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会高喝一声：
“娃儿，送先生。”
一阵爆竹声便在门外响起，也不知是送阴司还是送瘟神。这时，沈公不紧不慢拾掇好笔墨砚具。待拾掇停当，这才站起，当胸一抱拳：“烦扰了。”言辞神色间不乏洒脱，绝无阴司之气质。倒教人能够揣到那弦外之音：沈公绝非蹭饭的角色。
推开门，风冽冽的。雪地中，那双黝黑的布鞋犹为醒目。如雪案上行走的墨迹，留下一左一右两行脚印，不紧不慢的，渐行渐远，直至渺茫。
像一幅生之喻对。
三、春困
春里，是最无须疑惑的。径直踏青去，若嗅到花香，恹恹的让人思睡也无妨。而村前村后的青山绿水随意拓一块，都是大佳的春景图。
《隐溪书林》里载有沈公自辑的两幅国画，一幅题为《春晖》，另一幅便是《春困》。画中景致都是村外的寻常场景。可见沈公与我早已有了某种预期的默契。《春晖》图色艳些，绿水环绕中，花繁干老的李，临风婀娜的红桃，一亩方塘，几树怒放的梅……将整个春天妆扮得色丰味醇。而《春困》图则淡雅了许多，用笔极简。画中仅半角青山，一溜疏篱困住一座茅屋，屋前有几株老梅，窗前有一位酣卧的老人……整幅画布局一分为二，与题诗相得益彰：
一片青山一片红，
半窗流绿半窗风。
春景无限。惜沈公仅辑录了两幅，由此可见沈公于书画之苛严。
村人有憾。竟无人识得天地间尚有一种不应缺失的生之趣味，兀自让沈公于瑟瑟的茅屋内自阉才学。
若非造化使然，使我如今有机缘重新接受沈公的另一种启蒙，想必我对沈公的书画造诣将一无所知罢。
据沈公的自序看来，沈公作画师从石涛，兼蓄晚清金石遗风。其景苍凉迂折，或若岸芷汀兰，或若幽深之谷，极诱人深入；而于书道，则精研钟鼓文达四十年之久。落纸若天外坠石，点划貌似粗砺，实则精准，横划看似随意，实则若千里阵云，而最令我惊叹的却是竖划，状如万岁枯藤，一笔一笔细细抚摸，极有韧性。
沈公的字，让我想到一个词：清灯。沈公的人，便是这样一盏清灯，沈公的一生，被生之寂寥所困。影子虽写在生之壁上，然观之难测，抚而虚空。
怅然间，也不知沈公去后，是谁为他作的墨祭？
为此，趁清明时节，我回了一趟村。
学堂仍在，响钟却已替换成了响铃，而榕树下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沈公的“草堂”也不见了，母亲说学堂已作了扩建，沈公生前早有遗嘱：生之趣，乃学。学须有堂。因而将“草堂”捐给了学堂。而关于墨祭的事，只听说邻村有位先生代替他作了墨祭的正司。
沈公生前无积蓄。村人良善，念及沈公生前的诸多善举，自觉自愿地捐了些钱财为他送终置柩，并择了一上佳的风水地安葬。
沈公的墓在村后的山杈最高处。墓喑哑，狭小。呈椭圆形。大约暗示着沈公的一生冥冥中有所或缺罢。墓无碑。春雨斜斜的，细密地缠扰着，捆着，似一双看不见的手在荒山劳作。那墓便像极了一只茧。墓前一张供桌，桌上笔墨砚台仍依原址端放，皆沈公生前至爱之物。
这一切使我想起沈公的香斋及那幅春困图。不知为何，每次我远远观瞻时，仿佛能见到沈公正虚坐着，背靠黝黑的大山。并忆起沈公当年在雪地中泼墨挥毫的洒脱样儿。
而清脆的铃声从山下学堂传来，一阵又一阵，声音极悦耳清晰。料想沈公在此安眠，也许无憾罢？
2005/11/18于深圳退笔堂
注：谨以此文，遥祭我幼时的启蒙外教沈公先生。
第一篇：扒开内伤
第一篇：扒开内伤
扒开内伤——
论现代主义诗歌的性格特征
文/烽烟
回顾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史，不管是对古典诗歌的现代清理还是对现代诗歌的后现代解构，势必都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现代诗歌的发展史中“意识自我”的鞭影和“先验先知”的背叛。现代诗歌所谓的主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的对古典诗歌传统的清理与整顿中，尝到了“权威和霸权”的甜头，继而承受了五十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的“诗歌理性呐感”的迎头痛击，从而爆发了八十年代以后又一次在现代学术思潮影响下的诗学革命运动。
瘟疫一样的运动，使中国现代诗歌的概念受到大面积的质疑与诘问，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一直以来中国现代诗歌的性格特征主要是从中国的古典诗歌审美原理中解析其审美意义与审美价值的，多了审美寄生，少了现实批判。并且更多的研究者似乎倾向于将它理解成关于诗歌写作和意义实现过程的纯理性论争（这是评论的失实）；二是中国现代诗歌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就成为了边缘学科，理论的失实与审美眼光的转移由于无法抗争于政治呐喊，因而只能服从于政治运动的包围，最终形成现代诗歌的历史诟结。
