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已经抑止不住地打算主动找闻屿见面，可我还是不想贸然闯入他那里，除了我自身的精神因素之外，让我疑惑的是，这些信件如果真的出自闻屿的笔下，为何会落到那个清洁女工的手里？而我对她莫名又清晰的熟悉感觉，也总是在混混沌沌中折磨着我。
我打算先找到那个女人，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在与她相遇过的那两条破旧的小路上来回地逛，我甚至还去环卫局查找有关工人们的资料，一个星期的时间飕然而过，我还是徒劳无功。
这件事说起来似乎有些滑稽，我一次次经过闻屿家，却不敢直截了当地面对他，而为了寻找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费尽周折，是不是有点多余？我肯定自己算不上什么坚韧不拔的人，我开始为打退堂鼓而寻找理由了。
一日清晨，我照例茫然地走在第一次遇见那清洁女工的斑驳的水泥小道上，我想那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即便我的脑子还希望我继续努力，而身子就快不听使唤了。我已经做好了将这个谜团永远埋藏的心理准备，也说服自己大大方方地敲开闻屿的门。
那条小路叫幸福街，离闻屿那儿咫尺之遥，然而两边低矮的旧瓦房却显示不出多少“幸福”的蕴意，一种淡淡的凄凉和岁月的沧桑弥漫在整个空间里，甚至蔓延到那些居民的脸上。应该说，这是一条无人问津的凄清小街，我在这儿来来回回的时候，没有撞见几个路人，两边房屋的门也时常紧闭着，我几乎找不到可以打听的人。
太阳正摇摇晃晃地从天际爬上来，洒落新鲜嫩黄的光芒，给幸福街添上了不常有的生气。我躲着阳光，沿着右手边街道的阴影缓慢踱步，心情显得轻松，几乎不再焦虑地期望奇迹发生了，只是希望走出这条小路的时候，能顺顺当当打到出租车，然后，平平安安地去报社。
记得武侠片里常会有一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总觉得这似乎过于巧合而显得虚幻和可笑，没想到，却让我真真切切地体味了一回。
那里的房子没有多余的空地，开门便是街道，我远远地望见一位老太太坐在街边整理青菜。走近些了，能看清她六七十岁的模样，清瘦的脸庞上深沉地镌刻着年轮的痕迹，但她浑身上下很清爽，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扎成单薄的发髻，也显得慈祥。
我觉得她用友善的目光打量着我，便对她点头笑了笑。
她也对我露出质朴的笑容，“姑娘，我好几回看见你了，你住这儿？”老人用我们当地土话与我搭讪。
“哦，不是，我只是来逛逛，想找个人。”我很随便地跟她提起，几乎没有询问的意思，“一个清洁女工，左脚不大方便，有点瘸。”
老人的眼睛里蓦地有种异样的神采，她停下手里的活儿，慎重些问道：“你是找我家梅玲吗？”
“什么？梅玲？”闻屿信中提到的那两个字立即蹦入我的脑海，我惊了一下，惶恐而小心翼翼地问：“您是说梅玲，梅花的梅，玲珑的玲？”
“我不大识字。”老人显得不好意思地说，“不过，写出来我认得。”她又补充道。
我连忙从包里拿出纸笔，蹲下身子，工工整整地写下“梅玲”两字让老妇人识别。
她细致地琢磨了一阵子，终于像个通过考试的孩子般脸上露出欣喜地说：“对，就是她了。”
“您知道她在哪儿？”我似乎从绝望的麻木中唤回了知觉，心怦怦直跳。
“她是我孙女儿，出去干活儿了。”老人仿佛自豪地说，可脸上突然滑过一丝异样的表情，问道：“你是从她家乡来的吗？”
“她的家乡？”我一脸茫然，“哦，不是，我是本地人。”
老人的神情缓和下来：“姑娘，你找她有什么事？”
“她认识闻屿吗？一个摄影师。”我脱口而出。
“你说认识谁？摄影师？”对方显然一无所知。
“哦，没什么，我是梅玲的朋友，想见见她。”我说得尽量简单，免得老人家一头雾水，“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是个孝顺孩子，一个人干了好几份工作，从早忙到晚，总要到天黑了才能回家。”老妇人带着怜爱向我赞叹道。
我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那我走了，改天再来。”
边说边移动脚步，老人固执而客气地起身目送我。快走出幸福街时，我回过头，隔着绚丽而迷茫的光晕，我看见在落寞的矮房前那个瘦小朴实的身影，突然有一种难得的感动浮上心头。
我激动而忐忑地到了报社，梅玲的影像还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贝明俊精神气爽地大步迎上来，“麦淇，怎么才来，我一直在等你呢！”他冲我嚷着，大约感觉自己过于张扬，欲言又止地收住了话语。
“怎么，今天的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吗？贝少爷一大清早就在这儿了。”我故意调侃他。
