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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谢灵运求见皇上。并未像其他朝臣那样在求见的表疏呈上后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刘义隆很快就在太极殿接见了他。
问过谢灵运远游了些什么地方见了些什么奇景之后，刘义隆就问他为何求见。谢灵运听了，接过话头：
“在京口北固山，陛下远眺江北，沉默良久，给臣留下了深刻印象。”
“远眺？”刘义隆重复了一遍。
“从北固山北望，除了能见江北的一些朦胧之物，并无可让陛下长久凝神而望者，有的只是……”
“是什么？”
“陛下所眺望的，是那看不见的地方。”
刘义隆的心中咯噔一声。在这一点上，倒是谢灵运能了解自己。是谢常陪侍在左右故能明了己心，还是因为谢的悟性高，不只是有诗才而已？
“卿以为是何地呢？”
“是司州，是黄河以南的大片失地。这是陛下所魂牵梦饶的！”司州原治所在洛阳，后来被北魏占领。
刘义隆无言地看着他。
“五胡乱华，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中原地区，一直沦没在魏虏的铁骑下。先皇聪明神武，哀济群生，灭了姚泓以后，准备踏平北方，统一天下，使久困之民归于正化，但最终事与愿违，天下之人，只能仰德抱悲。少帝景平初年，先帝陵土未干，魏虏乘丧南犯，侵占我黄河以南大片土地，有识之士，谁不扼腕！但是景平时当政者徐、傅等人，所任并非其才，大敌当前，却只顾纷扰京都，无暇顾及先皇托付，终致孤城沦陷，徐、傅等却不肯救助，致使忠烈之士，囚于荒漠，长河三千，反落寇手！河南之地，一战沦亡，此国耻宜雪，朝野同心！而河南自落入敌手，百姓备受蹂躏，征调赋税，没有终了；若征求不得，魏虏则滥杀百姓，河南之民，家破人亡。这也是仁者所切齿痛心的！”
谢灵运说得很激动，刘义隆专注地听着，在谢稍停时，就问谢：
“对此，卿有何高见呢？”
“愚臣以为，今贼魏拓跋焘又出兵西征夏。频繁征战，使魏虏师老于外，国内空虚，此时北伐，机不可失。若失此北伐良机，大宋将与魏相持下去；而魏虏屡经征战，势力范围将扩大，力量将得以增强。等到那时，大宋即使兵多食众，再想取魏，则非易事。”
刘义隆点头赞许。谢灵运又接着说：
“历观前朝，强国都以兼并弱小者为根本，古今圣贤，无不如此。古人有这样的话：‘既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过去曹魏虽强，但平定荆、冀二州，都是乘袁绍、刘表弱小；晋氏虽盛，但开拓吴、蜀之地，也乘葛、6衰落。这都是前世成事，今见于史册的。当年先帝平定姚泓之时，长驱滑台，席卷下城，魏虏失气丧魄，指日就尽，天下之人都以为魏虏当随姚氏而灭。可惜王镇恶、沈田子、王修诸将相互残杀，加以长安违律，潼关失守，这样使魏虏得以延缓岁月，时至今日，十多年了。如今魏虏攻夏，大宋两取其困，其势必如卞庄刺虎，一举两得！中原百姓期盼皇恩，如饥似渴，翘南望，时日已久。至于今日国家府藏，的确并不丰足，但是凡举大事，不必坐等国富兵强，贵在天时。现在兵器充满，兵力粗足，粮食无忧，和先帝时相比，条件更好。群臣中有人认为北伐之举得不偿失，这是不能成立的：中原人口，百万有余，田赋之沃，著自《贡》典，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强富之实，昭然可知。得中原，国力将大增。为国家长久计，怎能计较一战之费呢！”
“先帝远征姚泓，收复长安，但随即长安不能守；朕若兴兵伐河北，河北可守吗？”
时人所说的河南河北，都是以中原地区的黄河为界：黄河南即河南，黄河北即河北。
“鉴于长安之败，陛下自然会担心河北难守。但依臣看来，长安与河北形势不同：关西百姓杂居，种族不一，加之远戍之军，处于新旧交替之际；而河北则不同：河北之民都是汉家旧户，几乎无杂人，况且那里地理形势连山阻隔，又有三关之险，守军若游骑长驱，则沙漠风靡；若驻军守塞，则安如山固！”
“卿以为，伐河北有必胜的把握吗？”
“晋武帝，不过一中等之主罢了，但恰逢吴后主孙皓暴虐荒乱，天授其福，加之谋臣献策，武将扬威，故能建功当年，天下一统。而今陛下聪明圣哲，天下归仁，文德与武功并振，霜威与素风俱举，加之宰辅贤明，诸王出众，州郡齐心，虎臣满朝，而天威远命，何敌不灭！魏虏拓跋氏，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臣见识肤浅，愿陛下早定大计。臣行将东归，但心中盼太平之道，期泰山之封。臣早已想和陛下陈说愚见，但担心所言荒谬，有污圣听；今蒙陛下赐假，臣将暂离京都，而抱此愚志，如骨鲠在喉，今日得以一吐为快，再无缺憾！”
