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所需要的平衡感是符合社会需求的简单存在。一直未曾更改。所以，正确的途径应该不是挖空心思割除其“尘缘”，也不是强迫它接受“死亡”形式的道德宣言，而应该按过去对待精英文化一般从人性社会化的基本价值准则方面来规范它，监督它。
又一次想到了王朔。想到了他通过“文化的痞性”作自我拯救以及背叛文化的努力，当然，同时也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这些异质的声音使王朔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文化现象。但王朔遭到的却是文化界的狙击，而不是来自社会的审视。我想，这才是文化真正的可悲。游走于社会与文化之间的王朔，相信觉察到了什么。
当然，我亦想到了韩信。在割袍断义式的狂嚣和“痞子”的大笑之间，我看见淮阴侯韩信埋头经过道德的胯裆。“胯下之辱”的过程，其实就是对崇高道德的一种躲避过程。
或许王朔和韩信都在这一刻看到了躲避文化压力和崇高道德的方式－－
“以无耻告别羞耻。”
在所有悲伤的源头，从黑格尔“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弗洛伊德的“本能说”到萨特存在主义的“选择说”、尼采的“权利意志说”，所有思潮中所隐含的相对主义的道德观或非道德主义被过份地放大了，这种放大的目的应该是用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上的伦理基础，从而建立一种广义上的符合人性与社会需求观的新的道德价值观。
而文化的私欲应该怎么消解呢？晚清以降，中国文化界的主旋律一直呈现“救世主”的姿态。烽火硝烟渐散去，百年后的今天，这段历史已成为线装书丛林的成员。但文化拯救的惯性心态并未懈怠，或者说更为任重道远。商业的催化使文化有了依附点，而空虚感却促使人制造更多的变化来填充精神饥饿，这个带有周期性的恶性循环散布于文化空间，掩盖了文化对深层意义上的价值追求。
文化难道将从起点重新卷土重来？
推开窗，远处群山起伏，那里的确存在过一个黝亮的宗教信仰，它应该还存在着。而它的旁边，或许，将崛起一座我们这一代人此生都愿付之理想的贫弱的“希望工程”。
2004/9/20于深圳
第二篇：地摊，亚文化圈的情结
第二篇：地摊，亚文化圈的情结
地摊，亚文化圈的情结
◎烽烟
我觉得，在文化比较问题上，与其总是求异，不如求同。要比也不能与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比，如果按照汤因比的方法，以文明作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来考察历史，那就应当看到：传统文化早在本世纪中叶就已产生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断裂”，汇入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化。在被罗素所称的这另一文化圈里，尽管语言和习俗不同，但在历史命运、社会心理、政治意识等方面，却大抵是相似的。这种文化，我更愿意称之为－－地摊文化。
中国的文人大抵都有在地摊面前蹲下的经历。这种文化气质的高度弥散，让人想到老舍的《茶馆》。《茶馆》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窗口，反映的是现实社会生活的琐屑。而它的邻居－－地摊，则蹲在那里做什么？
一蹲就是上千年。
这让我首先想到中国的一些帝王，也曾逡巡于地摊的身影。如康熙的微服私访，或是乾隆下江南。他们和文化的不解之缘，影响了中国文化依附于政治后在这一时期的扩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共同爱好之一就是喜欢在地摊上蹲下来，考察大江南北的文化气息。有一些政治的因素，有一点帝王个体的癖好。应该说这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单纯的需求了，从金銮殿到地摊，其间隐隐显影出帝王治国之术与中国文化的脉络关系。
中国文化也是讲究层次感的，与草根阶层的蛮荒化相比，地摊所提供的精神运思之术（可谓之“心术”）和知识警戒，以及因此而外延的治国、宗教、谋权、处世、谋财等边缘文化版式，皆披上了独立的文化谋略的袈裟。而地摊，正是文化谋略的吞吐口。
先秦诸子百家、纵横策士、王公大贾对文化智谋及韬略的特殊期待，都在地摊上一一呈列出来。如汉代贾谊、晁错、陆贾、王符、董仲舒等人对亡秦经验的大反思与对治国、戍边、削藩、运兵之道的系列论述等均可为此佐证。而地摊所吞吐的样式与呈现的姿态，就注定了文化谋略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地摊之所以属亚文化圈的族群，关键在于它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内在精神而非文化外在的知识、观念结构等。它是一种文化依据，而非文化轴心。由于受文化主流圈的长期熏染，地摊所存留的文化智识虽早已面目全非，但它所展示的文化精神与气质却并未作古。它像所有文化亡灵一样游移在主流圈之外，以其超乎寻常的生命力驾驭着文化的马车。
