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是乐观的，因为它在人民大众的生机与活力中，见证了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以及驱策这一变革的动机等迹象。”（费斯克语）
一、周星驰的笑
我一直在留意这个传奇人物的笑。
当他用“如来神掌”将一个巨大的佛字深深印在地表之际，他笑了。笑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内敛。生活以及世俗文化的双重压迫感使这一掌显得淋漓尽致，凹陷下去，这就是生活的功夫。
007、包青天、唐伯虎、齐天大圣、苏乞儿——周星驰。周星驰一直在批量生产自己的笑，前期的笑，使周成为大众文化的反传统招牌，后期的笑，则成了特定生活中的某种身份认同。
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更深的理解在于：周星驰的笑对文化的借鉴意味以及给文化的某种启示。
“我们无法忘记的是自己的匮乏，对生活，对思想，对你周围存在的价值链。”（烽烟《补世笺》）
许多批评家对周星驰现象作了大量的“实践性”追踪。他们的举动无疑比追星族更具有文化意味——更有高度，更有深度……却无生趣。他们对周星驰的任何动作充满理解，但对他任意挪用文化的元素怀恨在心。
周星驰的笑，来源于生活本身。那里面包含着生活的谦卑、人性的纠葛和社会的基因。
过去，传统文化一直对伟大理论的超越从来不会发生在突然崩溃的形式之中，人类对文化的理解一直局限于类似河水流动的方式——形成于共同的根源，在各个方向上扩展并且与别的源头流下的河流汇合。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经典思想和主义在文化领域统治多年的原因之一。这使文化学者养成了一种奇怪的思考习惯：通过经典思想或主义遗赠的一些概念，改变或废弃另一些，并且在塑造社会多样性的无尽解放话语的交互文本中冲淡自己。
也冲淡了文化的艺术性。这种思考的消极性，使主流文化囿于一个怪圈，床，成了边缘文化的指向和膜拜对象。周星驰赖在床上的新生习惯，恰恰勃起了文化学者对文化本身的重新思考。
周星驰的笑，并不是闺中的窃笑。想起他的笑，你就会感应到一个时代的性格特征。如果你理解了周星驰的笑，你就理解了文化与他合影的动机。
笑是生活的使者，笑的质地，通常代表着生活的品质。
周星驰无疑会笑着说：罗嗦！……
二、牛仔裤的洞
在我们这个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已被训练得比男性更愿意在她们身体的外表，投射她们的社会身份认同、自尊自重以及性感特征。牛仔裤无疑起了很好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是它的功效之一。更有意义的却不是牛仔裤的发展史，而是它给普通饮食男女带来的心理慰藉：牛仔裤被视为非正式的、无阶级的、不分男女的、且对城市与乡村都适用的；穿牛仔裤是一种自由的记号，即从社会范畴所强加的行为限制与身份认同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自由地成为我自己”标志着牛仔裤将获得广义上的持续的社会人群坚守。
市场营销学中有关于产品属性及其生命周期的定义和论述，这种界定可以理解为：没有任何消费品在逐渐走向没落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使衰退本身成为一种重新崛起的资本。然而，牛仔裤的褪色过程和破旧变革却成为第二次消费的有力武器。
这种“破得恰到好处”的大众文化，只能来自底层：有权有势者的利益充其量是靠维系现状来巩固的。因此，社会变革的动力，只能来自基于利益冲突的社会差异感，而非自由式的多元主义，在这种多元主义里，差异最终要服从一种共识，而该共识的功能，便是使这些差异保持原状。
牛仔裤卷起的不是一场思想风暴，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感和人与社会的区隔感同时消失，从意识形态上达成了一统。
牛仔裤的洞，从另一个出其不意的角度消解了来自文化的质疑，从而使文化退回本身，关注其存在意义、快感、身份认同，最终发现文化恰恰少了牛仔裤的功效。这个结论使文化陷入尴尬，而牛仔裤的洞成为文化的另一种嘲笑，轻易地漏掉了任何一种重要的社会范畴系统，如性别、阶级、种族、年龄、民族、宗教、教育等。
如果有一天，宽大的袈裟成为流行元素，那么，精神的统治才会深入人心？
显然，这是一个社会霸权者的幻觉。
从这个意义上说，牛仔裤的洞和周星驰的笑，不但见证着第三种大众文化的走向，同时也暴露着社会学系统的另一面——反驯服的人性理解和大众文化的坚韧性。
2005/5/12于深圳退笔堂
第十篇：葛红兵的床罩
第十篇：葛红兵的床罩
葛红兵的床罩
文/烽烟
葛红兵说：“我不会离开身体半步。”
稍稍将葛红兵的意思延展一下：性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真实的生活。
我想这是葛红兵希望达到的思想传递。绕过这种思想本身存在的诸多纠纷，我们不妨静下心来讨论这个思想带来的另一个话题——中国文化学者的身份认同。
