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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聚会是难忘的。聚会的理由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相邀的有力雄、潘婧、陈志伟和他怀着身孕的妻子。那是八五年初春，为了能把这些人装进我家的小屋，前一天还特意拆了炉子。大家聚在一起各自谈了许多趣闻轶事。当然，席间最中心的话题是谈吃。羊肉片的价格蹿着往上涨，使这几个酷爱吃涮羊肉的大为惊慌。对于涨价，铁生的哲学是，如果不打算“戒”掉，最好抓紧吃，否则明年还涨。然而抓紧吃需要钱，大家七嘴八舌不知是谁提出要搞点儿“涮羊肉文学”，也就是不费脑子、又容易来钱，来了钱不干别的，专门吃涮羊肉的那种通俗小说、电视剧本什么的。我们谈得很细，不光谈了怎么写，还谈了怎么“卖”，然后是怎么吃。如果把那天说的写出来，可能会是一篇不错的黑色幽默，可惜那点儿素材都让大伙儿当下酒菜吃了。酒喝了不少，饺子也吃了许多，午餐结束了，大家仍然谈兴未减，话题转到写作、往事、社会，最后谈到人生。尽管我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话的调子，但具体内容却忘掉了不少，可有一点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铁生爱吃爆肚，我家又离北京最有名的“爆肚王”很近，他便把他的观点命名为“爆肚主义”。他说，只要是喜欢，吃爆肚和登珠穆朗玛峰给予人的享受是一样的，尽管在别人看来登山很苦很危险，就像不喜欢吃爆肚的人认为那很膻很脏一样，对于本人却是一种享受。之所以说登山并不比吃爆肚更为高尚，是因为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某种满足——英雄欲和食欲的满足，这种满足使人愉快，这种愉快正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自我实现。运用什么方式达到自我满足的目的固然有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范畴里才具有道德的意义，而就人的意义来讲，任何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因为事实上它们是同等的。
我不知道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是否可靠，这样来表述他的观点是否准确，但我总也忘不了他的形象。为了寻找合适的措词，他会突然把谈话的对方甩在一边，不是仰头看着天花板，就是低头在轮椅的胶皮轱辘上蹭那半支熄灭了的香烟，眼里充满了紧张、急切的神情，等他考虑成熟寻找到了合适的词句，足以击败对方时，马上变得兴致勃勃，就像一个顽皮的男孩儿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手枪，得意地玩味着自己的发现。天已经黑了，大家争论的声音很大，我直怕骚扰同院的邻居，一再要求他们把声音放低，却全然无效，直到每人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豆粥，才把大家那口干舌燥的嘴堵上。
我之所以描述那次聚会，是因为那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至少，它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他对人生的看法。他本人不是一个“爆肚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登山的英雄主义者，写作才是他得以自我满足的手段。但他的自我满足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寻找的喜悦，用他的话来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重要的是“找”，而不在乎是否找得到或找到的是什么。事实上，对于他来说，成功的喜悦和付出的艰辛相比，前者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当成功的现实摆在面前时，竟无暇去品味其中的快乐，更多的是为它带来的干扰而烦恼。
所以，确切地说，他活着，而且快乐，是因为他在写，而不是因为他写得成功。就像他在爱，在恨，在悲伤，在欢乐一样，他在用笔完成生命的过程。
也许有人说，他活着，而且坚强，是因为他悟出了佛性、禅性。
一九七二年，他从延安回北京治病，走着住进友谊医院，一年后被抬着回到家里，一个刚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从此永远失去了行走的自由。“我为什么活着？”他一次又一次问自己。然而，一个人在那样悲怆、迷惘的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对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深奥的问题做出解释的。对于一般人来说，使人觉得值得活下去的理由是极其有限的，对于他来说就更加微乎其微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想到死，想到解脱。《人间》那篇散文写了亲人和朋友的爱如何温暖了他，把他挽留在人间。但人毕竟不是为他人而活，别人可以安慰你，帮助你，但没人可以替你忍受任何一点儿心灵和肉体的折磨。他必须为自己寻找到能够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那么，他找到了吗？我说不好。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够找出合理而又永恒的答案。我只知道，他从来没敢放弃，也没敢放松过寻找的努力。
