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帝王刘义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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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帝王刘义隆- 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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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们又把平素所怨所恨诸人以及不附从大将军之人,如赵伯符、何尚之、庾炳之以及太子刘劭、皇次子扬州刺史刘濬等,一一列在名单上,待事成之日,一一绞死。

    回到家中,孔熙先就吩咐弟弟孔休之草拟好檄文,等到一旦事就布这以讨伐赵伯符为名的檄文。

    檄文一开始就盛赞皇帝“天诞英姿,聪明睿哲,拔自藩国,嗣位统天,忧劳万机,垂心庶务,是以邦内安逸,四海同风”,但祸难骤起,贼臣赵伯符心怀怨毒,纵其奸凶,挥兵犯阙,“大行皇帝”遭此不幸。檄文称皇帝没有用“陛下”“皇上”一类词语,而是用“大行皇帝”——这是对死去的皇帝的称呼,因为这份檄文是准备在弑了皇帝之后布的。

    接着,檄文称徐湛之、范晔与行中领军萧思话、行护军将军臧质、行左卫将军孔熙先、建威将军孔休先——“行”是临时代理的意思——忠于朝廷,投命奋戈,万死不顾,即日斩贼臣赵伯符及其党与。在“普天无主,万民莫系”的情况下,“彭城王义康体自高祖,圣明在躬,德感天地,勋溢区宇,世路衰颓,弃用豫章,龙潜凤栖,至今六载”,如今奉迎彭城王入京继大位,是“上应天心,下合民望”的事:正位辰极,非王而谁?

    檄文最后说“今遣行护军将军臧质等,携皇帝玺绶,星驰奉迎,百官备礼,络绎继进”;若有人阻挠义举,严惩不贷。

    看罢檄文,孔熙先觉得还有不够明确的地方,于是就在节“挥戈犯阙”后加上“祸及储君”一句,以表明起事时一并除掉太子刘劭——太子又叫“储君”“储皇”“储2”“储副”。

    孔熙先又觉得既行大事,应该有彭城王义康的意旨才好服众,于是请示范晔;范晔会意,就找来义康往日书札,仿着义康的笔迹亲自给徐湛之写信,以便到时候宣示众人:

    “我人才凡劣,生长富贵,有过不闻,喜怒随性,致使小人多怨,士人不附;祸败既成,犹不觉悟,退而寻思,方知自招。然而至于尽心侍奉皇上,可谓忠诚贯于天地,所以推诚自信,率意随心,不顾他人议论,最终招致谗言诋毁,众恶归身。某甲,为人奸险,负我事深;某乙,煽风点火,凶恶不齿;某丙某丁,趋利小人,寻我长短,诬告陷害,致使皇家祸及骨肉。今而言之,所谓罪过,竟有何证?而刑法所加,视我为恶,伤和害理,感动天地!

    “我虽幽禁悲苦,命在旦夕,但仗义之士,时有音问。近时每见天文人事及外间民情,知土崩瓦解,必在早晚。只担忧祸及群贤,滥及国家,因而日夜叹息,痛心疾。朝廷君子及伸张正义之士,怎可不识时运之会,而坐等祸败啊!铲除君侧之恶,无代无之,况且此等狂乱罪恶,古来所无,如今加以诛灭,易于摧朽!

    “可以我意宣告众贤,若能同心合力,诛灭贼党,岂非功同创业,重建我皇宋吗?但兵凶战危,我恐祸及无辜;若有一毫犯顺,诛及九族!诸事统筹,皆委群贤。诸君皆当尽心侍奉朝廷,及时告知。往日所谓嫌怨,尽皆摒弃。然后我当谢罪宫阙,就戮有司。苟安社稷,虽死无恨。勉之勉之!”

第一〇三章 衡阳王的长夜之饮

    自从元嘉十七年彭城王有罪出京,朝廷就征调江夏王义恭任侍中、司徒、录尚书,兼太子太傅,给班剑二十人,置仗加兵;二十一年,义恭又进位太尉,任它职如故。。这些职位和待遇,也就是义康过去所兼任和享有的,虽然个别名号有所不同。

    五皇弟和四皇弟多少也是有所不同的。身居显位的五皇弟义恭有感义康之失——“亢龙有悔”,因此小心谨慎;他虽位居总录,但只是执行朝廷的文书而已,他事从不过问。

    义恭一向生活奢侈,又不吝惜钱财,左右亲信一旦向他索要,他往往就给予一二百万,但小有忤意,他又强令索回。朝廷每年给相府(即东府,司徒位同宰相)钱二千万,其它物品倍于此,但他常感不足。皇上因他行事大体还让人满意,每年就多给相府钱千万。义恭善骑马,常骑宝马出城二三百里游玩,甚至东到吴郡,登上虎丘山,又登上无锡乌山来眺望太湖。其时,高句丽送给宋王朝八百匹马,皇上就特意把一匹八百里马送给他。

    义恭生活上豪奢,但政治上却小心得过了份。他以国家要北伐为名,上书朝廷请求罢去自己的录尚书一职。刘义隆就把那奏章扔在一旁:北伐与罢去录尚书一职有何关系?何必多此一举!随后,他又上书要求削弱王侯的权利,“臣位居台辅,贬损之端请从臣始”。他要求贬损的项目有:

