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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提到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员组成的派别。当时，孙中山坚持“边地革命”或叫“边角革命”，就是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徐徐图全国。而另一种思想是，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廷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满清。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加上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因此前面的大多数起义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而坚持第二种想法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而这些人也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1907年，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他们成立了“共进会”，推举张百祥为总理，主要领导人有焦达峰，孙武等，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通过联络和策反新军，以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实施起义，他们自称是同盟会的行动队，事实上和同盟会已无隶属关系。黄兴对于他们的另立门户很是不以为然，质问焦达峰，达峰回答，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说，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了，谁听谁的？达峰说，还没起兵呢，你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您势力大，我听您的，我要势力大，您就听我的呗。
这个共进会中的领导人在当时没有太高的威望，日后也没出现影响中国的大人物，他们主张的在长江流域革命然后直接扩展到南方各省的想法也让人感觉过于理想化，可就是这帮人竟然策划了武昌起义，而且成功了。
和共进会共同策划武昌起义的还有一个“文学社”，文学社怎么还能策划起义啊，哈哈，这个“文学社”和文学完全不搭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他们是革命党在新军下层军官及士兵中发展起来的组织，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骨干力量，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上千人，比共进会还要多一倍。在起义前，这两个组织所能影响到的力量已经占到了湖北新军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条件非常有利。
1911年，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开始了，其实咱们教科书上把保路运动说成反帝革命行动，我看有些牵强，它的情况很类似咱们现在经常看到的群##体性事件。
政府认为“要想富，先修路”，于是允许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修建铁路，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然而这官办的模式其效率之低下，成本之高企，匪夷所思，这有资金不足的原因，更有官员腐败的原因。中央政府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决定收回路权，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希望已国外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国外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笔者认为清政府无论是初衷还是方法都是对头的，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啊，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早早的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
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出了问题。政府没有考虑到当初被招商局忽悠着入股的股民们的利益，规定只收路，对于投资款项，根据亏损情况，按一定比例还款，其余部分兑换成股票。政府也有她的道理，你们入股是投资，投资应该自担风险，现在干了这么多半拉子工程，国家有什么义务去替你们弥补经营亏损，而这群股东坚决不干，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你国家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归了你们，我们的本金就损失巨大了。
其实，对于政治正确的“修路致富”大局来说，这本是小事。你们那些个民办铁路公司眼瞅着是个无底洞，现在国家及时介入帮你们止损，归还你们一部分本金，减少你们的损失，本该感谢才是，如果好好的沟通安抚，讲明道理，也许就可以解决，起码不会激化，就算是不能很好的解决，所涉及的人数也不过时那些个股东，股东当中虽有不少普通百姓，但大部分还是当地士绅，涉及的人数不是很多。可是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速度大范围的蔓延开来，尤以四川为甚，先是罢￥课、罢@市、上街游行，再继续就是警民&暴（力冲突，警察开枪，平民殒命，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
怎么会这样呢？这个中原因，一是多年贪腐横行，政@府决策朝令夕改，导致政府本身的公信力严重不足，你即使想做好事，老百姓也不信；二是政府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强硬乃至蛮横的态度，没有和普通民众沟通的欲望和能力。三是，这是“皇族内阁”上台后发布的第一条政府令，那些立宪派与革命党正愤愤不平呢，正好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和所有的群##体事件一样，一件小事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他们打着“保卫主权”的旗号，煽动大批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进来，一个政府引进外资造福于民的政绩工程，成了卖国求荣的反动行动，而企业股东争取个人利益的事件最终变成了普通百姓抒发对政府不满的大#规模群￥体事件。
保路运动始于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宣布“铁路国有”政策，迅速在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地展开，至9月，在同盟会的策动下，已经在四川发展成了反抗清廷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清政府无奈之下迅速从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
第十章 武昌起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
武昌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但它和之前的那么多次失败的起义基本一样，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组织更加混乱一些吧。
1911年9月14日，在四川保路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在两湖等地活动频繁的革命党共进会与文学社结成了联盟，相约趁军队调去四川之际，在长沙武昌同时进行起义。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确定农历八月十五，也就是1911年10月6日，举行起义，并确定了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共进会孙武为军务部长，大约相当于参谋长吧。
这不是挺好的吗，时间选的很好，正是守军空虚之际，地点在长沙武汉两个中部大城市，一旦成功，影响巨大，指挥员责任到人，这怎么还会更混乱呢？
问题是从这之后，整个武昌起义的进程几乎就没有一件是在预定轨道上进行的，一次次的偶然，一次次足够灭顶之灾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最后误打误撞的走到终点。
别着急，听我慢慢讲来。
就在9月24日，确定起义时间的这天，发生了一起意料之外的南湖兵变，起因是一个叫孟华臣的炮兵士兵吃酒带醉，不听排长劝阻，还殴打长官，在被管带责令重责军棍时，这小子率领一帮士卒砸了营部，管带也被打跑，等到镇压的官兵赶到，孟华臣等落荒而逃。这本来是件很小的事，孟华臣虽然是共进会会员，但层阶较低，估计他应该不知道他们的组织正在策划一起惊天大事，可这次不经意间的醉酒闹事，却引起了湖北当局的警觉，就在这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竟然街谈巷议起来。
所谓“八月十五杀鞑子”，本是一个传说故事，说是元朝末年，汉人不堪蒙古人（鞑子）的残暴统治，朱元璋揭竿反元，但元军控制严密，义军无法传递消息，适逢中秋节将至，刘伯温献计，在中秋节互赠糕饼里面夹纸条，上面写着“八月十五杀鞑子”。有些版本作“月圆杀鞑”的字条藏在月饼里分发给其它人，纷纷约定在八月十五那天起义，大家一起把鞑子杀了，据说这也是中秋吃月饼的起源。
当地政府非常重视此传闻，湖广总督瑞澄宣布八月十五不放假，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戒严时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
革命党定的起义时间是中秋节，而满人同样被称作鞑子，这时候，出现“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恐怕很难用巧合来形容，从官方并没有让部队枕戈待旦，以备突发事件，而是对全城官兵缴械的举动来看，他们不光确认革命党要在中秋举事，而且知道是准备通过兵变的方式举事。一个如此机密的事情竟然成为了贩夫走卒的谈资，竟然让官方提前做出了正确的防范，可见组织工作极其粗疏。
就在武昌这边进展遇挫之际，9月28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
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有。
那就延期吧，起义时间被重新定在了10月16日。
其实这次延期歪打正着，武昌人民度过了一个安静的中秋节，同时也让当局的警惕性有所松懈，这时如果按计划起义，必能打清廷一个措手不及，不过，这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