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残酷的巷战，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台儿庄三分之二已落入敌手，孙连仲给李宗仁打来电话说：“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共识过猛，我们也把敌人消耗的差不多了。能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孙连仲不是孬种，他的表现已经足够对得起军人称号了，可李宗仁此时已命汤恩伯部实施反包抄，第三集团军、59军、31军和51军在南北两线浴血奋战才创造了这么一个绝好的全歼对手的机会，如果此时退却则功亏一篑、前功尽弃，于是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到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如违军令，军法处置”。孙连仲看到长官态度坚决，说道：“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此时31师师长池峰城师长再次向孙连仲请求撤退，孙连仲厉声说道：“士兵打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来填，谁胆敢言退，杀无赦。”。池峰城见长官已下决死之心，当下再不言退，继续与敌死战至夜色降临，日军停止了进攻。池峰城即命176团三营营长仵德厚率部夜袭日军。仵德厚受命后，当即挑出40名精壮青年组成敢死队，每人除身背原有装备的4枚手榴弹外，还身背大刀，步枪上刺刀，胸前再佩挂一袋4枚手榴弹。除轻机枪手外，每战斗小组再肩扛一箱手榴弹率先杀入敌阵。
连日苦战，中国军队精疲力竭，日军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也累的够呛，本来想晚上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哪成想中国军队竟然还有能力在如此疲惫和减员的情况下趁夜实施反突袭。仵德厚率敢死队在前，其余人等，只要能拿的动枪的都跟着上，双方一直激战到清晨，汤恩伯大军终于赶到，李宗仁率其它援军一起杀入，战场形势逆转，最后矶谷率万余人突围逃出，台儿庄中国军队获得全胜，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
台儿庄之胜极大的振奋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不可否认，台儿庄之胜不是实力使然，中国军队令人瞠目的献身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了这次的胜利，但这样的成功在没有实力保障的前提下，是很难继续复制的。可中国的统帅部显然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再次大规模调动军队，前后60万人投入到了徐州战场，摆出了一副与日军战略决战的架势。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的重型武器可以尽情的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他们也迅速增兵徐州战场，30万部队依靠绝对优势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对两倍于他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战至5月中旬，中国军队开始向西退入第一战区，坚持了五个月的徐州会战结束。继淞沪所在的第三战区和太原所在的第二战区后，第五战区又全部沦于敌手。与淞沪会战不同的是，这次的撤退命令下的早，且进行了一定的组织和协调，利用敌人彻底合拢之前的缝隙，多数部队都得以成功突围。
就在徐州会战以失败告终的时候，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论持久战》，其中很多观点和蒋百里惊人的一致。《论持久战》虽然成文较晚，但相比于将观点支离破碎的散布于多部著作中的蒋百里，毛泽东的论述更系统更有针对性。不过因为这是一篇讲话稿，可能是为了照顾听众的理解能力，略显罗嗦。尤其是对子虚乌有的“速胜论”的批驳，作为论文的话就会显的多余。
就对中国抗战的积极作用来说，毛蒋各有不同，蒋百里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他的观点对于蒋介石的影响肯定存在，只是尚无证据证明影响有多大。毛在1936年7月16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记录中，就提出了相关的观点，但在抗战开始之前受众极其有限，作用可忽略不计，而借《论持久战》高调反击“必亡论”却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这时候有一群人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
“淞沪会战”后一群党国精英，诸如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认为，现在大家都在喊抗日，一个比一个喊的高调，喊打喊杀的，和平反倒没人敢提了，可是以中国的国力与日本正面对抗的后果是必败无疑，而这样的失败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他们主张和平救国，为了区别高调主战派，他们自称“低调俱乐部”。其中这个周佛海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却一直留了下来。
轻松一下，讲讲今天的趣事：
陪了一天韩国人，这个韩国人很有意思，最常见的动作就是竖大姆哥。
你们的酒，好（竖大指）——我挺有面子，就是板城烧最低档的那款，在酒店卖到88的。
