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像电影里演的，拒绝所有亲朋好友的关怀，冷面最后的人生，直至死亡来临。我听到不少人跟我说过他们如果得病以后的理想，就像一个还没来得及走上社会的年轻人谈他们未知的人生道路，脸上一样显露出神往。
可那真的只是一种理想而已，就像五八年的国人幻想虚无的共产主义，虽然美好，变为现实却是不可能的。其实，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社会上的人，几乎没有按自己意志办事的可能性，在后来我生病以及治疗的短短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除了我对于张同那复杂而可怜的爱情以外，我的一切的一切，包括我吃饭喝水上厕所，都渐渐的丧失了完全的支配能力，都要听从医生护士以及家人的吩咐和接受他们的有偿或无偿的帮助。
此刻老总听我那么说，脸色变得又冷又苍白。他咳了一声，以缓解我们之间那种近乎绝望的空气，然后下意识地掏烟，看了看四周，又停住手。
“你这么想不好……”
老总说了这句极其无力的话以后就一直沉默着。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没有上班，没有去单位同任何人告别，直至我一年零八个月后的昏迷。现在想起来，那一个星期是我精神上垂死挣扎的七天，那个恐怖的过程想起来都让人心悸。就像一初戏，分序幕、开场、高潮和结局，我的挣扎一开始却是绝望和恐惧，对于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的恐惧，一个念头反复地在我的脑子里翻腾：上帝为什么会首先选中了我？
我在坠落，两只手高高地举起，试图抓住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
我决定发泄，发泄我心里死亡将至的绝望和恐惧。我他妈的再也不想高尚了，其实我平时的那种所谓“高尚”都是装出来的，比如我向文蔷高尚地让出了我的丈夫，又比如梁雨……
那种所谓高尚都是我自诩的，具体的表现无非是逆来顺受，男人的意愿都是上帝默许的，关女人什么事。但谁让他们跟我有过关系呢？这世界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最复杂不过的，因为它无形。
电话先打给我的前夫，接电话的竟是文蔷那小贱人，声音还那么娇滴滴的，让我嫉妒，心火腾空而起。
“找我前夫！”我的声音又粗又硬，足够她受的。
文蔷有些惊慌失措，“他不在……”娇滴滴已经被我一扫而光。
我说那你告诉他，他的前妻，就是蓓蓓她妈得了癌症了，快死了。说完，我就“砰”一声挂掉了电话。
我坐在沙发上想象文蔷一定握着话筒发愣，一种快感在我的身体里荡漾。但没过几分钟，那种快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又拿起话筒，就像战士握着武器一样，拨梁雨的手机号，梁雨竟然关机！我摔电话，然后把电话机旁边那摞半尺高的报纸杂志什么的，一下子推到地上，再然后就是摔摔打打，以发泄胸中的闷气，比如，我把茶几上那只工艺烟灰缸，上面有一只翘鼻子小象，死命地摔到地板上，小象被摔断了一条腿，躺在地上痛苦地颤抖；我又成心碰掉了一只放在窗台上的玻璃花瓶，我看着它从窗台上掉下来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它一起坠落。我记起那是在我过三十七岁生日的时候，蓓蓓特意为我在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买的，还用一张紫红色的闪光的礼品纸包好，扎了一朵藕荷色的花。
在那只玻璃花瓶落在地上粉碎的一刹那，我的心一阵颤抖，它的生命要比我脆弱得多；如果它有生命的话。它对于毁灭却是那样的默然，充满宿命的感觉。
小姑在门外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并用力敲我的门，让我开门。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把门打开了。
我一眼就看见小姑的脸上化了淡妆，还穿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白色高领羊绒衫，愈发显得健康有魅力。这让我醋意大发，对于她的健康和越来越精致的生活。
我转回身朝里走的时候，成心踢了一脚地上的玻璃茬儿，有几块碎玻璃被踢到了床底下。
小姑站在门口，她说她全都知道了，张文正告诉她的。
我怒火万丈，我说那你是来嘲笑我的，看我的热闹的？
小姑坐在沙发上，仰头不解地看着我，几秒钟之后，用一种比我的声音高出好几倍的音调冲我喊到：
“我嘲笑你什么！？看你什么热闹！？不就是得了癌吗，得癌的人多了，已经死了、快死了的多了，你以为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啊，没什么不同，普通人一个！”
我躺在床上，眼泪顺着眼角涩涩地流下来。我心里明白小姑的良苦用心，她是想用另一种方法来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气，不至于像一条癞皮狗似的被死神从活人堆里拖出来，至少要像洪常青似的，做出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
