗为太子时她就已经入宫。不过据野史说，吴贤妃的出身并不高明，她是宣宗叔父、汉王朱高煦的侍姬，朱高煦谋反被诛后她被宣宗看中，安置别宫并生下儿子的。不管怎么样吧，吴氏毕竟只是宣宗的妃嫔，景泰帝名份上的母亲仍然得是孙太后，更何况他的即位也得到了孙太后的依允，在情在理他都不能将孙太后丢在脑后。因此，在景泰帝即位三个月后，他仍然首先为孙太后上尊号为“上圣皇太后”，然后才封自己的母亲吴贤太妃为“皇太后”。
于谦确实没有说错，大明王朝立了新君的消息，不但使北京保卫战有了主心骨，更使得也先大怒如狂。也先挟着英宗几度进攻北京，最终还是一败涂地。他终于觉得英宗非但不能给自己带来轻取天下的好处，反倒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与此同时，当上了“上圣皇太后”的孙氏心情并不轻松，她仍然时时刻刻地为养子悬着心。为了向儿子表示自己策立新君的不得己，也出于多年的母子亲情，只要有机会，她就要派人前往漠北看望英宗，将御寒裘衣带给他。养母所派的使者与书信衣物，恐怕是被羁异域、失去皇位的英宗最大的安慰了。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因为于谦压着瓦剌打了大胜仗，也先甚至没有提出任何条件的余地，就答应了归还英宗。八月初三，英宗终于被也先由漠北送还。抵达北京之后，景泰帝率百官于东安门迎接。仪式之后，景泰帝将二十二岁的哥哥迳直送进了南宫。英宗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