糖蒜，好（竖大指）——挺自豪，中国的小菜和你们的泡菜也是有一拼的。
饺子，好（竖大指）——就是咱们家包饺子的水平，这也能换回好来，没别的说的，再上一份。
北京的奥运会，好（竖大指）——钱虽然花的有点心疼，但终归还是换来了外国友人的一声好，就算没有完全打水漂吧。
你们做的设备，好（竖大指），和迪卡隆（世界第一品牌）比没区别的——由衷的自豪，不住的说“谢谢”。
你们中国的足球，好（竖大指）——我一口可乐差点没喷出来，前面所有的惬意都烟消云散，原来小子竖大姆哥只是习惯动作，与好坏无关。
“淞沪会战”后一群党国精英，诸如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认为，现在大家都在喊抗日，一个比一个喊的高调，喊打喊杀的，和平反倒没人敢提了，可是以中国的国力与日本正面对抗的后果是必败无疑，而这样的失败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他们主张和平救国，为了区别高调主战派，他们自称“低调俱乐部”。其中这个周佛海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却一直留了下来。
我是坚决反对以政治观点来作为爱国与否的标准的，政治观点也不能成为判定一个人道德高尚与否的标准。在抗战这个问题上，不论是“主战”还是“主和”，只要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出发点考虑问题，我们都应该承认他们是爱国的，并且不论之后他们的观点被证明是对是错，都不影响我们对其道德判定。“主和派”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比如汪精卫，他因为身份的关系，并不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可他的诸多思想却在“低调俱乐部”赢得了广泛共识，之前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过这么一段话：“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话放到37年38年似乎更加贴切了，反正你“主战派”也不用亲自上战场，喊口号动员别人上，自己躲在后方唱高调，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更多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殒命沙场，更多的人们流离失所，国家主权进一步丧失，人民生活进一步困窘。如果我们韬光养晦，用部分的让步换取暂时的和平，积蓄力量，以图反攻，岂不比现在拼完了老本强。“低调俱乐部”这些人都是党国大员，前方打的再激烈他们也不用上战场的，所以他们的“主和”与贪生怕死无关。
这里先表明一下本人的观点，我不会因为周佛海他们成立了“低调俱乐部”而骂他们是汉奸卖国贼，但我是坚定的“主战”派，因为战与不战，除了关乎利益，更关乎尊严。但大家记住，“我”是一个小人物，我只代表“我”，可对于国家领袖而言，战与不战，除了关乎利益和尊严，还关乎芸芸众生的性命。所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袖，他决不能意气用事，如果能够换得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那么无论做出多大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但是，在做出巨大牺牲后，得到的却是国土的完全沦丧和主权的彻底丢失，他就将成为千古罪人。
一年的时间，几场惊天动地的大败仗，一半国土沦于敌手，几十万将士血洒疆场，是“战”还是“和”，问题摆在了两派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面前，也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这时候，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出来了，这是一篇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却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的分析了中日两国的优劣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坚持到底，耗死日本。动辄“战至一兵一卒”是悲壮的，但也是绝望的，而《论持久战》让人们看到的是生的希望，对于“主战”派绝对是一个鼓舞，对于“主和”派也是一个很好的争取和瓦解。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但之前没人系统的进行过阐述，当“主战”派大员白崇禧看了《论持久战》后深以为然，并推荐给了蒋介石，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至此，国民党“主战”派和共产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共识，之后白崇禧总结了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高屋建瓴的战略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继续讲现实的战斗。
徐州会战的末期，土肥原贤二率领日本第十四师团在董口—武集—旧城一线强渡黄河成功，其目的是防止第一战区继续增援第五战区的徐州会战。就这么个日本二流师团，5月10日攻陷郓城，14日攻陷菏泽，后从鲁西直接杀入豫东，威胁兰封（后于考城合并为现在的兰考），打的势如破竹。
你才不到两万人，没有接应没有后援没有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