我感觉到小姑就站在我的旁边，她温柔的喘息传递着一种深切的关爱，是那种亲人之间的不打折扣的爱。我将一张泪脸转向小姑，我看到小姑竟也是泪流满面，我们抱在一起。
小姑像抱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似的，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安慰我，又用一种软得不能再软的声音指责我不应该放弃治疗，并说张同已经找过张文正了，他以一个医生对于病人负责的态度委托张文正，向我指明我拒绝治疗是对于生命的极端蔑视，尤其我作为一个从事人文科学的人来讲，更要尊重生命。
第一部分21克爱情 3（4）
我从小姑的怀抱里挣脱出来，泪眼朦胧地望着她那张精致的脸，声音干涩、吃力地问：
“为什么是我……”
现在想起来，我那一声发自内心深处、绝望、悲戚、声嘶力竭的问，简直就是代表广大的面临死亡的人民群众，向操纵着命运的那个无形者的一声不屈的怒吼，为自己鸣不平。
折腾了一个晚上，我感到异常疲劳，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到半夜，电话铃响，拉着了灯，翻身从床头柜上拿起话筒，顺便看了一下表，凌晨一点钟。有谁这么恶毒，忍心打扰一个癌症患者。
是我的前夫，那个精明的生意人。他的地道的北京话顺着电话线一点不走样地爬进我的耳朵里。她问我是不是在跟文蔷开玩笑，这年头大家都挺忙的，这类太酷的玩笑还是少开为好。我不说话，心里揣测他用的那个“酷”字大概是跟蓓蓓学来的。这时，他的北京话从爬行的速度一下变成了百米冲刺，他连着叫了五声小萁，恐怕是心里已经有了不祥的感觉，他说他马上过来，我听见文蔷唧唧呱呱地跟丈夫说了一阵话，我的前夫对着听筒里的我说：
“小萁，我这就开车过去。”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看了看窗外，是一片微薄的冥色，让人幻想着初创世纪的情景。黎明本来应该给人希望，可对于我，已是世界末日。我坐在沙发上，四周安静得仿佛一切都已死去，我心里除去以往的那种带有诗性的孤独外，更增加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尽管这世界肮脏，可我还是爱它的，我不舍得离它而去，我留恋它，我对于它的眷恋像一张网似的细致地布满它肮脏的身体。我不想死去，哪怕像狗一样，我想活……
我的前夫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推开了我的房门。夜里没车所以很快。他无味地解释着。城市夜里的路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的肠子吧。
我的前夫不停地搓着他的手，他开本田车，那个小铁壳里四季如春，他搓手只是一种免除尴尬的方式。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我快死了，死神已经用他那盏晦暗的灯照亮了我的身体。
“不会是真的吧……”我的前夫叫余利，他要是不做生意都对不起他的名字。
余利小心谨慎地挨着我坐下来，他身上那股刺鼻的香水味噎了我一下，我朝后仰了仰身子。我沉默，我懒得理他，他的脸油汪汪的，凝聚了所有人生的得意。
他问我需要多少钱，包括营养费什么的。我调侃道，半夜你也作生意？跟你的前妻？
“好啦，小萁，不要闹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也不完全是我对不住你，你也有情人不是？关键是现在，你的病，怎么治，而且要治好……”余利最后一句话音量骤减，因为他看见我在流泪。我永远难以体会男人看见女人流泪是怎样一种心情，在我接触的男人中，他们看到女人流泪后的表情和举动大都一样，那就是惊慌失措。
余利有些慌乱地在沙发上扭来扭去，我猜他是寻摸屋子里哪儿有面巾纸。茶几上的面巾纸盒是空的，面巾纸前天就用完了，这两天我早就回归原始状态，枕巾、衣袖等一切小时侯用过的擦鼻涕眼泪的物件又全部派上了用场。余利一扭头，见我正用身上那件紫红色羊绒衫袖子抹眼泪，可能是我当时的样子怪可怜见儿的，我前夫竟一时又将世人认可的道德标准抛诸脑后，他用他那仿佛用法国香水浸泡过的身体挨近我，进而搂住我，抚摩我，先是肩膀，然后是胸，再然后是腿什么的。我怎么办呢？答案只有一个，熔化！在男人的怀抱里熔化，在男人的爱怜里熔化，在死神的恐惧中熔化。
这时我提了个愚蠢的问题：文蔷不会多心吧？
我这么问完全没有阻止余利行动的意思，相反，我是想让我们的行为更加合法化。适得其反，余利听见我问，便突然停止了行动，也就是人们通常形容一首美妙音乐突然终止时用的那个成语：戛然而止。余利将他的行动停止在与我的接吻上，我感觉到他的冰凉的唾液。
男女的事情从来就是一场战争，你进我退，我进你退的，至于原因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似的，说不清。
这时候，轮到我进攻了。虽然我的身体里正生长着有毒的细胞，但它还没来得及将我的各种欲望扼死，比如性欲，我暂时还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有着亢奋的性欲；刚才又经余利那么一挑逗，轻而易举，它就从一种昏睡状态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