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好意思埋怨毓泽，倒是她不停地批自己：“我就没估计到路这么难走。”过一会又说：“本来还有一条比较短的路线，出门时没想到，怪我。”
我们喘着气跑进办公室，Hobbes起身，简短热情地寒暄。毓泽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道歉说，自己没有算好路上的时间，所以耽搁了一会。她好像比我还紧张似的，与平时的镇静判若两人。
Hobbes态度很温和，耸耸肩说不要紧，又问伯父好。这是一位典型的美国人，简单，爽朗，手势和表情都透着力度和热情。落座后，他就直奔主题地问我：“Wouldyoubeginbytellingmesomethingaboutyourbackgroundandexperience？”
我的英文还是不错的，越讲越流利，手势也渐渐多起来。坐在旁边的毓泽，只是盯着我笑。
约聊了半小时，Hobbes似乎对我很有点兴趣，索要我的EnglishResume。我们是空手来的，我望一眼毓泽，欲言又止，只好说Sorry。
“Itdoesn’tmatter。”Hobbes要我填一张英文表格，算是人事资料。
我还是忍不住对毓泽说：“你也是的，就知道拉着我出门，也不提醒我带上简历。”
“我回去拿一下吧。我记得你皮包里有个塑料文件袋，是在袋子里吗？”毓泽很抱歉似的。
“对，快点回哦，不要耽误人家时间。”
“还好我路熟，等下叫司机抄近路。”她和Hobbes招呼了一声，走到门口，又转身笑着：“不要让他走了，我马上回。”
“她出去做什么？”Hobbes用英语好奇地问。
“我让她回去拿我的简历。”
“哦，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你填了这张表格，效果也是一样的。刘先生，你做事很认真。”
我很高兴他的评价，不禁浮想联翩，将来若能得到这位贵人相助，加薪或者升迁，怕都不是难事。一时又想到北京，觉得无论如何要混出个样子来，不能比以前差。
我们又聊起了相关的行业动态以及市场前景。这些我知道得不多，主要是听他讲。后来电话响了，他接了后对我说：“对不起，刘先生，我有点急事要处理，现在不能再聊了。”
“你什么时候能回，可以的话，我想在这里等等我女朋友。”
“可能要下午才能回，你把简历放我桌上就行了。”
我一个人剩在了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我背着手转了好几圈，又到他的椅子上坐了坐，体验了一下当领导的感觉。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也能有这样的一把椅子。
一位小姐进来问我要不要吃午餐时，我才注意到时间已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我放下报纸，给毓泽打电话。是伯母接听的：“这孩子，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把手机也落在家里了。她还没到你那里吗？”
“没，她是什么时候到家的？”
伯母说：“她说赶近路回来的，半个小时就到家了。进房拿了你的简历就出门，还说，怕你在公司等得着急哩，动作要快一点。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也许是碰到熟人聊上了吧，过年嘛，总得热情一些多聊一会。我再等等看，等会我再跟你们打电话。”
我下楼，拦了出租，对司机说找人，叫他务必按最近的路线走。司机考虑了一下，将车左拐进了一条较偏僻的小路，然后上高架，走了十来分钟又下来……。一路上我都留意看迎面过来的出租。再驶了几分钟，见前面有许多交警忙成一团。
我下了车，过马路冲上前，绕到那辆大货车后面，发现是一辆出租车与它追尾相撞了。情况很严重，出租车整个前半截都缩成了一团，窗口位置还有许多血迹。我问了一个正在勘查的交警，问伤员是男是女，送到哪家医院了。他告诉我，又说：“看那女乘客还挺年轻的，全身是血。”
赶到医院，找到急救室，我在门口拉住一个手忙脚乱的护士说：“怎么样，里面的那个女伤员怎么样了。”
“出血太多，恐怕不行了。你是她的家属吗？”
“我也不知道。她是短头发，白羽绒衣吗？”
“好像是短头发，穿什么衣服我没看见。”
“她有什么随身携带的物品吗？”
护士说：“有一个包，你在门口等一会，我进去拿给你看看。”
我心里不停念着：“大过年的，怎么会发生车祸？大过年的，怎么可能是毓泽这样的好女孩？大过年的……”
那护士出来，那坤包就在我手上直抖。毓泽的包有很多，我只觉得这个像。我不信，不信，不信，仍怀着侥幸哆哆嗦嗦打开包，一看，正是我的简历。
我心胆俱裂，大叫一声，坐到了地上。
