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在那里住过，我父亲就是住的次数不多，时间不长，肯定也在那里住过。因为那里是货郎作生意去四峡口必经之路，洞在路旁山岩三十米处，路也好走，当地人躲反常成群结队在那洞里居住，那个不用掏钱的“宾馆”，住一住不是也挺好吗？
带着崇敬的心情，2005年4月14日，由当地书画艺术家毛浓丹陪同，我探访了岩屋洞。
岩屋洞，喀斯特地貌形成的溶洞，洞口用大石砌墙，洞宽约8米，深约20余米，高约十几米，成牛角状，里小外大，洞的左侧和正前有1。5米高的石台，上面平整，像一个弧形的圆炕，能睡十几个人，右面靠岩壁处，是生火做饭的地方。顶上溶洞的钟乳石倒挂，千奇百怪。站在洞内，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现住北京的我，父辈曾住此洞，曾在猿人住的环境里创家立业。曾在这儿把我托向高处，送往峰端。望着这洞，我心酸了，落泪了，父亲啊父亲，你奔波一生，怎么把这样的苦难曾未讲给我听。
我站在洞内，久久不愿离去，这儿曾住过的先民，这儿曾住过的父辈，我记着你们人生坎坷的路，记着你们创业的艰辛。
在洞口，我看到了水峡居民的新居，看到了镇安的变化，看到了古都西安的兴盛，看到了北京奥运村旁我居住的高楼耸立。看到了二十一世纪一个崭新的世界。
偶遇奶妈
在北羊山甘沟的采访中，遇到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妇。花白的头发下，映射着一幅略代红润的脸膛。眼睛很显然模糊不清了。
她从两间瓦屋的高坎上下来，似乎对我很熟：“你是丛娃吧！你是丛娃吧”。我的小名叫丛林，母亲和当地老人为了好叫，都叫我丛娃。“你上一次回来，我就要去看你，但我去时，说你已经走了，我好失悔啊（后悔的意思）。”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向母亲见到儿子一样。
不一会，旁边的一位老人对我说：“你小时，她还给你喂过奶。”
我大吃一惊，真有此事吗？我旁边的几位儿时好友解释说：“这是真的，那时你一岁多，他的大儿子刚刚出世不久，那时你妈身体不好，奶不够吃，你又很瘦，你妈就抱着你到她怀里吃奶。”
我算了一下，她比我只大17，那么说，她17岁就有了孩子。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义，但在那个时代，又算不了什么新鲜事。
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有病，我又是个依恋母亲的孩子，总想吃奶。为了给我断奶，母亲把我送到外婆家，我曾叼着外婆那干痹的奶吃个不停。
母亲50年前离开这里，未曾提及，1996年去世，无法对证。今天看来，甘沟的乡亲们都这样说，那应该是真的。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用母乳曾哺育我的这位老人。我理当报恩。
我扶着她，走向她的家里。她淘淘不绝地问着我家的情况，问着我父母的情况……。
我为老人拍了标准照片，并与她合影留念。临走时，我给他留了一些钱，她无论如何不要。她说：“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一面，我就很高兴了。”我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给我喂过奶，你是奶娘，我这只是表达一点心意，但恩是报答不完的。”说后她留了下来。
临走那天，我去向她告别，她已在路边的田地里点种玉米，我看着她那饱受苍桑的神态，粗糙的双手，八十多岁了，还在为生活操劳，不仅一阵心酸。我握着她的手，祝福她多保重身体，有时间我还会来看她。
我放开了她那粗糙的双手，向远方迈步。她在向我招手，我几次回过头去，向她挥手告别。
再见了！曾用年轻乳汁哺育过我的深山奶妈。
再见了！北羊山名叫刘初礼的老人。
土地
土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属私有制，中国的少数人，占有着中国的大量土地。因而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深得人心。
土地，在旧社会，是祖业，是家产，是穷富之分的界限，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有了地就有了一切，没有地就得受剥削压迫，就得当佃农，当长工。祖祖辈辈就得受穷。因而那时，中国人为拥有自己的土地而奋斗一生。
我的祖父，在长安白鹿塬，只有九分地和三间“半边盖”的厦子房。传给我父亲的就这点家产。九分地那时要养曾祖母、祖母、爷爷、二爷、父亲和两个姑姑，是不可能的。因而父亲自民国十八年逃荒，研肩磨担，靠着一双肩膀，一根扁担，为我家在关中白鹿塬买了十八亩地，在陕南甘沟买了半边山坡。
白鹿塬的十八亩地，是他经过近15年的奋斗，用一块一块攒起来的现大洋购得的。
