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原因是，我无事可做，总裁出国访问一直没回来，我就一直无事可做，我不再是一年前康怡公司的执行经理，在这个时期，我学会了保持沉默。
第二天，他帮我递了病假条，拦了一辆面包车，将我的行李统统搬上了车，他这么做的时候其实还在发烧，他认识我后的每一年夏天几乎都要大病一场，一九九八年并无例外。他头天晚上滴水未进，睡到半夜嚷着再添被子，我一丝不挂还嫌热，他不让我开空调，他一直说冷，直到加到第三床被子为止。
那一夜，我握着他的手，我非常非常害怕，他的手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冰冷。我一直坐在床头，我不敢睡着，我问他要不要药，他说不要。就这么熬到了天亮，他的烧退了，在公司的食堂里吃了一点稀粥，就开始帮我搬行李，零零碎碎几大包的东西我一样舍不得扔，害得他来来回回跑了几趟，累得脸都发红。送我上了车他站在边看我，他不能与我同行，他还要去扬州安排工作。
我在车上流下了倾盆的眼泪，我直到这时才后悔，昨天晚上没带他到医院挂急诊。我当时握着他的手，生怕他会死去，但我就没有想到送他去医院，我是个愚蠢之极的女人，让他一直烧到天亮。
车到站时，接到他的长途电话的朋友已在车站接我，把我带到了他买的房子里。
房子并不好，是属于郊区的，楼层又高，又离城较远的一座商品楼。因而价格很低，所以房子看上去很差，虽然是新房，墙上的石灰脱剥，门上的油漆也稀稀拉拉地出现了破损。虽说价格很低却也是我们近三年的心血啊。
在这之前的春节，我们在彼此的家乡简简单单地请了些亲戚办了几桌酒，领取了结婚证，甚至没惊动彼此公司的同事及朋友，我们从他家匆匆坐火车到南京，他先下车，取道去山东，火车又送我到了杭州。从结婚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分居的生活，以致后来我怀孕时却不想要这个孩子，我说除非他给我一个家，一张床，否则我不想生下孩子。我已经不愿意再住在十几平米的租来的吃喝拉撒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的屋里生出我的孩子。他不应该有与我同样的命运，他是爱情的结晶，他必定漂亮又而天资聪慧，像天使那样洁白无瑕。
我不想把他生下来，像民工的儿女那样长大后被当地的小孩斥为“乡巴佬”。倦倚在城市孩子的门外，看他们骑电动车，玩会唱歌的金发娃娃，我见不得农村孩子那些忧郁的眼睛，在常州、上海和杭州，我见多了这些孩子，他们拖住扫厕所的妈妈或者食堂烧饭的奶奶，玩泥巴和沙土，大人忙的时候把他们堵在水池边，两头用水桶堆成墙，让他们自己空手跟自己游戏，大人走过来时，他们便使劲地看大人，大人走开后，他们看他们自己的肚子和小小的脏手。而有的压根就无处可呆，惟一可以安放的就是妈妈的后背，醒着时在妈妈的后背上哼哼啊啊地反抗，睡着后头在妈妈的后背上摇晃。
这些孩子无权选择快乐。
我的孩子应该不被这些东西伤害，他可以骄傲地游戏，吃城市孩子的肯德基，玩他们一样的游戏，而不是作为城市的小小拖油瓶。
所以，首先我需要一所城市生活的房子。
“有房子，我就生。”
“我答应你，我借债也买房子，但你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我把所有的积蓄捧给他，让他去买房子，房产证拿到手后，我终于答应生下孩子，他长吁一口气，说：“我快做爸爸了。”
我在隆宝公司的发言台上发言时，下面的经理纷纷打探我哪里来的？结婚没有？有人说结了又有人说未结，其实这个时候我的肚子里已孕育着我小小的宝宝了。
他们说她怎么这么早结婚，她这么有能力而年轻，大家都一致认为我肯定嫁给一个成熟、事业有成的男人。我们的社会就是如此，当我以白领丽人的姿态出现时，他们需要勾画我的另一半——款爷或才子。
他算不上才子，他开始在上海办事处任主任，后又被调任山东省市场部主任，去开拓新的市场。他与我相隔千里，但我们仍旧心心相印，维护着我们自己的生活氛围，没有人能够跻身进来。到了这个时期，我们之间不只是爱情的问题，我们是情人，是战友，也是对手。我们彼此沉浸在改变命运和身份的狂热之中。
我们不着一字地攀附着城市，我们默不作声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地盘，我们真的不想回到从前。生活格局的改变已不可能再让我们回到那种劣质的生活状态中去了。他已衣冠楚楚，每次来看我，喜欢拎一只黑色的皮包，不，这不能使他看上去更潇洒，我见不得他更潇洒。看到他风度翩翩，我女人的多疑，我从命运里带出来的多疑便开始操纵我。
我开始审问他，一如他当年对我的审问，当他狂热地冲动地拥抱我的时候，我感受到不可阻挡的气势，那么长时期的分别，这份狂热会不会转移？我们天天通电话，除了他在杭州的路上或者我的床上，除此之外，我们天天通电话，但有时我能嗅到女人的气息，他说那是女业务员。
“仅仅是业务员吗？”
“骗你不是人。”
