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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万喜良的目的是达到了，他总算把安静给哄乐了，使她暂时忘掉了周铭和周铭的妻子。他们正谈笑着，猛然间，走廊上有人喊医生查房了，安静赶紧跳上床，拉过被单盖上，同时，自觉地将体温计夹在腋下，最近，她持续发烧，是医生关注的焦点。医生因为她的自由散漫已经警告她好几次了。
结果，医生却没来，这让安静十分的扫兴，白装了。她又掀开被单，下了地，把门打开一条缝，像特务似的探头探脑。万喜良叫她把鞋穿上，免得着凉。安静说要握穿鞋可以，你得侦察一下，瞧瞧医生都到谁的病房去了。万喜良乘机跟她讨价还价，你穿上鞋我才去。安静只好妥协了，好的好的，我穿上就是了，你去吧。万喜良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地巡视了一番，最后发现医生们都集中在周铭那里。
周铭的病是突然间恶化的，医生和护士围着他忙活了一天一夜，早晨起来，李萍告诉万喜良说，抢救无效，周铭死了。据说，在周铭临死前的最后十几分钟，他单独跟妻子呆了一阵子，至于呆在一起做了什么，至少有两个版本在病友当中流传，一个是说他光一个劲地哭，什么话也没说；另一个是说他一边哭，一边求他妻子宽恕他，等等等等。以上两个版本，万喜良一个都不信。
周铭被推到太平间去的时候，周铭的妻子哭得别提多厉害了，简直是撕心裂肺一般，这是一种压抑在心灵深处得太久了的悲伤的总爆发，一泻千里。
后来，周铭的妻子告诉安静，周铭临死对她说，他从来就没爱过她，他爱的是别人，他爱的那个人虽然嫁给了别人，却一直跟他有来往。周铭的妻子说这些话时浑身打颤，颤得像发疟疾一样，我是那样的爱他，疼他，甚至崇拜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竟然骗我，背叛我，她说。
那天，万喜良把自己关在病房里，一直没出去，一种仿佛刺痒的感觉扎着他的心，使他喘不上气来。他把头抵在窗玻璃上，窗玻璃上正好趴着一只壁虎，壁虎蠕动的时候会发出轻微的动静，就像夜风吹过树林的那种沙沙声。他故意用额头撞了撞窗，受了惊吓的壁虎立马就跑了，在玻璃上留下一溜淡黄的滑痕。不知为什么，他特别想哭，也许是为那只壁虎，也许不是，反正他就是想哭。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周铭的记忆，开始淡化了，这很像老的电影胶片，越来越不清晰，有些地方干脆断掉，找也找不着了。要不是偶而有人突然提起周铭的妻子，说是在什么地方碰见了她，恐怕那记忆永远都会封存在大脑皮层的某个角落，无从查找了。
人说，周铭的妻子打扮得像个白雪公主一样，绝对够得上是个绝代佳人。在医院里，她忙着伺候周铭，总是蓬头垢面的，又因为睡眠不足，眼圈老是黑的。现在不同了，可漂亮了，可苗条了，甚至可年轻了。安静问那个碰见周铭妻子的人，除了这些表面现象，她生活得怎么样了？那人说不知道，他没敢跟她打招呼，因为她的胳膊上还挎着一个男人呢，一看就晓得，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不是藤缠树就是树缠藤的关系……
人怎么可以如此薄情，周铭的尸骨未寒，她就开始另觅新欢了，安静说。听说周铭的妻子还活着，而且活得挺滋润，她本来应该是欣慰的，可事实上心里非但一点喜悦的涟漪都没有，有的却是恼火。
当初我们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在周铭死后，他妻子还能继续活下去吗？万喜良说。
要她活下去，可没让她活得这么轻佻，早知她是一个妖冶的女人，我就不该煞费苦心地去演那出闹剧了，安静几乎有一点气急败坏了。
万喜良把她拉进自己的怀里，也许这正是周铭所期待的，期待她有新的开始，他说。无疑，周铭是真的爱他妻子，真的爱，真的爱，真的爱……他每说完一个“真的爱”，就吻一下安静。这时候的安静也小鸟依人似的依偎着他，任他抚摸她的额头、嘴唇、锁骨窝和胸乳，以及他认为属于他的一切。半天，她才说了一句，可能你是对的。万喜良感慨万分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对情侣比他们更幸运的了，你说呢？安静说是啊，我们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手牵着手一起走向天堂或地狱，起码不会把我们当中的一个孤零零地丢下，苦苦地用回忆来打发残生。
从那天起，他们似乎又亲密了许多，像度蜜月一样的形影不离。变化最大的是安静，她再没跟万喜良发生过什么冲突，尽管她一贯是个好战主义分子。在安静的词典里，她把人类一般分成两种类型：以爱她和不爱她为界限，就这么简单。前者无疑是具有高度审美能力的人，而后者则是白痴。万喜良是惟一的一个即爱她又被她爱的人，自然属于至高无上的那种了，所以，无论万喜良说什么，她都言听计从，很有一点夫唱妇随的意思。万喜良纳闷地问她你怎么突然变得这样乖了？这样不好吗，安静说。万喜良说不是不好，而是不大习惯。安静说别着急，慢慢就会习惯了。