    “帐钩不得作五花形;剑不得作鹿卢形;刀不得银铜饰;仪仗用马不得过二匹;平乘船皆下两头作露平形,不得比拟龙舟,皆不得朱油;胡伎不得著彩衣;正冬会不得铎舞、杯盘舞;诸镇常行,车前后不得过六队;公主、王妃传令,不得著朱服;诸王子继体为王者,婚葬凶吉,皆依诸国公侯之礼,不得同皇弟、皇子。”正冬会即冬至节,在古代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刘义隆看了这些琐碎的建议,阴沉着脸。是吃饱了撑的?还是为了防嫌?在离书案好几步远的地方,他就用力一扔,那奏折连同案上的书札一起落到了地上。侍臣连忙上前捡起了它们。

    从义康时起,刘义隆为了亲近兄弟姐妹,就要求诸王进入斋阁,只需穿戴着白服裙帽(高屋帽、下裙盖)见皇上,只是出了太极殿四厢才穿戴朝服。——那时候,义康还称呼皇上“三兄”呢!于是义恭又上疏请求罢此,刘义隆不许,并把它定为家法:他这么做实际上是效法先帝的做法。

    此后义恭又启奏:

    “臣北第旧邸,本已华丽,今已修葺完毕。往年收拾得些许杂木,并蒙陛下所赐木板,拟于宅内作小眠斋,而东府又有斋,亦甚华丽。臣今有二处住止,下情窃所未安。近知东宫玄圃虽有柏屋,制甚古拙,然内中无此斋;臣今欲拆除以奉太子。臣之今启,伏愿陛下垂许。”

    就这些内容,他能林林总总写满几张纸。

    刘义隆答道:

    “狄当今启你愿及见别纸。你州府事众,何苦作如此烦长启事!屋事不烦时建时拆,他事当由狄当转述我意。”

    江夏王义恭的频繁启奏已让刘义隆烦不胜烦——刘义隆认为他是庸人自扰,而更让刘义隆头疼的,还是七弟衡阳王义季回京以后的耽酒成癖。

    有感于四兄彭城王的幽禁生活以及自己被沈邵囚禁的遭遇,衡阳王义季自豫章回到京都以后,一直闷闷不乐,甚而至于久积成忧,只是以酒为友,常作长夜之饮,一改在江陵时的勤政治民之风。

    原来逗留京都只是个过渡,他却因此迟迟不去广陵上任。刘义隆知道后手诏劝止:

    “谁能无过?过而能改,改之为贵。长夜之饮,不止耽延事务,也会自损性命。近来长沙兄弟(指原南兖州刺史长沙王刘义宗)因酗酒致病而亡,你所知之;将军苏徽又耽酒成癖,命在旦夕。我惩义宗之亡,试禁断之,并给药膳,苏徽如今已康复。杯中物是可节之物,只是嗜好者不能立志断绝而已。晋元帝过江之后,贪恋杯中物,王导因其误政事而为主上设馔,一饮之后尽毁弃美酒及器皿。晋元帝身为人主,尚能为王导之谏所动,终身不复饮酒;你既有美政,加之我殷勤致意,何故不能慨然自戒?莫非需严加禁断,致使朝野纷纭,然后方能渐止?刘家一门无此酣法,你于何处得之?临书叹惜!”

    接了皇上的手谕,义季虽表示奉旨,但酗酒如初,久而久之终以成病。

    听说义季病了,心情沉重的刘义隆又派身边年稍长的侍者杨佛前去开导他。杨佛拜见了义季,就对他说:

    “殿下不见那覆盖在酒坛上的布吗?时间一长,酒渍的布也要烂了。”

    义季端着酒,虽苦着脸,但仍不忘他的幽默:

    “腌过的肉糟更能持久!”

    杨佛也被他说得笑了,最终无言以对。

    后来刘义隆得知义季的状况更加糟糕,就派遣身边人去强行禁阻他饮酒,同时再次手诏:

    “你近来饮食转少,而一向又体弱多病,我常忧此,今果然委顿。你纵不能以国家为怀,岂不顾惜性命之重?可叹可恨!昔时先帝以你幼龄托吾,你今竟至于此,先帝在天之灵见此,将如何!本望你能厉志自断,不欲相烦。今特遣我左右孙道胤等前往,令早晚侍你起居,并进止饮食。你宜开怀虚受,慎勿违避。我每每见人断酒,其实无他,不过当时嗜之而已。今者我所忧,正在你性命!”

    此后,刘义隆又托卧病的长公主在义季探望她时多加劝戒,但义季听了,并不多言,只是念叨着“愿来世不复生于帝王家”。

    这样的话语,只能让长公主暗自垂泪——她自然不会忘了那个被贬豫章的四皇弟。

    在未找到病因的情况下,刘义隆的多方劝解终无成效;义季的固执一念,也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这让刘义隆备感伤神。是虚度时日无所事事,还是在京会引起他的过多联想?刘义隆觉得该让他到方镇去,一旦有政务在身,他或许还会像在荆州那样;即使不能彻底戒断,或许不致沉溺其中伤了身体。于是刘义隆就再次令杨佛去催促他快快离开京都到广陵去。

    皇四子南平王刘铄也要出任南豫州刺史,镇守寿阳,刘义隆就决定为他们叔侄二王一同祖道(古代为出行者祭祀路神,并饮宴送行),时间定在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地点定在建康城北门广莫门外的宣武场。

    九月十六日,刘义隆外出视察归来,在路上正好碰见始兴王刘濬带着一群小厮狩猎回城。但见刘濬左臂上站着一只鹰,右手牵着一条大黄狗,刘义隆就叫车驾停了下来,没好气地说:

    “一身而二劳,不觉得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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