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突兀得有时候让人不安。她从不怕与陌生人打交道，不管你是如雷贯耳还是名不见经传，在她眼里都一视同仁，可是往往却难为了对方。她既不像下岗女工可怜兮兮，又不像知识分子满口道德文章，既不像精英分子慷慨激昂，又不像白领女性潇洒时尚。在这个社会，连另类都成了准主流，该把李南这么个色的人归到哪一类，实在是一个难题。
有一个人的存在让我不安３
李南是上过天堂入过地狱的人，看破了红尘却从不消沉。她走路总是高昂着头，目光明亮，身板也挺拔。她既不维着有名有钱的人，也不刻意躲着有名有钱的人，更不用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犯踌躇，那份坦然和从容是绝对装不出来的，没有底蕴学也是学不来的。没有工作的李南整天都很忙，像一个救火队员被呼来唤去，一会儿帮别人带孩子，一会儿义务帮助搞环保展览，一会儿跑到北京郊区为别人看房子，一会儿又为捐助活动做义工。在一切都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年代，遇到张不开嘴求人帮忙的事，只能去找李南。她还在遇难的人周围忙来忙去，自己却不立言，不标榜。你问她在忙什么，“我玩儿呀，玩儿得可开心了！”不经意间，自己先就颠覆了道德优越感。
这几年她反反复复把一个插队时的故事写了好几遍，故事的主角是个女知青，因为左调唱得高而在知青中不得人心，李南虽然和她是同屋，但绝不原谅她总以一贯正确的面貌打压别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正统的女知青在众目睽睽之下隐瞒了十个月的身孕，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生下了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女婴，女知青自己在结了冰的房子里剪断了胎儿的脐带，用报纸擦干净血迹，并试图把婴儿冻死。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李南早就给我讲过，但文章中李南把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对自我的反省。三十年后，李南质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使得政治上的正确压倒了人道主义的同情？我们在生活的污泥浊水中自我消耗的时候，李南也没闲着，她在心灵的荆棘中自我救赎。
长久以来，李南的存在让我困惑。是她落伍了，还是我们随波逐流？什么才是完满的生活？物质与精神，是鱼与熊掌可以兼得，还是非此即彼？
身边很多下海经商的人都曾信誓旦旦地发过誓，只要挣够了活命钱一定金盆洗手。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我的目标是挣两万元，有这样的目标，在当年应该算是个大野心家了。当年两万元的银行年利息是二千元左右，那时我的年薪才不到七百元。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有了这样一笔钱后的生活该是多么自由自在。遗憾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野心早已经实现，但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却并没有到来。挣了钱的与没挣钱的，挣了小钱的与挣了大钱的，都没有挣脱被物欲驱赶的命运。撇开那些利欲熏心的不说，只说那些怀着“用钱买自由”的美梦的人吧，不只在商场上历尽艰辛，在精神上也同样是伤痕累累。富并痛苦着的人越来越多，富并快乐着的并不多见。于是，一些人膨胀了物欲而收缩了精神，不是原本不聪明，而是非要由聪明变糊涂；另一些人热衷于推理、辩证，试图在安贫乐道与追名逐利之间寻找平衡。
泛泛地说，人人都对“极端”持否定态度，“妥协”作为一种处世态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似乎不懂妥协就不是现代人了。“底线”这个词使用频率也颇高。其实底线也是分高低的，不同的人会设置不同的底线。不杀人是底线，不害人是底线，不说谎是底线，说真话也是底线。如果没有界定，就等于没有底线。同样，自由也有不同的质量，钱可以买到时间的自由、享受的自由、堕落的自由，却难以买到心灵的自由。所以，有些人为渡出苦海，煞有介事地吃斋念佛，但是仍然静不下来，放不下来。这与真诚无关，或许也与信念无关，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即使从生理上来说，退也比进要难许多。就像吸毒，底线不是吸多吸少，而是连沾都不能沾。
李南一开始就看穿了禅机，不用身体力行，就看清楚了追求物欲无止境，她用不着“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就一步到位地达到了“看山还是山”的境界。她原地不动，而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集体绕了一大圈儿却又回到了原地。这时我们才发现，不入套的，惟有李南！她说勤奋就勤奋，说偷懒就偷懒，想忙就忙，想闲就闲，快乐得让人嫉妒。李南的超脱与其说是悟性，不如说是天分，与其说靠修炼，不如说靠直觉。难怪她像个巫师，看着我们忙我们累我们愤怒我们焦虑，只站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笑。
