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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二十二年冬，既是因形势越不利，也是因生性喜爱征讨，拓跋焘亲率大军西征。他远眺薛永宗的营垒，然后包围了它；薛永宗不知虚实，出战，结果大败，随后与家人尽投水而死。其宗人薛安都先已占据弘农（在今河南灵宝），见形势不利，就弃了城南奔刘宋。
拓跋焘渡过黄河，前锋报告说盖吴在渭北；拓跋焘到达洛水桥，盖吴已连夜撤退。拓跋焘问计于崔浩，崔浩建议先破盖吴老巢然后再追击盖吴不迟，拓跋焘不听，再渡水至渭南，向长安进。盖吴的武装得知魏军大规模到达，全部分散潜入北山中。拓跋焘无所获，悔不听崔浩计。
拓跋焘一向器重名僧寇谦之，信奉其学说，但崔浩不好佛法，常对拓跋焘说佛教虚诞，是世之费害，应予以诛灭。
到长安后，拓跋焘进入一佛寺，御马官牵马入寺放牧——长安沙门往往在寺内种植庄稼。沙门殷勤，在拓跋焘离开寺后留御马官喝酒；御马官在寺内溜达时，无意中现沙门起居的便室里有大量弓箭戈矛等兵器，于是禀告拓跋焘。拓跋焘大怒：
“兵器非沙门所用，此必与盖吴通谋！”
拓跋焘令随从官彻查，然后杀了寺内所有沙门。查抄寺内财物时，他们又看见大量酿酒器具以及州郡长官、富人所寄存在寺内的财物，数以万计；还现寺内建有密室，室内布置华丽，原来那是沙门与入寺做佛事的香客富家女私行通奸的地方。
拓跋焘忿恨沙门非法，而随行的崔浩又趁机劝他尽诛天下沙门、毁掉佛像佛经；寇谦之力争，崔浩不听。于是拓跋焘下令先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然后敕留台（即太子晃所居平城）宣告四方，令天下依长安法行事，同时下诏：
“昔汉代昏君，信惑邪伪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尝有此。佛教夸诞大言，不合人情，昏君乱主，无不惑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仪大坏，千里萧条，不见人迹。朕欲除伪定真，复圣主之治，自此荡除佛神，灭其踪迹。敢有事佛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州郡官长，诸有佛图形像及佛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皆坑杀。”
太子晃一向好佛法，闻之震惊，急谏刑杀沙门之滥，但拓跋焘不听。太子晃就延缓宣诏，以使远近沙门在得知消息后各自为计。这样，许多沙门才得以携带经、像藏匿免难，但魏境内所有塔、庙尽皆摧毁。
离开长安之后，拓跋焘又率军到达盩庢（今陕西周至），诛杀了大批与盖吴通谋的民众；到达陈仓（在今陕西宝鸡）后，又诛杀了曾经参与杀死魏散关氐守将的民众。不久，魏将乙拔等在杏城大破盖吴，盖吴处境艰难。盖吴于是派使者赵绾飞马南奔，向刘宋王庭求援，希望能和刘宋联合起来南北夹击魏人。
但此时刘义隆却未能出兵声援，因为他也遇到了麻烦。
第九十八章 孔熙先和范晔（一）
刘义隆的麻烦是由一个名叫孔熙先的小人物引起的。。这个故事就从小人物孔熙先说起。
孔熙先的祖上并不显达。他的曾祖做过前朝的尚书祠部郎，祖父虽被征为秘书监但并未赴任，父亲孔默之在元嘉初年作为皇上的钦差曾出使南、北豫州以察访民情，后来担任彭城王义康的幕僚。元嘉六年正月义康回京任司徒，七月就举荐时任尚书左丞的孔默之出任广州刺史。在职四年，孔默之同有些州郡长官一样，去时匹马单车，归时却带着一支浩大的车队或船队。因贪赃枉法，他随即被囚禁于廷尉。仍然得力于彭城王的庇护，孔默之得以保全性命，同时也得以保全从南方带回的巨额财产——刘义隆原打算杀了他并抄没他的财产以惩戒他人。孔默之的性命和财产虽得以保全，但从此他的仕途就终止了，不久后也就郁郁而死。
孔熙先曾经随父亲远赴广州，又随父一同回京。他亲眼看见父亲被抓捕后来又被释放，他曾经和弟兄们一同到廷尉接回了老父。他对那些场景记忆得越是深刻，他就越是不能忘怀彭城王的救父之恩。
他是有才气的。他博学，对于文史星算无不兼通。他观测天象后作出判断：皇上必死于横祸，事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但他又是寂寞的。他怀有纵横之志，但年过三十还只是一介员外散骑侍郎，因得不到显贵的赏识，他久在此位却不能升迁。这样的职位，与他的远大志向比，实在是相去甚远。——他有一个伯父，名叫孔淳之，因在东部隐逸而名声很大，当年很得谢灵运的赏识。伯父茅屋蓬户，庭草芜蔓，只有床头数卷书而已。伯父淡泊如此，孔熙先见了只是大摇其头。
在随父去广州的少年时期，孔熙先就立下鸿鹄之志：年在三十以内，官至三公九卿！可是现实却让人如此难堪：员外散骑侍郎，是一般贵公子所不屑担任的。每每在独处一室时，他就会拍案感慨：
“寂寞无闻，邓禹笑人！”汉朝邓禹年二十四时，已经担任司徒了。
他又作诗抒自己的怀才不遇：
“种兰忌当门，怀玉莫向楚；
楚少别玉人，门非植兰所。”
