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是：曹操派刺客假意投奔刘备，刺客在和刘备谈论伐魏的形势时，很合刘备的心意，于是刘备渐渐亲近他。刺客正准备下手，诸葛亮进来了。刺客神色慌张，引起诸葛亮的注意，诸葛亮觉得他异于常人。一会儿刺客如厕，刘备对诸葛亮说：“刚刚得一奇士，此人足以辅君治国。”诸葛亮问奇士何在，刘备说就是刚离席之人。诸葛亮叹道：“窃观此客，色动神惧，奸形外露，邪心内藏，必是曹氏刺客！”于是立即派人去追，那人已经越墙而去。裴松之诘难：
“凡为刺客，都是暴虎凭河、死而无悔之徒。刘主既有知人之鉴，却受此客迷惑，则此客必为一时之奇士；既说此客‘足以辅君治国’，则应属诸葛一类人。凡为诸葛一类人，少有为他人充当刺客的，其主也知爱惜其才，必不投之于死地。况且此人不死，也应显达于曹魏。竟是何人，后来为何湮没而无闻？”
第三件事记空城计：诸葛亮驻扎在阳平时，派魏延诸军联合东下，只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二十万大军迎击，但与魏延错道而直向阳平城。相距六十里时，侦探禀告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诸葛亮也知道宣帝将至，情况危急，但前赴魏延，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于是将士失色，不知计从何出。诸葛亮却神情自若，命令军中偃旗息鼓，不得擅自走出营寨；又令大开四面城门，洒尘扫地。宣帝一向认为诸葛亮为人稳重，现在看见四门大开，怀疑城内有伏兵，于是撤军回到山中。次日，诸葛亮见其僚佐时拍手大笑，说宣帝必是疑有伏兵沿山而逃了。后来侦探回报，正如诸葛亮所言。宣帝事后获知实情，深以为憾。裴松之诘难：
“案，阳平在汉中。诸葛亮起初驻扎阳平，宣帝还在担任荆州都督，镇守宛城。至曹真死，才与亮相距于关中。魏曾派遣宣帝自宛城取道西城伐蜀，因遇大雨数日，才未成行。此之前后，未有于阳城交战之事。纵如郭冲所言：宣帝率大军二十万，又知亮兵少力弱，若疑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为何沿山而逃？
“案，《魏延传》：“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亮既不以魏延为万人帅，又如何如郭冲所言，使魏延率重兵在前而自己率轻弱自守？况且郭冲与扶风王司马骏谈论，显露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竟然说扶风王闻之称是。由此观之，郭冲《条诸葛亮五事》举引都不可信。”
第四件事记北伐：诸葛亮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望风而降；围天水，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回到蜀。蜀人都前往庆贺，诸葛亮面露忧色，向人致歉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口。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怎能不愧！”于是蜀人都知道了诸葛亮有吞魏之志，北出祁山，并非只为拓展疆土。裴松之诘难：
“亮有吞魏之心由来已久，并非因此事众人方知。况且此次师出无成，蜀将士伤残众多，三郡归降而不能守；姜维其人，天水匹夫，获之于魏无损；掳掠西县千家，并不能补街亭之失。蜀人以何为功，而竞相庆贺？”
在第五件事记魏明帝亲率大军征蜀而蜀人以一当十来报答诸葛亮之后，裴松之总评郭冲：
“孙盛、习凿齿一向喜好搜求异闻，无有遗漏，而都不载郭冲所言，可见郭冲之言乖谬不可信。”
刘义隆举起卷轴，满脸喜悦地看看裴松之，然后转向左右侍臣，说：
“此将不朽！此将不朽！”
刘义隆的预测的确体现了他的文史方面的见识。自那以后的一千多年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梁代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以及唐代李善的《文选注》，都因为保留了大量的古代典籍材料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受世人好评。
众人也都面露喜色，抱拳相贺。
老臣裴松之的脸上也泛出些许红光，转向陛下拜了拜，说：
“谢陛下！”
当即，刘义隆就任命他为永嘉这个大郡的太守。当年，谢灵运任永嘉只有一年就甩手不干，是因为他曾受庐陵王的赏识，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实际上，永嘉也是个不错的地方。
第三十三章 彭城王义康和东府城
