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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上主要议题是提出建立一个正式的亚非国家间经济/技术/政治互助的联盟组织。虽然这是一个代表着占世界面积将近1/4（3100多万平方公里）和世界人口约2/3（14。4亿人）的大会。但却有这各种政治诉求和意见。这和万隆会议一样，要想寻求所有国家的认可显然是不可能的。
最后，经过12天的谈判，由主席亲自牵头，与几个主要的亚非拉国家：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以及埃及5国为牵头的20国达成统一意见，签署《亚非拉国家技术易货贸易组织框架》和《技术互助与市场开放原则》等纲领性文件。为亚非会议联盟国家间进行互惠贸易，获得资金技术支持，以及贸易市场合作的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而这个1957成立的经济组织，成为了在60年代于全球民族独立运动浪潮获得独立的众多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国家联盟”的前身。
会议上，刚刚受到苏联老大哥帮助而进入工业化的新中国，成为了会议上能输出更多更全面技术输出的香饽饽国家。对中国自己，这场具有战略性眼光的会议联盟，有效的打破了西方世界的封锁，享受到以货易货和输出技术换取换取各种廉价原始资源、庞大的市场等战略受益。据1958－1962年中国对外贸出口数据统计，中国输出基础加工技术，所换得的资源总和就已经满足了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多数需要，特别是当时战略急需的石油、铜矿等资源；另外值得一提的，巴西、阿根廷在59－62年正好是农业丰收年份，中国方面在“亚非会议”框架下，用航空工业、武器制造工业技术输出，所换取的宝贵粮食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而外贸市场的需求增加致使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要考虑到的制造业增容问题。沿海、中部部分地区开始建设更多的制造业工厂，进一步有效的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而1958年全国完成的社会主义工业改造，也将在未来数十年，将以亿数记的新生劳动力和工业化捆绑，成为新一代的工人，成为这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支柱。
亚非会议联盟其他国家，也因为国内建设所需要的工业品，也能以相当优惠的价格易货到几个主要国家的工业产品。也就是说，亚非会议让中国、印度等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国家寻求到了以部分技术换廉价资源的渠道和市场。同时适当的消费市场扩大，也进一步刺激了国内的工业化发展。
亚非会议并不强调意识形态的输出，而主席也早就看出来这个大会掺杂这美苏两极的小弟。所以，不指望一跃而就，这个联盟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就达到了战略目的。更多的小兄弟国家还是需要时间培养，历史上，中国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也随着民族独立浪潮，在60－70年代达到了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亚非拉组织每两年一次的会议，轮流在最早签署成立组织的5国间轮流举办。而与会领导人乘坐的专机和护航战斗机，就成为了这5个新兴国家经济体攀比重要方面。例如第二次会议于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举办，护卫总理专机的国产歼－5在新德里机场降落后，就格外印度总理尼赫鲁羡慕嫉妒，立誓要设计和制造属于印度自己的飞机，同时也刺激了当时印度正在研制中的HF－24“风神”喷气战斗机的进度。
根据21世纪的国家档案局的档案解密，1957－1967年之间，中国通过亚非会议联盟，总共帮助了巴基斯坦、埃及、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越南、阿根廷、巴西等12国建立了米格－17、19、FC系列的大修工厂、生产线和超过800架战斗机/直升机的组装零件。帮助部分国家建立了本国航空工业或现代化的空军。真正从红色之翼，正在变成了翱翔于世界各个领空的“穷人之翼”。
第三节 彩虹公司的历史
更新时间2011…9…25 21：52：16 字数：2491
1955年12月，香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奈塔先生开始和一位叫海荣豪的富商一起，将“彩虹特种飞机公司”宣告正式运营。成立之初，厂址设在香港新界天水园。整个公司占地80亩，由原来的“代号K”临时简易机场改建，有一个1200米的水泥跑道，4座简易仓库/停机坪。1954年英军实际取消香港驻军之后，该机场交由社会资本运营。斯奈塔和小野子就在这个地方开始了他们的直升机企业传奇生涯。