谢灵运所言，有些是他人所曾说过的，有些是刘义隆所反复琢磨的，而有些新观点却给了刘义隆以很大启示，这也让刘义隆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正因为如此，刘义隆犯难了：去说服众人，让谢留下来？若留下来，又让他做什么？
等等再说吧。刘义隆沉思良久。
随后，刘义隆亲自把他送出太极殿。
走出宫殿的谢灵运，见皇上并没有因为自己今天的一席话而流露出什么挽留的意思，心中一片怅然。
第三十二章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谢灵运的《晋书》虽然没有写成，但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却在他费时三年之后终于完成。元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裴松之携带着《三国志注》及前一天写就的《上三国志注表》，晋见太极殿。
刘义隆在延请年近六旬的老臣入座后，就先看他的《上三国志注表》。
表疏上说，陈寿的《三国志》是不可多得的嘉史，但是不足在于疏略，记事时有脱漏。臣奉旨作注，上搜旧闻，旁采遗事：凡是陈寿所不载，事件却应该存录的，就无不尽取以补其缺；若同说一事却前后矛盾，如今又不能判断的，就一并抄录以备异闻；至于纰缪显然，言不合理的，就随后加以矫正；记事当否及陈寿之小失，臣都按愚意加以论辩。
刘义隆看罢上表，就随手拿起一卷。陈寿的《三国志》，刘义隆是熟记于心的，他要看看裴松之是如何随后加以矫正并加以论辩的。他翻看到《吴书》中记孙权之子孙奋被后主孙皓诛杀一节。
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民间传言孙奋将做天子，孙皓因此疑忌他，将他禁锢在吴城，孙奋的儿女年至三十四十尚不得嫁娶。裴松之随即矫正道：
“臣松之按：建衡二年至孙奋之死、孙皓即位，时间相隔不久。若孙奋未被疑之前，儿女年约二十，至孙奋死时，不得年三十、四十；若先已长大，自身失时未能婚娶，则不由皓之禁锢。此虽想增孙皓之恶，然不合情理。”
刘义隆又拿起《蜀书》注。陈寿在《后主传》的“评”中，称赞诸葛亮在后主即位至驾崩十二年间未改“建兴”年号，又称赞诸葛亮屡屡征战却不随便下赦令，而诸葛亮死后这种制度就渐渐改变了。
裴松之先引《华阳国志》的记载：有人责怪诸葛亮吝惜赦令，诸葛亮回答说：治世凭大德，不凭小惠，因此前汉匡衡、后汉吴汉不愿下赦，先帝也说在和陈元方、郑康成交往时，常见启告，尽知治乱之道，但始终不谈赦免一事；而刘表、刘璋父子，年年下赦令，然而对于治理又有何益！裴松之论辩道：
“‘赦不妄下’，的确可以称道。至于建兴年号十二年沿用，所言未当。案，后汉光武帝建武年号沿用三十二年，献帝建安年号沿用二十五年，都是久而未改，未闻前史以此为美谈，十二年未改又何足称道！莫非别有他意，今人不能得知？亮死后，延熙年号沿用二十余年，陈寿说此制渐改，事实并非如此。”
刘义隆看得兴趣盎然，甚至不觉得有垂手而立的侍臣们。
他翻看着，他想看看有关诸葛亮的裴注，诸葛亮是他感兴趣的人物。在陈寿的《三国志》写到诸葛亮劝刘备即帝位后，裴松之注引《蜀记》记载：晋初扶风王司马骏镇守关中时，和他的部将谈论诸葛亮。其时部将大多讥讽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只有金城人郭冲认为诸葛亮英明过人，甚至过前世贤相管仲、晏婴，只是功业未成而已。诸将听后颇感疑惑，郭冲就列举了诸葛亮隐没不闻于世的五件事，诸将这才不再疑惑，扶风王也认为郭冲所言为是。裴松之认为郭冲《条诸葛亮五事》，都很可疑，于是对五事分别加以诘难。
其中第一件事，说诸葛亮严刑峻法，导致上下怀怨，法正就谏他应该有所弛缓。诸葛亮辩称，只有如此，才能上下有节，治国之道，尽在于此。裴松之诘难：
“法正在先主前死，今称法正谏，则先主仍然在世。诸葛亮身为股肱之臣，事归元，刑政赏罚，不出于己。郭冲所述诸葛亮之辩称，则政出于己，这有违人臣自处之宜。以亮一贯谦顺作风，势必不然。”
第二件事是：曹操派刺客假意投奔刘备，刺客在和刘备谈论伐魏的形势时，很合刘备的心意，于是刘备渐渐亲近他。刺客正准备下手，诸葛亮进来了。刺客神色慌张，引起诸葛亮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