“太阳从哪边出来我可管不了，不过，我的稿子倒是出来了。”他将报纸摊在我办公桌上，透出一种邪邪的傲气，说，“怎么样？”
《红衣》第二章（2）
“本事不小嘛！”我带着一点玩笑似的讽刺口吻说，急忙翻看了一下报纸，他的通讯报道几乎占了最后一版的整个版面，标题是借用了一部电影名《妈妈再爱我一次》，配发的新闻照片是一个嘴角叼着烟、表情顽皮的小男孩的特写。
“写点什么？”我问。
“你自个儿看吧。”他跳跃地说。
“瞎编的？”这个词让我心惊肉跳。
“别说得这么难听嘛。”他却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盲目无畏。
“主编怎么说？”
“他能怎么说，他说我的稿子真不错，要多发掘这样有意思的新闻。”
“真的？”我有点怀疑，“他没再问得细致些？”
“没问，骗你干吗！”贝明俊失望地甩下这句话，背过身去，两手插在宽松牛仔裤的口袋里，晃晃悠悠地走了。
看起来，贝明俊所说的并非是假话，从两点可以印证：一是那篇稿子被安排在报纸的最后一版，那是除了头版头条之外，最受宠爱和重视的版面位子；二是那天下午的全社采编会议上，主编赞赏了贝明俊敏锐的新闻嗅觉和良好的敬业精神，期望报社多涌现他这样年少有为的人才。
我听得像是有谁在挠我痒痒，感觉浮起一层鸡皮疙瘩，而心底却暗自发笑，不时用余光打量坐在斜对面的贝明俊。他的不自然也显而易见，时而面红耳赤地低着脑袋，时而谨慎又僵硬地左右顾盼。但渐渐的，他的表情流露出心里微妙的变化，显得自如而心安理得起来。
那篇通讯稿以第一人称从记者遇见一个在大街上闲荡并向他讨支烟抽的孩子入手，出于好奇，记者和他搭话，孩子开始老练地闭口不谈他的情况，记者锲而不舍，孩子逐渐向他敞开心扉，讲述了他非同寻常的遭遇。一年前，孩子不堪后母的虐待，独自出来寻找再嫁异乡的亲生母亲，途中，不幸被人贩子拐卖，却机智地逃离魔掌，那时他才六岁。这一年多来，虽说小小年纪，迷失在一个又一个的陌生城市里，然而，他习惯地享受着流浪生活，游刃有余地过着乞讨为生的日子，也尝试了那个年龄不敢想象或者望尘莫及的许多事情。当记者问他是否渴望回家和上学的时候，孩子愣了愣，竟然是摇头。随后，记者把孩子带回自己家中，让他度过了一段快乐而富于教益的温馨时光，他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亲情。故事的结尾是记者经过多方打听，最终恋恋不舍地将孩子送还到亲生母亲那里。
不得不承认的是，贝明俊具有很好的文字功底和细节虚构的能力，将这个子虚乌有的事件勾勒得栩栩如生，加之此事本身拥有不错的社会意义，难怪会受到同样急于求成又浮华不堪的主编的赏识。
可是，这场以贝明俊为主角的喜剧能上演多久？我隐隐约约地总怀揣着几分不安，仿佛脚下的舞台已经不争气地支持不住这班子人的折腾，有些摇摇欲坠了。
与那位老妇人相遇两天后的一个夜晚，幸福街上早已冷清寂寥，相隔几十米的两盏路灯默默无言地用凄凉的目光注视着我，使我紧张的情绪里多了一丝惶惶不安。我一路追随着家家户户窗子里透出来的橙黄的昏暗灯光，似乎寻找安全和温暖的痕迹。
终于到了，我深深地呼吸，然后敲响了那扇苍老而神秘的木门。
等候了几秒钟，屋里有了些动静，逐渐听见了脚步声，然后门吱嘎一声开了，出现在我眼前的先是个刚刚会迈步的可爱的小男孩，微微鬈曲的头发和灵活剔透的眼睛，精致得就像婴儿用品广告里的宝贝。那个跛脚的女人紧随其后，穿上了简单的白衬衣和不戴口罩的样子，叫我愈发觉得似曾相识。
她看到我了，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仿佛早有准备似的说：“麦小姐，你来了。”清秀的脸上浮起清澈宁静的笑容。
这通透的一笑，竟让我恍然大悟，她不正是闻屿家墙壁上挂着的那个清丽而甜美的红衣新娘吗？我猛地一阵酥麻的惊喜，多日来积压在心头的疑惑得以释放，刹那间有种飘飘然的舒畅。
“你的孩子？”我寒暄道，忍不住抚了抚孩子光滑的脸蛋，“真漂亮呀！”
“嗯，淘气得不像样。”她疼爱地责怪道，拽着孩子的小手，对我说，“进屋坐吧。”
我缓步跟她进去，屋子里干净而简朴，客厅也颇为狭窄，正面靠墙的地方摆着一张厚重的八仙桌，成了整个空间的主角，墙上贴着一张十字架图案的日历，基督教在江浙一带无所事事的老人中间很盛行。透过客厅通向卧室的门框，我清晰地望见在里屋的墙壁上装饰着一件精美的大红锦缎棉袄，看上去像极了照片里的那一件。此时，正值夏季，炎热的气候与火红的冬衣似乎有些不相协调之处。
女人给我泡了茶，几片茶叶在玻璃杯里一起一伏，幽幽的清香迅速在空气里蔓延。我们在八仙桌的两边坐下来，她显得几分拘谨，小男孩却自得其乐地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时不时地从嘴里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或者在我们大腿上轻轻拍出节奏，以引起大人们的注意。
“你奶奶呢？”我问那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