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为事理不应如此，则率大军、守重镇，于国家疆防有何裨益！”
皇上的言辞是严厉的。义季接诏，心情更加郁闷。他的痼疾一时难以除去，加之又作长夜之饮，到了元嘉二十四年春夏之际，义季已经病得卧床不能起身。
对于义季，刘义隆是国事家事交织在一起的，感情复杂。义季儿时就随自己镇守荆州，那是先帝的重托。因此，多年来对义季刘义隆每每感到除了兄弟手足情意，还有一重类于父爱一样的感情。义季不能很好地理解自己，于是就沉迷杯中作长夜之饮，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残，自己每每加以责备，虽于心不忍，但又别无他法。如今义季若有不测，那可有愧先帝的嘱托。于是他起用还在守丧期间的徐湛之赶赴徐州探视义季的疾病，并召他回建康治疗。但徐湛之刚下大江，徐州方面就已星夜来报：时年三十三的衡阳王义季已于昨夜薨逝。
长公主刘兴弟和衡阳王义季的相继去世，使得刘义隆备感忧伤；次子虎头的作恶，也让他投鼠忌器。然而国事繁杂，尤其是强敌在北境的连连寇扰，又使得他不得不丢下伤神的家事，来应对这一切。
自青、兖、冀三州受敌侵扰之后，拓跋焘派使者来求和亲；不久，魏之安南平南府又派使者送信到兖州，责备刘宋不依实有土地，滥用北方名号随意侨置州郡，另外还威胁说魏军将到江南狩猎－－将要入侵的代名词。
魏人也滥用南方名号随意侨置州郡，现在却强词夺理，于是兖州刺史答复说：若必因土地立州，则魏之徐州、扬州所属何在？其后，魏豫州刺史又派使者送信给宋豫州刺史，指责宋人在“南奸北入、北奸南叛”的边境处不加禁阻，致使寇扰滋蔓，譬如蚤虱疥癣，虽是小病，却令人长年不安。
不论是魏军的实际侵略，还是它在外交上的咄咄逼人，都让不甘示弱的刘义隆不能安坐。他开始遍访群臣中的有识之士，以确立针对魏的谋略。在被访的群臣中，有新近被重用的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的副职）庾炳之、卫将军兼南兖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右卫将军沈演之以及回京的辅国司马兼彭城太守王玄谟等。其中太子率更令兼国子学博士何承天则是刘义隆重点咨访的对象。
元嘉三年，到彦之率军讨伐谢晦时，作为谢的僚属何承天驾舟归顺台军；元嘉七年，何承天又以右军录事的身份随到彦之北伐，后来到彦之败退，刘义隆因何承天才非军旅而免其刑责。何承天性情刚愎，不能屈意以待权贵，且又易于轻侮相交之人。在殷景仁执政时，他不为殷所用，于是出外任为衡阳内史。在衡阳，他不能和士人和睦相处，在职又有贪赃之名，遭州司纠察，被捕入狱，后来遇大赦免罪。元嘉十六年被任命为著作佐郎，负责撰写国史。此时何承天年已古稀，而其他佐郎皆名家年少，颍川人荀伯子就调侃他，称他为“奶妈”。他就回道：“什么话！卿当说这是‘凤凰将九子’。”不久，他升任为太子率更令，兼任原职。十九年，立国子学，他又兼任国子博士。
何承天博学古今。张永负责修建玄武湖时在湖边挖掘一古墓，从墓上得一铜斗，斗有手柄。因为皇上喜爱这些出土的古物，张永就把它送入宫中。刘义隆看了也不知这铜斗是何物，身边的侍臣也都面面相觑，于是就求教何承天。何承天一见就说是四百年前王莽政权“新”时的威斗。王莽“新”时的三公薨，就以此相赠，铜斗共有两个，一个在墓外，一个在墓内。“新”时家在江左的三公，只有甄邯曾经担任过“新”政权的大司徒，此墓应是甄邯墓。何承天说的如此肯定，包括刘义隆在内的所有人都将信将疑。不久，张永打开了墓门，在墓内果然又得一铜斗，同时挖出一块石铭，上书：大司徒甄邯之墓。刘义隆对他的博学叹服不已。
他博学又有见识，刘义隆每有疑义就一定先去咨访他，有时在通往他家的道路上使者相望于道。因他性情急躁，他曾引用孔子的话对主事者厉声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刘义隆知道后常常预先告诫使者：“见了何，看他的脸色；若何不悦，无须多言。”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刘义隆仍很赏识他，对他有所偏爱：他好下围棋，刘义隆就赐予棋具；他好弹筝，刘义隆又赐予他一面银饰筝。
第一一二章 何承天的安边策
何承天受诏入宫，坐定之后，很快就在刘义隆面前把自己对安边的看法和盘托出：