他在关中购地时，已是1949年至1952年的事了，记得1953年，我父亲已在关中买了一头牛，准备弃商从农，过一过“十八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日子。记得那时有地三块：一块在南岸湾，在北桑村的东南面，东西走向，很长很长，宽度也不过六、七米。还有一块在八里坟，在村的正南面一个土坎上，方方正的。还有一块在村官路南面的土壕上。
为了这十八亩地，父亲奋斗了半生。到1956年合作化以前，我们家每年卖购粮，交公粮已经是用大车拉了，那几年，可以说我家真正过了几年丰衣走食的日子。但好景不长，父亲解放后买的地，土改时定成份还定成了一个中农。五、六年后又拉牛交农具参加了农业合作社。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大锅饭吃着，但日子每况於下，农民越来越苦。
陕南北年山干沟兰草凹的那块山地，我只知道上齐猪头石，下至河道，东至山梁分水岭，西至小河沟。总共有多少亩，说不清，反正是沟沟砍砍的乱石窝，下边有几块较大的慢坡地。
那一面山坡地，是父亲用60匹布，从一个叫冯万忠的手里买的。听说冯万忠欠别人的钱，等着用钱，就卖掉了他的祖业。父亲买这块地，一则我母亲是陕南人，她一时不想回关中，二则为拴住我的大哥赵教文，作为继父的我的父亲，为母亲前房儿子购买一块地，为他留下一份家产，这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也是父亲为人正直厚道的品格体现。
我家购了兰草凹那块山地后，卖地的冯万忠曾不愿离开那里，还想在那里种地，1949年，我和母亲、妹妹回到陕南时，冯万忠已叫了他们的亲戚在那里开始种地了。母亲为夺回本应属于我们的土地，曾于冯万忠等几个男人开展了一场夺地的生死较量，冯万忠仗着男人势众，母亲则以一个妇人的胆识与泼辣，与冯家大打出手。母亲打不过他们，就在茅坑里灌了一尿桶稀屎，在那些男人中抡来打去。结果，母亲胜了，那些男人们跑了。
自那些后，母亲开始雇人种地，雇人开荒，我们也搬到了那块山坡地的两间茅屋。
冯万忠失去了土地，气地得了精神病，在一个屋子里打打闹闹。他的一个儿子叫灯娃子，有点小偷小摸行为，结果叫一些学生用黄豆挤压耳朵，赶出校门。后来冯万忠一家住到了没人住的阴坡堖上。我这一次到干沟，听说这一家人已没有了。
土地，谁拥有了它，谁就有了一切，谁没有了它，谁就没有了一切。我父亲在陕南北羊山买了那块山地，随着1956年我全家迁往关中，那块山地合作化时，也就随之归了集体。
记得1991年父亲来到北京，有一次我曾讽刺他一辈子没有给后人留下家业。父亲当时看着我，想说什么，可是什么也没说。80多岁的父亲，曾用他双肩为我们置下的土地，因为社会的变革而归于集体，但父亲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给我们留下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是后人的一笔财富，他比土地更重要，比金钱更宝贵。
走向长安
1947年12月27日，（民国三十六年腊月二十八日），在兵慌马乱中，父亲带着母亲、我和妹妹金凤，还有二哥的岳母毛全香、未婚妻候安琴及候安域、候安香、候安霞。两家人在漆黑的夜晚，打着灯笼，从干沟出发了，离别故乡，走向长安。走的原因是那里开始了打仗，目的地是关中长安白鹿塬北桑村。
漆黑的夜里，父亲领着这群男女老幼，急冲冲的向西前进，父亲的担子上挑着两个孩子，我的妹妹金凤和候安域的小妹妹霞。那个时候，没有公路，路都是人踩出的羊肠小道。高一脚低一脚，母亲和毛全香都是小脚女人，也不知他们怎么走过来的，天亮时分赶到了西口。后来的路线是经铁厂、铁炉沟、宽坪、凤镇、马儿峡、蔡玉窑、沙沟岭、安沟、秦岭、汤浴、魏家寨、上原到南桑村至北桑村。记得在两叉河，八路军和国民党保家部队还打过一仗，我们住在一个木板门的客店里，早晨听到枪响，老百姓不许开门，当我在门缝里向外看时，看到一个人搜另一个人的身，看来那是八路军逮住的保家队员。那一仗在两面山头打了两个多小时，八路军取得了胜利。
记不清在路上走了多少天，记不清在路上受了多少难，六岁半的我一双小腿，跟随母亲的一双小脚，翻越崇山峻岭，回到了父亲祖籍长安。在我们一行九人中，毛全香的小女儿安霞，由于路途的艰难与恶劣环境折磨，到了北桑村的第三天，就死在了白鹿塬。
1949年6月，我又同父母、妹妹回到了干沟，开始住在亲戚候家，后来又住到樊家冲小舅家，在那里渡过了一个饥荒的春天，吃过神仙叶、观音土、榆树皮。1950年我住到了干沟泰山庙左前方的两间草屋，那一年我9岁开始上学，第一任老师叫吴周德，他是个教私塾的老先生，第二任老师叫石显豪，第三任老师叫徐唐尧，我每一次到镇安都要去看他。
1951年父亲买了兰草凹半坡山地，从那以后，我家在陕南有了自己的土地和两间草屋。后来父亲把在云镇放牛的哥哥接回家里，叫他也在泰山庙上学，兰草凹的山地，父亲是买给赵教文哥哥的，为了留住地，还给他取了个童养媳。哥哥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于1952年又回到云镇叔叔家。1949年5月17日，母亲在干沟兰草凹的草屋里，生了弟弟耿兴宽，1953年母亲又生了最小的一个弟弟，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