李南是自成一体的，不可以与什么人比较，也不需要与什么人比较。很难想象，身为主妇的李南怎样操持日常生活？身为母亲的李南怎样教育子女？我是尘世中人，对于这样的人只有景慕，没法步她的后尘。对于几种类型化的人，我也许能了解更深，描述得更清晰，对于李南，我却不能。所以我实在无法回答，如今无牵无挂的男人女人大有人在，为什么如此超脱的只有李南一个？
二○○四年
穿越世界的旅行１
十月刚过，田晓青打来电话，告诉我刘羽因为肺癌住在复兴医院。这消息让我半天没反应过来。我说，不会吧，去年年底他还好好的，说好回波兰把餐馆卖了就回来，回来就再也不走了。那时我正在装修新买的房子，我们约好，有了大房子把老朋友都叫上好好聚。晓青说，是真的。六月在波兰查出肺癌，当即就做了手术，八月回到北京开始化疗，其实那时肿瘤已经转移到了腹部。刘羽是要强的人，他不愿意在医院病恹恹地见朋友，或者说，他不相信自己会从此爬不起来。十月，检查出肿瘤转移到了脑部，他意识到自己随时有可能失去意识，再不与朋友们见个面可能真的晚了。
我到病房时，护士正在和刘羽讨论一种止疼药的药效，那是一种进口的贴剂，每贴八十元，据说二十四小时内有效。护士认为刘羽虽是自费病人，但他从国外回来，一定用得起进口药。后来听他家里人说，在医院每天的费用超过五千元。记得刘羽说过，他的目标是攒够十万美元就彻底回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攒够了那个数，即使真的够了，也仅够他花几个月。十几年的积蓄最后都扔给医院，真是为刘羽喊冤。
我给他带去了白色的百合花，找来饮料瓶插上放在他的床头，而且从始至终握着他的手。我不在乎病友们狐疑的目光，我握着刘羽的手，希望一只健康的手一只女人的手能传递给他一点儿温热。因为瘦得脱了形的刘羽让我想起丈夫临终前的样子。那时候我常常这样握着他的手，我知道他需要，不仅因为我是他的妻子，更因为他肉体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刘羽说，振开的妈妈来看过他，还给他带了些钱，振开也从美国打了许多次电话，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在北京见面。我知道振开对他很重要，这么多年来，不管他多么失意与落魄，振开始终和他走得很近，况且，振开还有“北岛”这样一个著名的笔名，这是他引以为骄傲的。我不知道振开对此有什么感受，但如果我是振开，会很情愿让刘羽这样的朋友享用一下自己的名字。人活着谁没一点儿虚荣？活在俗世里怎能没有一点儿世俗？
说实话，我愿意把更多的宽容给予刘羽，不是因为人之已死其言也善，实在是因为刘羽一生追求的太多得到的却太少。
我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但他肯定比老三届年长，“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一个厂里做工。他家住在小西天北影演员剧团宿舍。那是一个著名的院子，院子里住着许多著名的人，而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工人。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陈凯歌、田壮壮等人都是在那种著名的院子里长大的，所不同的是，他们还出生在一个个著名的家庭。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好处是见多识广，可以让你生出美好的向往，但同时也会让你经受残酷的失落。比如，老一辈摄影家钱江是他家的邻居，钱江的儿子钱涛涛与他同龄，在那个年代，钱涛涛开始玩摄影。那是一个被说成是撕票子的爱好，刘羽当然没有那个条件。他一生中惟有一次与摄影沾边，就是八十年代与香港中新社到西藏去拍纪录片，他请了假和摄制组一起进藏，担任的职务是场记。让人心酸的是，刘羽临死前念叨说，他一辈子就想有一架好相机。对于少年刘羽来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向往，也是一个太奢侈的向往，它像一粒种子撒在心里，他用一辈子浇灌它，但却无法预料它开出的是罂粟还是玫瑰。
刘羽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居然赢得了院子里书香门弟名门之后的尊敬，他性格谦和，为人厚道，勤奋进取。他读了许多书，据说专攻文学理论。大家给他取外号“刘公”，有少年老成之意。操持遗体告别会的，正是当年院子里的发小，如今有的是名校的教授，有的是公司的老板。
刘羽是北京地下文学圈子里资格最老的人。七十年代初他就与芒克、彭刚相识，这两位结义的北京最早的先锋派，已经是地下文学历史的正本，而对于这段历史刘羽无疑是见证人。当年大家戏称他是先锋派的联络副官，芒克与北岛相识也是通过刘羽的介绍。在《瞧，这些人》一书中，芒克专章写到北岛，写到彭刚，却几乎没有提到刘羽。只有一处，在写陈凯歌的那一篇里，芒克写道：“至于什么……刘羽……等人物，在我的记忆里就太遥远了。”的确，刘羽实在没有值得书写的历史，没有诗，没有画，没有小说，没有电影，他的名字很少见诸于报刊和荧屏，被忘记是很自然的。刘羽死后不久，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我告诉芒克：“刘羽死了。”他说：“是吗。”他再无话，我也再无话。
刘羽在北京先锋派文学青年里游走，却没能成为先锋派人物，还一不小心陷入了政治的泥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