“汉代对匈奴的办法，不过两条路：武将坚持征伐，儒生力主和亲。。细析所言，各有所长。今日如果沿袭儒生的观点答应魏人的求亲，这虽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也足以安定北境。当然和亲事重，当以国家利益为重，这可不是愚臣所能说的。如果不行此路，而追踪卫青、霍去病瀚海之志，那么时移事异，功效不同。魏人习战日久，又占据燕、赵、秦、魏之地，山河险固，自古如一。对此局面，我大宋只有自淮水直到泗水一带严阵以待，青州、徐州人口充足，再使民有余粮，野有积谷，然后再分命各州郡，总统军旅，精兵十万，使一举震荡，才可成就功业。为什么这么说呢？今日北方遗民只在偷安，并不远慕汉人诗书冠冕之族，以沦陷异族为耻，他们只以免于魏人残害剥夺为幸。今日若想抚其归顺，伐罪吊民，那么只能使他们策马奔走；如此，大宋空耗巨费，劳而无功，而魏人却并无大损，因为魏人习性是以肉为食以皮为衣，驰骋是其仪容，游猎是其田亩。他们没有车舆之安，宫室之卫，终日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长年露宿草寝属其本性，获胜则争利，败亡也不以为耻。若想派大军征讨横扫北方，那么困兽犹斗，报复之役就将再无休止。这也是秦汉之下策。”
“以卿之见，何为上策？”刘义隆问。
“安边固守，于计为长。”
“安边固守？”
“是的，陛下！安边之计备载史册，此皆陛下所熟知。到了三国时，曹魏与孙吴相斗争霸，双方势均力敌，江淮之间各有数百里地无人居住：魏弃合肥，退保新城；吴守江陵，移民南涘。及襄阳之屯，民夷散杂，司马懿以为应迁居沔南以充实水北，曹爽不听，结果丢失柤中，这都是前车之辙。原因何在？兵马相争之地，一向难以畜牧蚕耕。因此，坚壁清野，以逸待劳，整甲繕兵，以乘其弊，是可行之计。虽说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但守卫边境不出此途。概括起来，共有四点。”
“卿详言之。”
“一是移远就近，以实内地。如今青、兖二州以及冀州新近归附的百姓，居住在边界上的有两万家，这都是魏人南侵掳掠的目标。现在可把他们迁往内地：青州民移往东莱、平昌、北海诸郡，兖州、冀州民移往泰山以南，南至下邳－－这一带左有沭水右有沂水，田良野沃，并且南有兰陵北有大岘，位于四塞之内，历来号称险固。民性重迁，心无远虑，无寇之时易于怨怒；如今新遭抄掠，余悸尚存。此时若晓之以利害，居之以乐土，他们必将欢歌上路，视迁如归。
“二是修复城池，以增防备。旧时秋冬之季，人民入保，为了警备盗贼，使人民防卫有素。古之城池，如今处处都有，虽遭毁坏，仍可修治。临界郡县统计人口，然后入住城内，编成闾伍，耕种收割之际还在一处。若逢寇至，一城千家，能战之士不下二千，其余弱者仍可登上高处呐喊助威。‘十则围之’，是兵家旧说，战士二千足够抗击敌人三万。
“三是集合车牛，以饰戎械。城中若有千户，他们的资财应有千头牛、五百辆车。把车、牛参合钩连起来，可以护卫百姓；假使城池不守，出逃外地，可以依靠它护卫前进，敌人也不能接近。平时稍加训练，遇到急难，一夜就可聚合。
“四是计丁课仗，勿使有缺。千家之城，战士二千，应各有兵器。兵器上镌刻着自家姓名，闲时存放兵库，战时自取自用。若戈矛利铁百姓无力备办，官府应免费提供。如此，数年之内就会军备充足。”
说完这四条安边固守的御敌之策，何承天略停，刘义隆就插话说：
“卿所言‘移远就近’‘修复城池’二条，正合我意。接着说吧。”
“臣以为安边固守在于兵、农并修。自古以来，攻守之变在于凭借自身状况：山陵川6之势，寒暑温凉之气，各有本性，人也如此。如今若从荆州、三吴征募士兵远戍北方，那么耗费既大，百姓抱怨也多。以臣愚见，不如就近用人。管仲相齐、商鞅治秦，都是耕战并重，最终成就霸业。但自汉魏以来，国家每有急难，而百姓往往不知战阵，于是只得悬赏招募。这样所费既多，天下也为之骚动；各州郡长官往往拱手坐听，自无良策，只望朝廷出兵。这都是忘战之害、不教之失。
“现在若用臣安边之策，那么，屯戍之处有常，百姓不改其业，内护老弱，外通仕途，相邻而居，同忧同乐。白日作战，见外貌就足以相识；夜间作战，听声音就足以相救。这都是教战的功效。也许有人会以为城池荒废难以修复，臣以为修复城池并非修旧如新，只须先定民居，教民聚居之术。过于荒败之处，可暂且栅断，这也可以抵御轻兵，防备游骑。至于集偶车牛、计丁课仗，这都是攻守凭借，军国要务。现在因民所利，加以引导，数年之后就可以使兵强而敌不备，国富而民不疲。这和招募士兵坐吃皇粮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另外，钜野（在今山东巨野北）一带湖泽广大，南通洙水、泗水，北连青州、齐地，有旧县城正处在湖泽之中，也可利用其地理优势，国家为其装备百艘船舰，一旦魏人入侵，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