一九八五年夏季的一天，正是吃晚饭的时候，他来到我家，丈夫背他进屋坐在专为他准备的躺椅里，一贯食欲极佳的他不吃不喝，连西瓜都难以下咽。我家那窄小而昏暗的小屋，以往盛得下他那么多欢笑，那么多诙谐，那么多神奇幻想，那么多连珠妙语，那天却盛不下他那么沉重而又深刻的痛苦和悲哀；我自以为得意的烹调手艺，常使他一饱口福、尽兴而归，这次却无法弥补他对人生无限遗憾和茫然于一隅。见他不说话，丈夫只好陪他出去走走。我丈夫是个内向的人，他们之间除了情趣相投以处，更主要的是那种尽在不言中的理解。在故宫墙外的筒子河边，他没有诉苦，他也没有询问。面对暗绿色的河水，他对铁生说：“你是条汉子，活着应该痛痛快快，活不下去，我推你一把，也没什么了不起。能不能闯过来，全看你自己的了。”
男人自有男人理解和安慰的方式。然而，他能够体验的，是一个男人、一条汉子的痛苦，却无法体验一个伤残的男人、伤残了却仍是一条汉子的男人的痛苦。我想，这之间的不同是无法用概念来加以说明的。“伤残人受了伤害还没地方去说理！”这该是怎样的悲哀呵！在那些日子里，铁生不能正常起居、进食、写作，他甚至要求我，为他保存一些有用的东西。除了默默地流泪，我无话可说，我有什么资格去劝慰一个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仍然想死的人呢？面对无数怯懦地苟活着的人，我又能用什么理由去阻止他呢？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活着或者死去，而是怎么活和为什么死。如果活着对他已成为一种痛苦的忍受，让他为别人，特别是为朋友而继续忍受下去不是太残酷了吗？不久，他躲到北影厂招待所去修改电影剧本《死神与少女》，我们带了菜去看他时，他已经基本恢复过来。关于那次经历，他仍然只字未提。没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我相信，他不是羞于启齿，也不是怯于启齿，而是要把那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很久以后，他对我说：“别怕绝境，人只有在绝境中才能找到出路。”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次面临这种绝境，但我知道，他的变化、他的心的升华——成为他作品的意境、人生的哲学和悟性，是在无数次与绝境的搏斗中完成着。
他的坚强不表现在他没有软弱，而表现在顽强地与软弱斗争，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是跨栏比赛，就像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推石头，坠而复推，推而复坠，永无止息。
有些人关心他的创作，希望他能写出更精彩的短篇、中篇以至长篇；有些人关心他的腿，希望医学上出现奇迹，让他能重新站起来。我和朋友们关心的，则是他在超越连续痛苦的跨栏比赛中能否百战百胜。否则，他便不可能写出什么精彩的作品。否则，即使他的腿真的治好了，也可能会是又一次灾难！
一九八七年
有一个人的存在让我不安１
李南是我的朋友中最让人操心的一个。这话听起来有点儿滑稽，儿女操心父母、父母操心儿女都是天经地义的，何以为朋友操心？如果只我一个为她操心也就罢了，本来我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但是如果连老鄂、刘迪这种不爱操心的人也为她操心，则足以说明李南真的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李南是特别的人，所以她与别人的关系也特别。我知道，“特别”这个词意思有点儿含混，不像特好特坏特强特弱那么提纲挈领。但是我想不出一个更合适李南的说法。
这个冬天李南让大伙儿操心的是房子。简而言之，她要把一套房子卖了再买另一套房子，这中间的曲折暂且忽略不表，总之我们都认为这不是明智的决定。于是和老鄂、刘迪商量阻止她的对策，其中包括侧面说服房主不卖给她，背后警告朋友不要借给她钱。当然我们还掰开了揉碎了对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正面和她争论甚至吵嘴，直至最终把这件事儿搅黄。
本来这是私事，对任何人来说如此蛮横的干预都是不可思议的冒犯，但这个规则惟独对李南无效。记得八十年代她婚变时朋友们专门开会讨论她离婚中的是是非非，到场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她负有责任，她也有义务听取大家的意见，像是法院的听证会似的。虽然以后的实践证明，她是她，他还是他，别人也还是别人。这种共产主义式的人际关系现在几乎消失了，只有在李南那里还行得通。也许她会固执己见，但朋友不会保持沉默，她也不会抗议朋友侵权。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李南是“公共”的，她可以在朋友家轮流住，如果不指望吃她做的饭，你也可以随时住在她家。我曾经开玩笑说，李南只需要一张月票，就能在城市里生活。有她在，我们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