这里面有一点遗传学未曾抵达的研究领域。地摊的遗传方式，归根到底就是人文气质与独特智慧延续的方式。比如一个文盲甚至一个盲人，他不必经过任何知识训练，也用不着研究任何古代的计谋文本，但他举手投足、言说行为、处事方式等可以无一不是此文化中人。他可以不知道二十五史、三十六计，但他同样可以胸有城府，狡黠多疑，非常自然地运用各种权谋之术制造令人讶异的异质性文化突围。他不通过文化本身的间接领会，而是直接参预生活习俗、故事、表情乃至情绪氛围的影响，从而在亚文化圈内通过自然生命在生活习惯中浸染的方式来养成一种独特的智慧，因此，他完全可以不是一个文化人，但却比文人更为顽强地承续着中国文化的精神。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内在气质不是通过理性研讨来达到认同，而是通过自然生活习惯来长成的，其达于文化骨髓的程度甚至可以比文人更深更远。
这个暗示，决定了地摊文化在亚文化圈内的地位。地摊没有任何强大的文化背景，它的背景是一堵生活的墙。因而显现的文化气质是单纯的、清静的。它把人的智与识分门别类地串联在一起，让主流文化圈内的有识之士通过各自的应对、领会，从而在人的灵魂深处发生一代又一代的智慧回响。不管是文字狱还是文化革命，不管有多少政治与文化的激烈冲突，地摊仍然埋头沉思，不管多么飘摇，总以一苇渡江的精神气质传来亚文化的福音。
所以，中国的文化人都对地摊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结。偶有蹲下的时候，灯光照着盗版的古籍，你会看见古人精心设计的文化饥渴（你可看作“文化谋略”），正被现代的另一种饥渴破坏然后替代，而这种现代饥渴之中隐隐透出的狡黠正算计着你蹲下来的目光。
2004/9/18于深圳
第三篇：拍卖孔乙已的衣衫
第三篇：拍卖孔乙已的衣衫
拍卖孔乙已的衣衫
◎烽烟
“这里没有文化。”孔乙已抖动衣衫
掉下一颗茴香豆。孔乙已轻巧伏身
秋天的叶无声落下。有一枚甚至飘到
修葺一新的拍卖行。孔乙已需要在这里接受采访
“我和茴香豆一样是游民，我比它好，我有文化。”
孔乙已面带微笑，左手不停安慰衣衫的皱褶
右手搓揉着我手中哭泣的纸巾——
摘于烽烟元素自选诗《采访孔乙已先生》
鲁迅先生在翻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时，也掘开了中国游民部落和随之而来的游民文化根源。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鲁迅先生需要一个参照体，他想到了孔乙已先生。这是很正常的，他的政治上的敏感惯性以及尖锐的文化触觉促使他要完成一个文化典型的塑造，这个人当然非孔乙已先生莫属。
说到孔乙已，不能不先说说三国。大凡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对桃源结义耳熟能详。但相信对其中关于游民意识的情节却未必深有体会。在六十年代出土的明成化（1465~1487）年间刊刻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中，其中《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写到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庙王”之前对天设誓，打算以后干一番大事业。在这盟誓的噪杂声中有一特殊的声音牵引着我的神经，这声音属于刘备：“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就因这“回心”，演绎出一段游民意识下的杀戳行为－－
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了哥哥底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
于是，关、张二人约定互相杀光对方的家属。张飞跑到关公老家蒲州解县，杀死了关家大小18口，只是因不忍心才带走了已经长大的关公长子关平、放走了已经有身孕的关公妻子胡金定，后来生下小英雄关索。而关公则杀了张飞全家。办完这些事后：
将身后回到桃源镇，兄弟三个便登呈（程）。前往兴刘山一座，替天行道作将军。
这个残忍而怪异的故事情节，悖于中国民族意识中家庭的传统观念。为何竟被江湖说唱和精英文化所忽略呢？我想，这就是游民文化抗击打的能力作怪了，因而一切大传统都被广义的游民意识所掩盖。
现在，请允许我记录下采访孔乙已先生的某些片段吧，为这个游移的部落写下第一篇序，或者，你们认为是最后一篇关于孔乙已先生的争论。
烽烟元素：孔乙已先生，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今晚鲁迅先生已经安睡，你想对他和他的支持者说些什么？
孔乙已先生：我谢谢鲁迅先生的敏感和回避，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关于文化的采访。接受采访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产生的过程。过去是一种必然，现在也是一种必然。
烽烟元素：我发现你身上有一种文化现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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