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起的胜利却招致了日后战役的失败，这是兵家大忌。太多的事实都说明，强硬并非是取胜的保证，有时会转化成失败的引子。
黄石公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这里的所谓柔，是指道德上的感化；所谓刚，是指窃贼似的强硬。柔弱的人会得到别人的扶助，而太刚强的人积怨太多。”由此可知，纣王当年百战百胜，但最后还是被周武王消灭了。项羽每次都打胜仗，最后一次却全军覆没，也是由于他的胜利引来了大家的怨恨，最后大家纠集起来联合战胜了项羽。汉代的学者随何说：“项羽打了胜仗，所有的诸侯都有危机感，恐惧祸及自身，就彼此结盟，互相救助，所以楚国虽然强大了，却招来了更多的敌人。”照这个说法，假若天下已定，只要一战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使用诈术一举获胜是可以的；倘若乱世英雄起四方，鹿死谁手还未定论，就失信于天下，最后一定要失败、灭亡。
白起最后的失败是必然的，他不能在客观上认识战争的性质和对抗的本质，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却失去了一个国家的安危。君者也不该如此，决策影响命运，在必要时采取一些柔弱的办法对抗对手，反而比强强对抗更容易胜利。五、诸葛亮“为他人之胜”杀马谡
马谡是有名的战将，但却因失街亭违反军纪而被诸葛亮斩杀，事后蒋琬对诸葛亮说：“从前楚晋交战，楚国元帅得臣兵败被迫自刎，晋文公得知后很高兴。现在正值天下混乱之际，处死有智谋的大将，难道不可惜吗？”
诸葛亮无奈地流着泪说：“孙武能克敌制胜，是因为军法严明。悼公的弟弟杨干仗不听军令，同样被司马魏绛以军法论处。现在天下未定，四海分裂，战争刚刚开始，如果法令不严，还怎么东征西战呢？”
晋代史学家习凿齿并不赞成诸葛亮的做法，他说：“诸葛亮不能兼并魏国，是理所当然的！昔日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看到荀林父没有及时过河，文公没有把他军法处置，结果取得了成功；楚成王不理解得臣是为了他才失败的，杀了得臣后导致了更大的失败。当时蜀国偏处一地，人才不多，正是用人之际，而把马谡这样的俊杰杀了，起用才德都较差的人，很明显是把纪律看得比人才更重要。这种做法分明是不记取三次北伐失败教训，想成就大业，就有困难了。”
例如：公元前597年，晋景公命令荀林父率军与楚国在邺地打了一仗。荀林父大败回国后请求自杀。晋景公想答应他，士贞子劝阻说：“不可以。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军占领了楚军大寨，整整吃了三天楚国的粮食。晋文公仍旧神色忧郁。左右随从说：“有喜事还忧虑，如果有了忧愁还能高兴吗？”文公说：“楚国的元帅得臣还活着，总是忧心忡忡，高兴不起来。困兽犹斗，何况是一位国相呢！”等到楚国杀了得臣，晋文公喜形于色地说：“这是晋国的再一次胜利，楚国的又一次失败呀！”从那以后，楚国有两代之久国力衰弱。现在上天或许是要给晋国一个大警告吧！再把荀林父处死，让楚国得到双重的胜利，晋国从此以后恐怕就不行了。荀林父侍奉你，处理国务的时候竭尽忠诚，回家休息的时候想着弥补过失。他是国家的栋梁啊！这样的忠臣，为什么要杀他呢？他这次失败，如同日月有日蚀、月蚀，怎能损害其光明呢？”晋景公听从了他劝告，恢复了荀林父的职权。
第三编 君道之明晰臣之优劣（4）
军纪严明固然可以增强军队团结，进而增强其战斗力，但如果军队缺少一个英勇善战的将领领导，这个军队的纪律再严明，也不会有出色的战绩。与纪律相比，人更重要，忽略了人的重要性，只强调纪律，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会战无不胜呢？这样的军队不就是“无头的苍蝇”吗？
故诸葛亮杀马谡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六、成也商鞅，败也商鞅
商鞅作为名臣，他的功绩在于他能徒步游说秦孝公，带着帝术、王术、霸术三种策略，破坏了六国的合纵辅助秦成就了霸业。但在他治理国事、施行霸术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有失偏颇之处，值得为君为臣者汲取教训。
刘向说：“商鞅为使秦国富强，在内发展农业，对外让有战功的人受赏晋爵。不阿谀权贵，不脱离普通百姓。《尚书》所说的：‘没有偏心，不结私党’，《诗经》所说的：‘周朝的治国之道像磐石一样公平坦白，像箭一样正直无私’，就是像齐景公时的名将司马穰苴那样善于激励将士，像周朝的创始人后稷那么善于发展农业，都比不上商鞅。这才是秦兼并诸侯的主要原因。”因此荀子说：“秦国四代人都取胜，不是靠幸运，是靠谋略。”
许多君王成就霸业都是因为他们善于运用智谋。如曾称霸一时的齐桓公能信守诺言，自柯邑会盟之后，各国诸侯无不佩服桓公的信义；晋文公在围攻原邑的时候，与城中居民约定，三日城不下，就领兵而去，后来果然如期退兵。文公的这种作法，取得了各国诸侯的信任，所以赢得了盟主地位。这都是桓公的谋臣管仲和文化的谋臣咎犯的智谋。