丧事简朴，庄重，来送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共有两百多人。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好同事，一个很少有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的好女孩。她确实不漂亮，不过一头短发，一张瘦长脸；她也未必聪明，虽然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她有包容，能体贴，很细致，极柔韧，是这世上我最可以托付的人。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简历，我失去了不能没有的毓泽。是我一句话断送了她，我心里的这个帐，清楚，明白。
伯父母的痛苦，也应记在我的头上。他们是中年得女，付出了多少，又寄托了多少，我都不敢去想。车祸发生后的那几天，他们显得老多了，但仍镇静地同亲朋一起有条不紊地处理善后事情，真撑不住了，也是一声不吭背着人躲到房里抹眼泪，无声地。
真正让我怕的，也就是这样的无声，使我自恨不能被如磐的无声碾成齑粉，却仍保存了一个壳，眼睁睁地看着两位老人，在无声中窒息，坠落。
我不怕到任何地方去，但我怕和他们在一起。
事情好像料理完了，公司也好像几次打电话，让我去上班。生活还得继续下去，班也还是要上的。伯父母不提房子的事，我自然更不提，悄悄在附近的小区内租了套一室户的房子，以便时时过去陪陪二老，尽可能地帮着做些家务。但感觉完全两样了，比如洗碗吧，那些餐具不再透着亲切，而像出土文物，冷冰、陌生，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毕竟我还可以上班，可以得到八小时较为轻松的时间。日常工作，其实是一场全新的学习，以前贸易方面的一点知识和经验已没有用处，而得改看会计、财务管理类的专业书籍。领导和同事都知道了我的事，没有给我加什么压力，让我跟着一个师傅，等他得闲时就请教请教，没空时就自己看书。
但，毓泽一死，我就变了。做什么事，往往都丢三拉四；有时做着做着就放下，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想一会。空虚是有棱角的，而且相当锐利，刺得人千疮百孔。
睡意也从我的身体里游离出来，变成了我的影子似的，因为它一直在我身边游荡，我却无法将其俘获。每一夜我几乎都是眼睁睁地候着天明，在枕上听自己的心音，看毓泽苍白而清癯的脸。在等待中夜显得格外地长，似乎有好几个夜串通一气联袂起来了，刻意与我作对，把太阳的到来一再往后推迟。
天外有悲风，星宿在乱摇。
伤痛是要定格的，永久是这样的伤痛。有一个雨夜，才过了一半，我就披衣下床，拉开窗帘，将目光放逐出去。外面浸满了夜色，我看见无所有。惟一能觉到的，就是细密的雨点扑在窗玻璃上的声音，细细软软，若有若无的。若有若无的，还有我对毕业之后的一些经历的记忆。
回过身，看着这床，这写字台，这沙发，这衣柜，这死蛇似的领带，我感到它们在摇撼，在变形，在逃走。我似乎不曾从北京南飞广州，又辞职来到西安，又经历了毓泽的亡故，住进了这个阴森冷暗的小小寓所。
再这样下去，不行的。几回的欲言又止和察言观色之后，我终于硬起心，向伯父母明白地说了要走的意思。我不想他们担心，还撒了谎，说上海的朋友在帮忙，工作已经有了些眉目。说这话时，我一直埋着头，怕看他们的眼睛。
“姬汉，你现在要走，也可以理解，我们不拦你……。”伯父沉默许久后，给了我宽容的回答。他脸色苍白表情淡定，但沙哑的声音终究在颤抖，掩饰不了什么。一番话说完，伯父又对伯母说：“你有什么话，也对姬汉说说。”
伯母说：“我们也是作过两手打算的，你要是愿意留下来，我们还是这样待你，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你要是想走，那也不好强留你。但你一定得干出点事来，才对得起关心过你的人，尤其是毓泽。”
她又说：“你这一走，从今以后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要知道照顾自己。将来，要是还想回西安，也可以回到我们身边来。再怎么说，我们也算有一场缘份吧……。”伯母不禁泪下。
我也有些哽咽：“妈、爸，不管我在哪里，我都会记住您们，定期和您们联系。只要想起您们，我就不会觉得孤单……”
“记住，我家毓泽，完全是为你而生的……”伯父泪流满面了。伯母去拉他的胳膊，不要他说下去。
我从沙发上下来，跪到了地上。
第一部分第三节（3）
毕业时我也动过和毓泽一起去上海的念头，我们没有成行，有一个好友去成了，找了一家不错的公司。他叫沈蓦，同我一直有联系，总吹嘘上海的就业环境如何好，他一个月内要找五家单位都没问题。也只有上海了，北京和广州、深圳我都不愿去。
我让沈蓦给我寄了几份上海的《人才市场报》，后来自己又买了许多份。从报上的招聘信息看，上海的机会还比较多。我有些放心了，再不济，可以“纡尊”从文员做起，相信也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