九十年代以后的现代诗歌出现了本土化的抗争运动，这种运动的实质其实是从一种形式主义的争斗中走向另一形式的缔结，不管是西学东渐还是国学渊源，现代诗歌都并未证实自己的身份，仍然是盲流。这期间包括50年代~70年代“地下诗界”的现代理性坚守、“白洋淀诗群”、“朦胧诗”与早期“身体写作”、“莽汉主义”、“他们”、“非非主义”、“海上诗群”、“知识分子写作”、“中间代”、“下半身”、“女性无性别写作”、“70后写作”等。无疑的，这些诗歌族群的生存场景终究或多或少地受扼于权力话语的佐使。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代诗歌诗学评论与史学评论并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是出现了价值相隔。有一点应该注意到，史学的失实或谬论的堆积也将造成现代诗歌意义的缺失或价值模糊。从八十年代初文艺批评家关注的研究对象由著名诗人、作家、经典作品转向面对新思潮运动、新流派纷争、新部落群体崛起的现象看，表明一个重新有意识地梳理中国现代诗歌史的契机已经到来。
1、智性诗歌的审美“重温与重婚”
自先秦至两宋，中国诗歌一直沿着一条以教化为基本指征的杂感吟志、缺失生命气质人格精神追求的创作道路，唐以后，发展到体现心性融合、精神统一的内在感动，由情感怀思分庭于想象哲学（形而上学）。也就是说，更多地，诗歌的光芒蕴藉在诗心的内核，知性之美与先验之感历来被崇为体认圭镍和正宗，亦是审美辨别的基础。加之佛道思想的融凝，成为诗歌创作的精诣，批评的最高法则。
显然，这便是智性诗歌诞生的源泉。它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以“意象”为基本核心单元；二是放弃了一部分古典诗歌中抒情的特征；三是结构的扁平化；四是学识与哲学并存；五是没有完全排除古典审美形式的强大干扰。这些特点就决定了智性诗歌将以“明志”和“寓禅”的方式完成诗意的境界审美——物我一体，魂归自然。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历来被认为诗之最高境界。不可否认的是，这的确达到了“无我之境”。即只呈现事物的原始状态，不评价、不抒情，认知主体与大自然客体完成了高度的统一。这种让主客观界限消失的境界实现了抽空意义还事物本质的目的。无疑的，诗歌仅仅剩下语言存在——“诗到语言止”（韩东语）。而“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则更只剩下空空的一“静”字了。没有人世间的乐趣、情感，只有“禅意”存在。“悟”成为这类诗歌的内在体验。“任何一种认识客体，只要它能够合理地被看作是一种结构，只要能为它找到合适的分析出发点，那么就都可以进行结构分析”（保尔。盖尔文语）。古典诗歌这种放弃当下生存场景而归于自然陈列的审美观，直接影响了现代诗歌的智性创作。有一点应该看到：现代诗歌的智性认可，即便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也需要有进行专业诗歌知识的学习体验，才可能探测到这种混茫繁杂的无意识。
在诗歌文本中寻找并发现结构，并通过对诗歌结构的解构，从而完成思辨过程的探究一直是西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在诗学中对语言学方法的运用。“智”甚至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之根。“用艺术表现情感的唯一方式是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最真的哲学是最伟大的诗人之最好的素材；诗人最后的地位必须由他诗中所表现的哲学以及表现的程度如何来评定。”（艾略特语）这种通过系列实物、场景组合、事件罗列来表现“特定情感”的客观对应物，其语言的建构是离不开知识和智慧的。而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把语言看作一个符号系统，这点在魏晋气度和清朝的金石气质中均有呈现。贯穿在智性诗歌中的内在结构——时间与生命，总是在主客体的相互对立与矛盾中获得自然平衡与审美意义，并产生出第三种或更多的意蕴（阅读体验）。但显然不能作为思想观念或情感态度的主题思想。这是智性诗歌情感基本缺失化的另一证据。同时，由于情感的“不在现场”，审美便出现非正常情况下的意识分歧或无意识游离。
“从文化学角度考察，诗人的智性无非是指智慧与知识的结合，从认识论上讲，智性介于感觉与理性之间，是两者的中间驿站，而从现代诗创作心理审视，智性是知觉与悟性之间的中介沟通……因此它也是诗歌走向哲理升华的一柄拐杖。”（陈仲义语）陈先生对现代诗歌的智性作了较为精准的分析，同时亦提出了审美的倾向。
从审美角度论之，我个人一直坚持认为：直到“朦胧诗”的出现，中国现代诗歌的审美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自觉。也就是说，“朦胧诗”以前的诗歌均是对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