在荆州时，彭城王刘义康就性好吏职，加之为人生性聪敏，虽然府州事众，狱讼繁多，但他都能随问对答，竟无违谬。等到入京以后，他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已经把司徒的位子让给了他，但他并不感到满足，因为王弘还是扬州刺史。
每每在茶余饭后，彭城王刘义康就有意无意地对左右说：“先帝遗言：宰相兼任扬州刺史，可配置甲士千人。”言下之意就是自己虽居宰相之位——司徒，但扬州刺史仍属他人。这话渐传渐远，直至王弘兄弟耳边。
那王弘原就志存谦退，只是皇上不许，才不得已任扬州，如今听了这话，于是再次上表求退，认为自己身荷重任，四载至今，既违前史量力之诫，又无古人进贤之美。皇上得表后，优诏不许。无可奈何，王弘就常常托病请假，众事都交给彭城王刘义康去办。
尽管如此，彭城王仍觉得自己不够名正言顺，加之王弘弟王昙担任侍中，是皇上的亲信，在宫中分了自己的权任，因此其不悦之情往往形于辞色。他曾经这样对左右说：“王公久病不起，国家多事，北有强虏，神州怎能卧病而治！”这不仅让王弘感到忧惶，且连其弟王昙也深感不安，于是王昙上表求外任，要求东行出任吴郡太守——虽然这之间相差两个品级。这当然不会得到皇上的批准。
先帝当初北伐后秦，刘义隆以十岁之龄任冠军将军、徐州刺史，镇守彭城，先帝任命王昙为府功曹，辅佐他；后来刘义隆镇守江陵，先帝又让王昙任长史，并且告诫他说：“王昙沉着坚毅有气度，是宰相之才。你每事都当咨询他。”少帝被弑，王昙又力劝刘义隆入京继大位，是刘义隆之宋昌；入宫以后，他成了刘义隆的左右手。朝廷平定了谢晦，在一次宴会上，刘义隆举杯为王氏兄弟劝酒，拍着御座说：“无卿兄弟，此座哪有今日！”其时，准备为王氏兄弟封爵的诏书已经写成，刘义隆令左右拿给王昙看。王昙说：“近日之事，祸难将成，但凭陛下英明果断，因此罪人得戮。臣等虽得以仰凭天光，效其微力，但哪可因国家之灾以为自身之幸！陛下即使想私宠臣等，但将如何面对直史呢？君举必书，哲王所慎！”刘义隆不能劝止，为兄弟二人封爵之事才停息下来。
此时王昙固求外任吴郡，刘义隆虽然还不能深知就里，但他估计这和其兄王弘为人谦退是一回事，于是对他说：“岂有欲建大厦而弃其栋梁的呢？贤兄近来屡屡称病，固辞扬州。纵使将来答应了他，这扬州之任非卿而谁！”王昙闻此言，心中默念不敢当。
求外任吴郡不成，王昙又建议其兄减扬州府兵力之半配给司徒府，这样，彭城王刘义康才稍感满意。
自东晋时起，人们习惯上称朝廷禁省为台，禁城为台城。这台城原是孙吴时的后苑城，晋成帝司马衍时改作新宫，直至刘宋以来一直都作宫城。它地处钟山之侧，东有平冈，西有石头城，北依玄武湖以为险，南拥秦淮河、青溪以为阻，是诸葛亮称为“龙盘虎踞”的帝王之宅。在台城的西南，有一座西州城，那是扬州刺史的治所；在台城的东南，有一座东府城，东府城周长三里十九步，是宰相办公的地方，也是京都的城防要地。它原是东晋司马道子的私人府第，司马道子以司徒的身份兼任扬州刺史后，仍住在东府城，后世习惯上都称它叫东府。从此以后，它就成了宰相兼任扬州刺史的办公处所。
现在，司徒、彭城王刘义康就住在东府城，虽然他还不是扬州刺史。
东府城南邻秦淮河，其西侧是穿越建康城而过的青溪。从东府城到都城东侧偏南的清明门外的青溪沿岸，是景色优美的风景区，那里布满了世家大族的园林邸宅。二十一岁的司徒毕竟是年轻的，他每每走过从东府城到清明门、从清明门到东府城这段路的时候，看着那些仕族豪门的华丽气派，他都觉得……毕竟，东府城也属皇家。它年久失修，和那些仕族的豪宅相比……
当彭城王把想要改建东府城的愿望告诉了皇上之后，刘义隆就和他谈起了四十年前王彪之的故事：
其时谢安与尚书令王彪之共掌朝政。见宫室毁坏，谢安就想重建它。王彪之说：“中兴之初，元帝、明帝在东府城即位，环境极其简陋；苏峻之乱，成帝以兰台政事堂为宫室，因难蔽寒暑，这才重建宫室。和汉魏的宫室比，如今的宫室的确俭而狭，但不再简陋，只须做一些增益修补就够了。再说，当今强寇未灭，正是休兵养士之时，何必大兴土木，劳扰百姓呢！”谢安说：“宫室不壮观，后世会认为今人无能。”王彪之说：“掌天下事，应保国家安宁，朝政公允，怎能以大修宫室为能呢！”谢安无言以对。直至王彪之病故，宫室都未作改建。
彭城王的意图，与刘义隆务求节俭的作风不相一致，刘义隆就用王彪之的话来阻止他。后来彭城王降低了要求，说只是对东府城作一些修修补补，并非要作伤筋动骨的改建，刘义隆就不好再说什么，加之入京后的这段时间里，彭城王又的确表现出了卓越的吏治才能，深得朝野赞誉，于是就批准了他的要求。
在挖掘东府城城北的沟壕时，军人们意外挖出了一座不知哪个朝代的古坟。坟中除了材瓦铜漆之外，还有甘蔗节、梅李核子以及瓜子瓣，又有用以殉葬的木偶二十余枚。
彭城王就把这无名坟的主人改葬在东冈，用猪、酒来祭奠它，又让法曹参军谢惠连写了一篇《祭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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