中国文字的诞生，总有其复杂的诱因和导向。在葛红兵的《沙床》一书中，情色与死亡的阅读诱因，其硬朗程度要远远高于作者的思想主旨，甚至有凌驾于思想主旨的迹象。这一点，中国的传媒工作做得无疑非常结实（尽管葛红兵拒绝参预该书的任何宣传活动）。
据说《沙床》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一秀，首版5万册。这个数字不但惊人，而且尚有较大的弹力空间。据说能达到这个首版数的中国作家大概不足10个（王安忆小说的首版数是2万册，苏童小说的首版数是3万册）。这是当红主流作家的荣誉？——如果跟新生代作家相比？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市场的基本认知不是册的首版数字，而是最终到消费者手中的数字。这不是本文的关注焦点，我想关注的是这背后的文化秀和文化选题。
“文化秀”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如果一定要划分归属，必定会被文化本位者纳入行为艺术的左道旁门。这样一来，“秀”的身份就更倾向于市场亲吻，而不是文化荣誉。文化秀的组合便成了文化市场之吻的别解，无法获得文化本位者的亲睐，位列正席。这时候，如果我们足够仔细，便会发现：作秀的影子闪了一下，很快就被一阵霸权话语冲歪了。“文化选题”则是作家对写作对象的定位，这是辨别作家文字生命的唯一有效方式？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由于这种定位源自作家的学识与经验，所以很容易就被划入纯文学动机的意识辨识范围，从而彰显选题的文化性。
说到选题的文化性，让我想起一件非常凑巧和有趣的事。最近，一些评论家和作家在黄山开了个会，就当前中国流行歌曲的歌词作了强烈的批评与诘难，首当其冲的是周杰伦的“我爱你，爱着你，就象老鼠爱大米”。爱，爱不完，爱，永无止境。这是个非常正常的选题。但问题发生在这个选题之后的围绕选题产生的文字构造上。不可否认，作家对文字的执着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字的精确度；二是文字所带来的各种价值期望。以此为切点，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全人类的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家是通过故事来影射，而评论家则是通过一针见血似的言论来传递。有个性，有共性。而歌曲的歌词也是这样。任何体裁的文字，如果缺乏个性和共性的交融，是无法产生持续的文化秀的。估且不论歌词本身的文字是否精当，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价值的东西未必一定要是金子。周杰伦的歌反而从另一个“异端”提供了文化的追索实践与反省。这，就是价值。
参加了黄山会议的作家北村和批评家朱大可，作为曾经一暗一明的葛红兵《沙床》作品的批评者，曾有过不同程度上的文化与市场的认知表达方式。北村的言辞较为含蓄：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畅销，但如果畅销到洛阳纸贵，未必是好事。不可否认，北村的话语中也有市场认知。而朱大可用学者的眼光这样评价葛红兵的《沙床》：他说他“看见男人脱裤子了”。也许是太激动，朱大可在行文中还夹杂了许多的粗俗的“方言”，“性暴露狂”、“露阴癖”等字眼。不管这些话如何激烈，另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朱大可仍然是学者兼批评家的身份——这是我们对文化学者身份先期认同的习惯。是一种有效的终身性的无纸契约。
对于曾经是好友的朱大可，葛红兵的回击难道也有学者气质与风度？——“他是文化本位主义者，试图用他的文化、道德、话语标准来强暴2003年的作家。他属于1980年代，他缺席了10年，现在突然又出场了，但是实际上只是身体出场而已，他的思想已经永远地缺席了。”（葛红兵语）
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时候，作为学者的葛红兵和朱大可，已经扔掉了学者的外衣，回到人之小我本身。这已经不是文化秀和文化选题的争鸣，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碰撞，他们在更衣室里进行着各自的自卫，他们在澡堂里进行拳击比赛。
当然有观众，也有伯乐。
以选秀伯乐闻名于出版界的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说：“我对葛红兵非常看好，他思想尖锐，观念新潮叛逆。也许有时候有点偏激，但这说明了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学者。他的小说写作本身也极具商业价值，这正是我社与之签约，并作为明年重头书的原因。我必须承认，我对他的新书很有信心！”有评论者这样评价葛红兵：“我曾经看好并敬佩葛红兵的思想，但作为美男作家的葛红兵，他不但不是在接近卢梭，反而是与卢梭南辕北辙。”
“《沙床》披着一床思想的床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