“昨天晚上十二点你哪儿去了？”
“昨天？睡觉了，你打过电话吗？”
“打没打过电话都不知道，你真在睡觉？”
他节节败退，只有诅咒发誓才能压下我的胃酸，通常我们的昂贵的话费就在这种无休无止的争吵中付出去。
同样，他对于我能够在腥风血雨的办公室战争中站住脚颇有怀疑。一个能够在男性社群的高处立足，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我很诱人，被男人打主意利用在所难免，他觉得我也是那种能为钱放弃原则的女孩子，因此，他常常给我敲警钟。
所以从这个时候起，我们之间或者我所期盼的最最纯粹的爱慕彻底宣告不存在。我们彼此牵挂，但他从来不是特别的信赖我，把我当作值得爱的女性来爱，而是仿佛客观地权衡爱与不爱的利害之后决定来爱。这么说吧，从一开始，他先有对爱的盘算，才有对爱的投入，不过在这个时候暴露而已。如像买房子一样，看完剥脱的石灰和背阳的阳台，再算算价格也就认了，就是这么回事，更多的是对无奈的现实的一种认同。我感到悲哀。其实他爱的实意是不是真正的我呢？真正的我连我自己也不喜欢。他或许只喜欢他认为被喜欢的那一部分，也是我竭力向他展示的那一部分，那部分印象定型之后，感情倾向于我，明明都是我的错，他都不会怀疑是我的错。
所以我就想，一定是我们认识时，我过多地展现了自己优越优美的一面，给他的印象太深，以至后来我粗俗不堪，乱发脾气，忘恩负义他都认为这是有理由或有原因的。但总有一天，他会醒悟，想到他会醒悟就会离我而去，我就开始担心。
同时，我对他不能给予我物质上的所需也颇有微词，这也是我一次又一次离开的真正原因。
但是我们似乎无法相弃。
尽管我天天给他写情书，但我相信他仍然不明白我当时的思念是多么的浓。那时，我太喜欢表现自己，把思念之情用华丽的词藻堆砌起来，有一种华贵的美，但同时也削弱了真实性，显得空洞而轻浮。
如今，经过过滤的真实的爱留存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令人绝望的，我既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外向、易于接近、容易沟通，尽管我有时会侃侃而谈，表情丰富，可一旦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就没有兴趣去迁就。
除了工作，我似乎不能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委屈自己，尤其是我不能够在不快乐的状态下生活。所以，我每时每刻都想他，我有时像公主那样骄傲，可有时会像农村妇女那样去围观西瓜小贩的争斗，直到不堪入目才悻悻而去。
是的，我异常孤独，我既不能像打字员小姐那样嘻嘻哈哈，也不能像男人那样兴趣广泛，台球、象棋、球赛甚至喝酒。
我不能从这些娱乐中放开自己，我的目及之处全是他，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和他相比的人，分别和足够的距离使我领悟到他的魅力——他的不可抗拒。
他是诚实的，他对于生疏的东西保持沉默而不是故作高深。他谨慎，耐心，不会照顾人却具备足够的安全感，我不知道除却他这种版本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男人可以牵动我的心思，是权力欲冲天的子公司经理还是暴发后无所适从到处寻花问柳的副总还是我的那些绞尽脑汁为想出一条新创意和新策略呈上来等待称赞的下属？
都不是。
他用爱吞噬了我，夺走了我所有的视线，用不露声色的优势将周围的男人比下去，将自己独一无二的耸立在我的眼前，磨平了女人善变的心思，捆住了女人蠢蠢欲动的心。
我根本无从逃避，每天下班，我给他写信，除了这种方式不能让漫漫长夜更快一些，他也给我写，没过多的修饰，更多的是谈论他工作的进展。
爱情疗伤（二）
爱到最浓的状态，只有用结婚来溶化它了。
他不经我的同意，写一封求婚信到了我的家。他的状况一目了然，无需多写，但他的人品更是占了上风，经过权衡，一向做生意只赚不亏的父亲答应了他的请求，将婚事定在正月初六。然后用电话通知我。
真是岂有此理。
前面我已说过，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是很少真正用正面的态度反抗什么，尤其是自己的父母，所以当父亲这么说的时候，我根本忘记了自己的立场，没有房子不结婚的立场，我马上同意了。放下电话我就开始恼怒，我在办公室踱来踱去，我开始想这个叫婚姻的东西。
一头是对他的思念堵得心慌。
一头是长相厮守的局面等我颔首。
这种状态下的女人是最虚弱的，我别无选择，更加别无选择的是面对父亲的权威，还有对他的感情。
尽管我已二十五岁，而他二十六岁。
但我们并没有准备好。
我们之间以后的无休止的争吵便从这时正式开始，他由于嫉妒而开了暴力的先例，从此当我嫉妒、不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