斯奈塔根据在捷克斯洛伐克研制的CH－2轻型直升机设计经验和CH－3的设计计划，并结合目前能于国际市场上能获得各种航空类知识，分析得出——大约在1958年年底前可以完成第一个商业多用途直升机的项目的结论，内部代号“蜻蜓－1”，也就是捷克CH－3B的改进版。这种单发（最大可载7人）轻型多用途直升机的设计指标为最高时速180公里/小时，巡航速度为140公里，航程400公里，载重500公斤；彩虹公司规划，也就是经过这3年（1960年以前），组建队伍，锻炼团队，并于1957－58年开始研究更实用的CH－4项目。
这些计划通过AIA在1956年1月上报给内地航空工业部。诚然，斯奈塔博士的项目规划对于目前中国所装备的已从苏联获得生产技术许可的米－1和米－4型直升机而言，并没有任何技术/性能上的优势。且蜻蜓－1项目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可靠强力的发动机，彩虹公司能否在未来5年里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某种成熟的发动机是个大问题。而且，在香港花大价钱投资这样一个项目是否值得？能否有效推动国内航空工业发展？至少在目前的看来，众多同志都表示怀疑。但，饭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根据1956年中共中央对于苏军入侵匈牙利事件的判断，主席在内参中表现的观点来看，“不惜一切代价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支撑国防自主能力变得尤为迫切”。而且，当时购买苏联的任何军备和技术都是要花大价钱的（所谓的友好价格均是有政治利益交换，如果没有，依然价格高昂）。所以，东平力排众议，还是在这份文件上填写了“同意”二字。
1956年，由海荣豪和斯奈塔牵头的项目组正式开始了蜻蜓－1项目的研制。好在处于香港的彩虹公司不受巴黎统筹小组的限制，一些材料和工艺性的难题还是很快能找到替代品；且由于海荣豪总是能在一些秘密渠道获得一些重要资源，例如方案风洞测试结果、结构强度设计结果，甚至1架全状态版本的米－1和米－4直升机真机和部分设计图纸。
项目进展也相当快，1959年1月23日，蜻蜓－1首次试飞，该机采用两台米－1M的AI－26BF发动机，第二次试飞就飞出了191公里的最高时速。实际性能使巡航速度140KM/H，最大航程400公里，最大载重650公斤，可载7人。从技术指标上讲，水平已经达到米－1的水平，能有效满足搜救、巡逻等日常任务。选择使用该发动机，是因为中国国内的发动机厂已经在58年完成仿制，结构上由于海荣豪一再强调项目需要适合大规模生产和经济性。所以，斯奈塔博士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整个飞机只需要1000多个零件，多采用模块化方法，甚至比米－1的生产成本都低。而所采用材料也尽量多采用普通航空铝材、不锈钢，甚至木材，易于第三世界国家制造。用海荣豪的话说，这个项目是发家之本，自然要做到足够的符合客户的胃口。当然他嘴里常常说的“客户”到底是谁，当时似乎谁也不知道。
1959年年底，该产品正式成熟定型之后被命名“彩虹－1”，代号CH－1。首批12架以极具诱惑力的价格卖给缅甸，取得了以个比较好的开门红。
接下来的1960年，该项目又获大单，以“完整技术输出”的方式，销售2条生产线和10年技术支持，获得埃及的大订单。不过，这个大订单背后，其实是新中国政府与埃及政府全面靠拢为大前提的，并且一揽子”技术换食品”政治交易的实施，为中国成功度过三年自然灾害提供了必要帮助。
斯奈塔博士很欣慰自己的作品能如此快速的打开市场。当然，对于他的合作伙伴海荣豪的“通天”的运作能力，他也心知肚明背后必然有大国支持；另外其手下团队中超过7成的抄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内地技术人员，也让他更加肯定彩虹公司的背后及背景是谁了。这层窗户纸他也难得捅破。用它的口头禅就是——“没有什么可以不满意的，上天已经对我和我的飞机很眷顾了”。
1960年开始，彩虹公司开始进行CH－1的武装改进研制计划。1961年7月推出了侦查/武装型的CAH－1，2门12。7毫米机枪加2门57毫米火箭巢。驾驶室部分加强了防护装甲，增强了抗坠性和安全性。机体结构进行了部分加强和减重，整体部分用特殊合金做了替换。整机1830公斤减重之后居然掉到了1560公斤，机动能力有相当幅度的提升。这些工作使之成为一种比较可靠的轻型武装/侦查直升机。
1961年相关CAH－1的全套技术直接被用于江西昌河飞机制造厂。相关改型也在留苏米里设计局直升机设计专家余天直主持。1962年，这种以后被代号直－2的直升机通过国家测试而正式投产，与CAH－1区别的在于，直－2强化了武器挂载能力，同时换装了湖南株洲肮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改进的792涡轮发动机（即涡轮5），拥有更大马力发动机，另外还加装了制式通讯装备和观瞄设备。直－2W（武装型）与同期黑龙江哈尔滨飞机负责仿造米－4（后来的直5）在60年被大量制造，成为人民解放军走向机械化的重要基础。这种被最终大量生产的CH－1国内型号，被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