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0”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与“三二四”“南京事件”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可这两件事却共同指向了一个大家更加耳熟能详的日子——四一二。
蒋介石认为“三一0”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这种想法并非空穴来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而是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苏联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追求的是“没有国家概念的世界大同的社会”，所以他们是不介意干涉别国内政的，在他们眼里，根本无所谓内政与外政。而马克思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却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知道“三民主义”更接近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纲，而其中的“民族主义”所追求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决更是与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观点背道而驰。蒋介石即是孙中山学说的坚定支持者，本人又是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强势的领导者，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接受苏联给予他的压力，可以说“三一0”使蒋介石动了杀心。
就在这个时候“南京事件”的发生，给了蒋介石一个很好的借口，你们共产党整天在部队里进行反帝教育和鼓动，鼓吹“暴力”，前面已经发生过几次冲入外国使领馆的事件了，这次可好，打砸抢杀都出来了，你们这么弄，世界各国会如何看我们的国民政府，如何看我们的国民革命军啊？我们是革命的部队还是土匪武装啊？可直到现在，也没有共产党人组织和鼓动“南京事件”的任何证据。
4月3日，在上海孙中山故居，蒋介石及在沪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与汪精卫会晤，一、表示坚决拥护汪主席复职，二、请汪主席将武汉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赶走，这小子不安好心不干好事。三、马上“分共”，也就是将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分出去，从国民革命军中分出去。共产党在已经以武汉为中心，四处搞农会搞暴动，现在竟然跑到南京大街上胡闹了，你汪主席看着办吧。汪精卫说“三大政策”是先总理遗训，哪能随便改，再说了就是要改咱也得开个四中全会集体决定，民主原则是不能废的。蒋介石为首的众将坚决反对汪精卫，认为他这是在偏袒中共，一时间汪精卫成了众矢之的，这一天的会议不欢而散。第二天，汪蒋继续开会，经过一夜思考，双方的态度都缓和了很多，政治人物都是善于妥协的，于是汪蒋达成了几点共识：1。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所有问题在会上决定。2。通告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定。3。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指挥。
在北伐军进入上海前，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中共特委领导下，举行总罢工，同时转入武装起义，经过30小时战斗，击溃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民政府。汪蒋共识中的第三点，指的就是要解除这只工人武装。
接着，汪精卫找到了中共总书记，通报了蒋介石的情况，告诉他，一定要控制住中共的活动，不给蒋介石以口实，于是两个人在4月5日联合发表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中称：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在中间和稀泥，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太过高看自己的党内威信了，结果是把自己和了进去。国民党右派们是反对蒋介石独裁加反对容共，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容共立场，转而支持蒋介石，因为和蒋介石毕竟是党内矛盾，而陈独秀则更加可怜，因为共产国际一直直接给中共发号施令，他这个总书记本就无甚实权，在党内激进分子早已对国民党排共政策愤愤不已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谄媚的声明，使党内很多同志都对其大为不满。
汪精卫尚未感觉局势向自己不利的方向转化，以为通过和蒋介石的共识已将形势缓和，回到武汉还高喊“反共就是反革命”呢，蒋介石却突然发布了“武力清共”的命令，1927年4月12日，北伐军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党部和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收缴了枪支1700余支，大量共产党员被捕与被杀，紧接着广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了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
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了，你蒋介石怎么一点信义也不讲啊，于是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4月18日，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蒋介石一看，你汪精卫撕破脸了，也干脆硬了起来，在南京也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请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匹敌的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史称“宁汉分裂”。
可笑吧，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着半截，竟然出现了北京、武汉、南京三个国民政府。共产党方面也感觉非常的冤枉，我一心一意帮你北伐，我所做的事情不光是正义的而且是你国民党允许的，商量都不商量，上来就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仇非报不可。
第二十六章 八月一，中共建军
宁汉分裂后，在上海南京等地失意的共产党人，更多的聚集在了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并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自己的农民运动。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本来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农民运动竟然能够搞到这种声势，此时的国民党中下层军官大都来自黄埔军校，前面我们讲过了，黄埔军校要求的学历是满高的，而一般工农子弟是很难供孩子上到中学甚至高中的，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黄埔学生大都出身富农和地主，极少有贫农子弟，更不要说赤贫阶层了。此时他们的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让这些军人义愤填膺，老子出来革命，你们却在家里革我的命，这还了得。最后，发展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何健一怒之下，指使手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等中共控制的激进组织，解除了中共控制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并且宣布拥护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 “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武汉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此时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大都对“容共”的政策产生了犹豫和抵触，“反共”的呼声则越来越高涨，中共的要求自然就未获批准。
怎么会弄成这样呢？
由于北伐进展过于迅速，各方面准备不足，但革命激情洋溢，导致广东及两湖地区先后出现了工农运动失控的情况。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过激现象。【注34】。而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等过度行为。再加上战争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外国企业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中国厂家因工人频繁罢工和原材料严重短缺而无法维持，两湖地区日渐陷于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正在努力“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并设法限制无政府现象的发生，反对工农运动的过高要求。【注35】
可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到来，使中共中央失去了一次纠错的机会。这个时期的中共是没有自主权的，几乎一举一动都听命于国产国际，加入国民党如此，打土豪分田地，亦如此。在北伐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共产国际显然对中国的革命过于乐观了，于是向中共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斗争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它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该支持其夺取农村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国有化进程、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等。【注36】
中共此时刚刚成立6年，没有执政经验，也没有太多理论基础，有的只是革命热情，因此对于共产国际处于盲从时期，人家有成功的经验，我们听人家的总是没错的。可事实是，这时候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