每当朱雀航打开时，在朝中任职的官员或商旅行人都会拥塞在那里，但一旦三公九卿这些达官显贵到来时，职位低下的官员和商旅行人都要站在一边避让他们。每当此时，他就会用手捶击车壁板感叹：
“车前无八驺，怎能称丈夫！”驺，是为显贵们驾御车马的人。诸公、诸从公，朝廷都给驺八人。
江州应出天子，这不就是指彭城王吗？于是孔熙先就密怀报效彭城王之志。可是自己地位卑下，难成气候。他一直在探听细察，他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这人当然得是地位显贵之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他终于找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就是皇上的股肱之臣左卫将军兼太子詹事范晔。
范晔身高不足七尺（一尺约24、5厘米，七尺约171、5厘米），肥胖且黑，秃眉鬓。他善弹琵琶，且长于创作新曲。他所弹奏的新曲，颇有韵味，但他并不常弹，一般人更是难得一闻，即使是皇上也是如此。皇上听说他善弹新曲，几次让人在他面前婉转地表达此意，但他都装做不知，终不肯弹。
有一次侍奉皇上宴饮，皇上正在兴头上，就对他说：“我唱，卿弹。”他这才不得已奉旨，但皇上歌一停，他就立即止弦，似乎多弹奏一个音符他就会短了一分志气。还有一次，皇上正在宴饮，他入殿咨询事务，侍立于侧的徐爰就对他说：“皇上上次听了詹事的新曲，称赞不已。今日正巧詹事前来，可为皇上一弹新曲以助兴。”侍从忙拿来琵琶，他却推而不受。皇上就对他说：“今日为欢，卿何必吝惜一曲？”他回答道：“君举必书，哲王之所慎。臣虽鄙陋，但身为国家大臣，腰绂冠冕，鸣玉殿省，岂可令臣操执丝竹，以行伶人之事！若释朝服侍私宴，臣不敢辞。”一席话，义正词严，说得皇上也颇为尴尬。这是孔熙先身历亲见，于是孔熙先就暗中佩服他，以为朝中要员，除了人们称之为“颜虎”的颜延之会有这样的作风，他人莫及。
范晔能如此，也与他心怀怨愤有关。刘湛被诛、殷景仁病亡以后，刘义隆深为信任且重用的大臣是范晔和侍中兼右卫将军沈演之，两人分担左、右卫，这是掌管御林军的要职；两人又同参机密，是皇上的左右手。和殷、刘时一样，在对待两人的关系上，刘义隆似乎有所倚重：两人虽并受器重，但每被引见，范晔若先来，必须等到沈演之来了才一道入殿，而沈演之若先来，常先被召引入内。久而久之，这就让范晔渐感不满，又使他由不满而生怨恨。扩而大之，他甚至对那些得到皇上亲近的人也渐怀不满。为此，他还写了一篇《和香方》，在序中他用种种香料来影射讥讽时人：
“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沈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黏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奈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唯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也。”
此序所言，皆以比类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湿”，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比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徐湛之；“甘松、苏合”，比慧琳道人；“沈实易和”，则用以自比。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孔熙先觉得，无论从职位上，还是从个人志趣上看，范晔都是能帮自己实现大志的最为理想的人物。但是自己现在职位卑下，不为权贵所重，若想结交范晔这样的要人，尚无门径。
他苦恼着，他在寻找着可能的、合适的突破口。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静观，他终于有了机会：他结识了同样位卑的七品官太子中舍人谢综以及其弟谢约——他们的三弟谢纬虽尚（娶皇帝女称“尚”）皇上第五女长城公主，但一向为谢综所憎，所以范晔也就不和谢纬交往。谢氏兄弟是范晔的外甥，而谢约又是大将军彭城王义康的女婿，孔熙先暗自得意，因为他找到了无可替代的突破口。
谢综是谢述的长子。谢述在彭城王义康任骠骑将军兼南徐州刺史时，任其将军府的长史兼南郡太守；义康回京任司徒时，谢述随之入京任司徒府左长史，后来升任左卫将军。谢述风姿绰约，为人清廉，私无宅舍，与殷景仁、刘湛关系并善，元嘉十二年病死在吴兴太守任上时，殷、刘一同出都迎丧，望船落泪。刘湛被诛后，刘义隆望着义康南去的背影曾经对身边人说：“谢述若活着，义康必不至此！”义康南迁后，原任义康司徒府主簿的谢综一向为义康所亲近，又改任义康的大将军府记室参军，随义康同赴豫章。
不同于其父的清约谦退，谢综为人乐于名利，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