他们一味地沉浸在二人世界里难以自拔，根本不去理会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发觉每天来查房的白大褂人群中突然少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主任。主任常年戴着一副眼镜，不过，那眼镜不是戴在鼻梁的上面，而是戴在胸前，用一根金属链吊着，荡来荡去，万喜良总怀疑错把近视眼镜当望远镜使唤了。万喜良之所以可以发觉查房的行列里缺了主任，恰恰是少了的那副耷拉在胸前的眼镜提醒了他。他跟李萍打探消息，李萍却吞吞吐吐地不肯说，还是他软磨硬泡了半天，她才勉强告诉他，说有人揭发主任利用工作之便接受贿赂。万喜良问她接受谁的贿赂，谁会贿赂他呀？李萍说当然是药商了，据说，主任的女儿去加拿大读书，用的就是这笔钱。万喜良问药商贿赂他，目的何在？李萍说你住院住傻了，药商贿赂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推销他们的药。究竟主任接受没接受贿赂呢，万喜良问道。李萍说不知道，这不正审查着了吗。谁揭发的呢？他问。李萍悄悄地说好像是“鸟语花香。”过了半个多月，主任又现身了，还跟从前一样，眼镜在他胸前荡来荡去的。没两天，主任找安静谈话，说以后安静的主治医生换成他了。安静问“鸟语花香”呢？主任说调走了。至于其中的内幕，他们俩琢磨了许久，也没琢磨出个结果来，只好用一句话来了结：看来，医院也不是一片净土啊！
有一天，主任拿着平易近人的派头问安静，跟“鸟语花香”相比，她认为谁的治疗方案更好一些。安静耸耸鼻子说都差不多。那么为人呢？主任问道。安静说你们俩我都不大喜欢，忒俗。这样的回答显然出乎主任的意料之外，他愣了一下，俗在哪里？他问。安静说俗就俗在追名逐利，蝇营狗苟。见主任的表情太尴尬，出于慈悲，她接着说要想超凡脱俗，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我可以给你开个偏方。你说说看，主任说。安静说你们不妨也得上一场大病，最好是不治之症，那样，你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会有根本的改变，做到返朴归真也说不定。
安静说完就扬长而去。几天以后，主任跟万喜良提起这件事，很大度地说安静这姑娘真是顽皮，不过，我一点都不怪罪她。万喜良说安静确实很顽皮，但她实在没什么可怪罪的地方，她对你说的没错，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思想比你们要健康得多。
显然，万喜良的话捅了他的肺管子，让他很不爽，以至于一个星期他都没跟他们讲话。
直到有一天早上，安静在主任查房的时候对他说想不到你这么心胸狭窄，一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都没有。心胸狭窄，你是说我？主任明知故问。安静说如果你不是心胸狭窄的话，不会见了我就阴沉着脸，一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样子了。
主任打着哈哈说我怎么可能跟一个小姑娘较真呢。为了表明她的心胸并不狭窄，主任给她检查得格外仔细——摸了脉，试了表，还从护士手里拿过血压计亲自给她测了血压。等到主任一走，她就跑到万喜良那把这些当作笑话说给他听。万喜良说你根本用不着主动去跟他示好，巴结他干嘛。安静说我不是巴结他，而是怜悯他，今天他站在我的面前，我无意间发现他的两鬓都已经斑白了，不知为什么，就想起我的父亲——我父亲的两鬓也已经斑白了，参加个重要活动什么的，都要染发。你想你父亲了？万喜良有些伤感地把安静的头揽在怀里，问了一句。安静点了点头。万喜良用一个深情的吻来安慰她，他说好了，别伤心了。谁说我伤心来着，安静说，我挺高兴的呀。
你高兴，你有什么可高兴？万喜良问她。她说我高兴我能死在我父亲的前头，要是让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先我而去，那才叫我伤心呢，你知道，父亲是最疼爱我的了，所以我爱父亲远胜于母亲。
万喜良说这时候的你，很像一个乖乖女。他发现他不仅爱她，还越来越欣赏她。
我才不乖呢，你知道我父亲给我的定义是什么吗，他说我是个愤怒的青年，安静说。
大学教授葛大叔是在夏天的最后一天死去的。这是一个季节的结束，又是一个季节的开始。病得久了，家人的心理天平也就倾斜了，一般来说，开始他们都期望病人早些痊愈，后来就变了，变得盼着病人快点死，以便都能逃出苦海，少受些折磨，所以葛大叔的两个儿子哭都没哭一声，匆匆就把他父亲推进了太平间，万喜良和安静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值得惊奇的倒是两个儿子竟将父亲遣了半天词、造了半天句写就的遗嘱随随便便地丢在地下，看都不看一眼。万喜良和安静清楚地记得，葛大叔写这份遗嘱写得多么艰难，那时侯，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鼻孔里还插着氧气管。
安静还特意提醒过葛大叔的两个儿子，喂，这里有一份给你们的遗嘱。两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