商鞅的智谋帮秦国取得了霸主的地位，受到了秦王的重用，可是商鞅主政后，却开始背信弃义，不仅背叛了公子印也背弃了与魏国的约定，用计谋打败了魏国。各国诸侯因此畏惧秦国的强暴无信，谁都不敢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商鞅自以为懂得王霸的道理，但就他所做的事来看，完全是不伦不类。
所以，商鞅虽然有智有谋，能使国家保持一段稳定和和谐的发展，但他却不是一个合格的霸者辅佐。周朝的召公实施仁政，死了以后，后人思念他，做了《蔽带甘棠》的诗来歌颂他。召公曾经在甘棠树下休息过，人们因怀念他不忍心伐树，更不用说会伤害召公本人了。管仲夺取了伯氏的骈邑三百户，伯氏也毫无怨言。得政后的商鞅对内实行严酷无情的刑法，对外穷兵黩武，东征西伐，最后车裂身死。从他的经历和功德来看，作为霸主的辅臣，他还不完全称职。但惠王杀他也不对，作为君者应当在重用商鞅的同时，施行宽容平和的法律。广施恩德，取信于人，才是成就霸业者的作为。
这些历史经验无不说明，以商鞅的做法，对内立法严酷，对外背信弃义，是不能做霸主的良相的。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秦孝公急功近利，只求速成不听商鞅的劝告，也是有过错的。商鞅的做法也有屈从于当时的形势受孝公制约的原因。所以不能否认商鞅也是懂得真正的霸术的。
所以，对于商鞅的功过，为君者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他的功在于统一了国家的法令，而过则在于施行法令的手段太严厉，使臣子、邻国从惧而怕之到惧而远之，因此，实行法制时懂得适可而止对治理国家很重要。
第四编 君道之广纳贤臣良将（1）
君者要想干成一番事业，使自己的基业长盛不衰，识臣选臣是关键，会识人、选人、量才而用是古今成大事业者的重要条件，反之，也是失败者的重要原因。
从古至今，人才都是国家兴旺、事业兴隆的关键。人才决定着他能够在君位上稳坐多久。
古人说：“大禹使夏朝兴旺，桀却使之灭亡。成汤使商朝兴旺，纣王却使之灭亡。阖闾使吴国战无不胜，无敌于天下，而夫差却被俘虏，国破人亡。秦穆公使秦国显赫于诸侯，秦二世却国破家亡。皇帝一样，然而功过、成败却不同，根本原因就在于用的人不同。也因此，周成王即位时虽然还不过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由于有周公的辅佐，各国诸侯照样要朝拜他；赵武灵王在五十岁上被围困在沙丘宫，活活饿死，就是由于任用了李兑这样的人；魏国因为有了公子魏无忌，被侵略的国土才一一收复；赵惠文王因为任命蔺相如出使秦国，才使秦国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楚国因为有了申包胥，才使被吴国打败流亡他国的楚昭王回国复位；齐国因为有了田单，才使齐囊王得到王位。
由此可见，君王如果不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不能辨别正义和邪恶的得失，吸取霸业和亡国的经验教训，是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功成名就的。
由此知悉，根据一个人的才能授予他能胜任的职权，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
一、事业兴旺靠人才
每个君王都希望自己的统治能长久，都想让自己的疆域不断拓展，但这不是想想就能实现的，要使事业兴旺，关键是靠人才的聚集，人才多的地方，经济就繁荣，反之则萧条。
例1：黄石公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从前太平的时候，诸侯有两军，方伯有三军，天子有六军。天下一乱就会发生叛逆，王恩枯竭就结盟、立誓相互征伐。当政治和道德力量势均力敌的时候，争霸的双方才会招揽天下的英雄。”所以说：“得到人才国家就会兴旺，失去人才国家有灭亡之危。”
例2：从前齐桓公去见一个叫稷的小臣，一天去了三次也都没见到人影。于是，侍从建议齐桓公不要再找了，而齐桓公说：“有才能的人轻视爵位、俸禄，当然也会轻视他们的君王；君王如果不想做霸主，自然也会轻视有才能的人。即便稷敢轻视爵位和俸禄，轻视我难道不是可以理解的吗？然而我却是想做霸主的呀！”就这样，齐桓公前后共去了五次才见到稷。
二、对真才，君王应礼贤下士
国家兴旺，经济繁荣，表面上看是由于君王英明的领导所致，其实，君王最明白那全是仰仗自己身边有众多可以任用的贤才，明智的君王都清楚人才的可贵。为君之道，贵在明晰人才的重要，肯礼贤下士。
《尚书》中说：“能得到贤人并拜他为师的可以称王。”
何出此言呢？人才真的如此可贵吗？
齐宣王召见颜斶时说：“颜斶你到前面来。”颜斶也说：“大王你到前面来。”齐宣王闻听此言脸色大变，说：“难道士人比君王尊贵吗？”颜斶说：“从前秦国攻打齐国，曾经颁布过这样一道命令：有谁敢去柳下季的坟墓五百步之内打柴